年还要支付23亿元。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干部编制属人事部门管理，工人编制属劳动部门管理。这两种编制是不能跨越的。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这种情况在军队里也很明显，干部和战士的界限也不能逾越，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干部的发展机会比工人多。社会声望也高低不同。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与此相关的是，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别对他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如果脱离了单位，就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不同单位之间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的差别都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在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过去企业分为局企业、处企业、科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实际上，这种单位行政级别既是权力层次的表现，也是对资源控制多少的表现。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已经没有私有制了。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二轻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当时的看法是：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低形式。后者是在前者的领导和支配下进行生产的。在城市工业中，集体所有制也比全民所有制低一个等级。在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单位工作的职工，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很难调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当然，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谁也不愿意调到集体企业去工作的。那时，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也可以称之为“软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国家是阶斗争的工具，是镇压的机器；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而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则是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逝世之前，正是“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最受推崇的时候。所以，在无形制度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有着重要作用。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起作用。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
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
软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第2节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毛泽东逝世后争夺继承人的斗争，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是原封不动地接受毛泽东的遗产、坚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破冰前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
如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接班人是顺理成章的。北京高层人士间的传说不能说没有根据：江青任中共中央主席，张春桥国务院总理，王洪文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毛远新当然也是一颗有实权而且有更大前程的新星。这个班底恐怕也不是他们自己的梦想，一定是符合当时最高权力的意志。当时不仅没有人敢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报刊上每天都在宣传这种理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务实派没有话语权，他们虽然心里否定无产阶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说不出口。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但这只是一种折中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９月１１日到９月１７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脸上显得十分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想把权力抓到手。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此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所以，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次会上江青说：“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逼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治丧问题……”江青说：“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力！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叶剑英说：“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治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但第一位的事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９月１２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它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它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就说：“这样吧，文件还由小张保管。它为人可靠，让她给我当秘书吧！”小张是指张玉凤，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９月２１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向有利于他们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深夜两点种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它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为什么对毛泽东留下的文件进行“大战”呢？显然，都想争夺继承人的合法性。想从这些文件中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谁得到了这些文件，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恐怕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等在这些老元帅面前，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一个。丁盛听说毛主席病危，特意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被杀头的，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发生什么事情，对上海是一个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听老帅的，就抓“第二武装”。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经过丁盛催促，马天水批准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到八月底就发出了７万多件。９月２１日，王洪文悄悄回到上海。大力督办“第二武装”。实际上，几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３０００多万元，制造了大量武器。９月２３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还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４０万民兵，要有４０万支枪，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９月２８日，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９月２９日，晚１１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华国锋心里明白，江青已经有工作，何须再安排？他们的意思是想让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
第一个议题失利，他们又提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干部，在新疆被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毛泽东把他当亲儿子看待。１９６４年，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同他谈到青年人的成长问题。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