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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态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之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前，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１９８９年李鹏同志向人代会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意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误的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基本建设规模８５年已经基本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的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８８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身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１９８７年以前，我国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国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１９８８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地提高存款利率，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成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了票子。着重讲１９８８年发生的这结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１９８８年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社会主义初期阶段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我在那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要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性。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经验来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能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廉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四）
同志们就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对我提出我批评的意见。我愿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忧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间确实有所增长。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像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在这期间，我感到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经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着，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究竟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底，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须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１９８７年４月以来，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自由化是个长期的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这个观点。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须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１２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须跟上。
（五）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加五月十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对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它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的使这些单位背上了包袱。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本书作者注：这篇报告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后来又以一位老同志那里的原件为依据进行了多处校正）
赵紫阳致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信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们：这次召开的十五大，是我们党在二十世纪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再过两年多的时间，就将进入二十一世纪。值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满成功。请允许我向大会提出一个对「六四」事件重新评价的问题，请予审议。令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两个问题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回答。
第一，那次学潮不管存在甚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但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当时的武装镇压，虽然迅速平息了事态，但不能不说，人民也好，军队也好，党和政府也好，我们的国家也好，都？当时的那种？策和行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造成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情况。
第二，对那次学潮当时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态呢？我当时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了争取这种结局。我现在仍然认？，采取这种方式，是可以不流血地平息事态的，至少可以避免严重的流血冲突。大家知道，当时学生中的多数是要求惩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改革的，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颠覆共和国。如果我们不把学生的行动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采取耐心的协商、对话、疏导，事态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这样就不仅能？避免流血冲突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而且能够在执政党、政府和人民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沟通和互动模式，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使我们的国家不但在经济改革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将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
对于「六四」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现在全国形势尚属稳定，思改怕乱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人们当年的那种激动情绪也逐渐趋于平静，我们党如果能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出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问题，并主持进行这一工作，是可以排除来自不同方面的极端情绪的干扰，而把解？这一历史难题的进程引上理性、宽容、和解，以及严格遵照解？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注重总结经验教训，不注重追究个人责任」的正确轨道上来。这样就既可以使历史难题得到化解，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争取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希望我们党审时度势，早作抉择。以上建议供大会审议。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