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受陛下特眷，原假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崇祯帝一听，龙心大悦，连连许诺袁崇焕说，只要收复辽东失地，不要说你可封伯封侯，就连你的子孙也可同沐圣恩。边上的群臣一听皇帝这样说，连忙异口同声地夸袁崇焕道：
“袁崇焕肝胆意气，识见方略，种种可嘉，真奇男子也。”
这一夸，直把袁崇焕夸得心花怒放，似乎辽东之复，已是指日可待！
崇祯帝此时已累，便先回便殿休息一会。皇帝一走，有位名叫许誉卿的给事中便向袁崇焕请教，问他凭什么只要5年就可复全辽？
袁崇焕被许誉卿这么一问，也只得老实回答：
“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也。”
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考虑到皇帝为这事日夜操心，我姑且说5年可以复辽，宽宽他的心。许誉卿一听，知道袁崇焕其实也是心中无底，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因此他立即责怪袁崇焕道：
“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许誉卿说得也有道理。皇帝英明有为，不是糊涂之辈，你袁崇焕随口说5年可以复辽，到时候皇帝真得按5年之期来考核，你怎么办！许誉卿的话犹如一盆冷水，令袁崇焕冷静下来了。他想起以前治辽的经历，以及朝中的复杂、辽东的艰苦，不由得后悔刚才的失言。因此，当崇祯帝休息后重新踱出来时，袁崇焕的口气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
“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迁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这时袁崇焕把价码抬高了，不像开始时那样轻率。他提的那些要求也是实情，如果没有朝廷上下一致，同心协力，辽东的仗就没有办法打下去。崇祯帝觉得有道理，便对身边的部臣说，要满足袁的要求。袁崇焕接着说：
“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
这些话很有分量，听得崇祯帝不知不觉站了起来，当即表示：
“卿勿疑虑，朕自主持！”
刘鸿训等阁部大臣见机，也向崇祯帝请赐尚方宝剑，假之便宜，崇祯帝立即同意。此时的崇祯帝，满怀希望，只要袁崇焕提出来的，他都答应。在他看来，只要辽东一平，中兴也就指日可待。而崇祯帝越是这样，袁崇焕越是担心。因此他在临赴任时，又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疏，把他心中的想法和担忧，一一写明。他说：
“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焉。”
说完自己的用兵之策后，袁崇焕话锋一转，点出自己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担忧。他接着说道：
“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
袁崇焕这段话，似乎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他所担忧的，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现实，而亲手杀他的，竟也是爱他知他的崇祯帝。
袁崇焕赴辽东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宁远兵变，十分棘手。
宁远兵变在袁崇焕赴任前就已发生。起先是镇守宁远的川湖兵因连续4个月未领到军饷，起兵闹事，其余13营也立即响应。叛兵们捉拿了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并把他们拘押在谯楼上，形势十分危急。
刚刚赴任的兵备副使郭广，与士兵们没有多少冲突，所以说话尚有些影响力。他竭力保护毕自肃，并千方百计筹集到抚赏等银两万余两，交给川湖兵。川湖兵仍不满足，郭广只得又向商民借贷，凑足5万两，才稍稍压住叛兵凶狠之势。巡抚毕自肃也得以逃到中左所（即塔山堡）。他大概是自感罪行深重，或许是对朝廷感到寒心，所以在上书自劾后，便上吊自杀，寻求解脱。
宁远兵变，反映出当时官军的脆弱。就体制而言，官军士兵主要是招募而来。明初的那种卫所制度及其兵源征募的办法，此时已名存实亡。既然是招募，则兵员素质首先就得不到保证。在当时，只有没办法的人才会去当兵，而且绝大多数人是冲着兵饷去的。这些兵，管得好就是朝廷的官军，一旦管得不好，那差不多就是盗贼。朝廷4个月不发饷，他们能不闹事吗？
这事也怪不得巡抚毕自肃。他虽有治兵不力之罪，但兵士哗变，最直接的原因是欠饷。说到底，是朝廷拖欠了前线的兵饷。毕自肃虽为巡抚，但本身拿不出钱，只有朝廷给钱，毕自肃才有银发饷。
袁崇焕得知宁远兵变后，立即赶赴宁远，与那位能干的郭广密谋对策。袁崇焕的做法，与别人不同。他竟然宽宥了这场兵变的首恶杨正朝、张恩顺，令其充前锋立功自赎，以稳住人心。但像兵变这样的严重谋反事件，总得有人去承担责任。袁崇焕便斩了15名从犯，又把预先知道川湖兵要发动哗变却没有及时上报的中军吴国琦处斩，并罢免了一批军官，以平群愤。当时只有都司程大乐统辖的一营兵士没有参加哗变，袁崇焕特予以奖励。在这些措施之下，宁远才算平静下来。
事态虽已平息，但军饷总得发下去，总拖着也不是长久之计。袁崇焕平定宁远后，立即上疏朝廷请饷。崇祯帝便召群臣商议。绝大部分大臣都请求崇祯帝发内帑充饷，以解燃眉之急，因为户部已无银可拨。崇祯帝一想到要动用自己的“内帑”之银，心中就不太情愿，但不好明确拒绝。正在崇祯帝为难之际，聪明的吏部侍郎周延儒体察到皇帝的心思，便出语惊人，发表了与众不同的高论：
“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效尤，帑将安给？”
崇祯帝一听，有道理！忙问道：
“卿谓如何？”
周延儒接着说道：
“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
什么是经久之策呢？周延儒几天后又说：
“饷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银耳。何故哗？安知非骄弁拘煽，以胁崇焕邪？”
这句话真是说到崇祯帝的心坎上了。当时崇祯帝正疑心边将以兵变要挟朝廷，请发军饷，给周延儒这么一点拨，更是豁然开朗。
周延儒这番话，很得崇祯帝欢心。只要能少出他内库的银子，他都听得顺耳。但周延儒的话，却害苦了带兵的将领们。当时的官军，都是招募来的，帮朝廷打一天仗，朝廷就得给一天银子，因此并不像周延儒所讲的那样，有粮无银也能应付。当时朝廷欠饷普遍，不仅欠辽东的军饷，也欠其他地方如陕西等地的兵饷。因此，袁崇焕在平定宁远后，便立即向朝廷请饷。鉴于当时辽东的形势和袁崇焕的面子，崇祯帝尚能基本满足。
袁崇焕随即着手整饬辽东的防务，调整人事安排。毕自肃自杀后，袁崇焕上书请求不要再设巡抚。后登莱巡抚孙国桢被罢时，袁崇焕又上书请求罢除不设。同时，袁崇焕把宁远、锦州合为一镇，由祖大寿仍旧驻守锦州，加中军副将何可刚都督佥事，代替总兵朱梅驻守宁远（朱梅已被解任），而将驻守蓟镇的赵率教移至关门。这样一调整，山海关外仅存两员大将，而袁崇焕自己则镇守宁远，基本上做到了事权归一，理顺了人事关系。
到了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崇祯帝以春秋两防的功绩，诏令加袁崇焕太子太保，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袁崇焕意气风发，原先的小心谨慎已被抛之脑后。不久，他就做了一件令朝野大为震惊的大事，那就是诛杀毛文龙。
4。毛文龙被诛
这位毛文龙，也是当时的一位奇人。他的祖籍在山西太平。因其父到浙江杭州做生意，毛文龙生在杭州，便落籍杭州府仁和县。一般人都认为毛文龙是杭州人，而实际上他是个地道的山西人。
毛文龙虽生在杭州，但仍像当时的许多山西人一样，天生不爱读书，也不事生产，而是阅历江湖，空口谈兵，属于无赖不正之徒。到后来，他出走投奔他的叔父毛得春，世袭其职充百户，开始到军队中去发展。到天启元年（1621），他已是巡抚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
也就在这一年，毛文龙策动后金的镇江（九连城）守将陈良策反正，一举占领该城，侥幸成功。这次胜利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称之为“镇江大捷”。王化贞立即组织兵力，准备一举剿灭辽东，结果是无功而还。不久，镇江城也被后金收复。
毛文龙因有“镇江大捷”，而被提升为副总兵，累加左都督。天启二年（1622）春广宁失守、辽东全线崩溃之后，毛文龙及其据守的皮岛就显得重要起来了。此年六月，朝廷在皮岛设东江镇，再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挂将军印，赐尚方剑。除皮岛这一基地外，毛文龙当时尚占据着朝鲜境内的铁山，设有营寨。
毛文龙一心一意经营他的东江镇。这皮岛（椴岛）居鸭绿江口之南，离朝鲜本土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险要。岛上居民多是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毛文龙便招募一批手下，做他的“海外天子”。
平心而论，毛文龙仍是明朝的将领，因为他确实在打击后金，牵制敌军，而且还常常上书朝廷，慷慨激昂，说些中听的大话。如他在天启三年（1623）曾上书兵部，说“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两年之后，他又说：“两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这些大话，他说了不少，不仅魏忠贤爱听，一般人也喜欢听。对于一个这样的朝廷来说，能说些大话的人毕竟还是有用的，至少符合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况且，毛文龙也做了一些实事，为辽东的战局起到了某种牵制作用，尽管他把斩杀6人说成六万之众等等。
话又说回来，明末说假话、大话的人，也并非毛文龙一人，至少是真正说真话的人不多，因为朝廷上下愿听真话的人本来就不多。事实上，就算毛文龙不说大话，他也承担不起收复辽东的重任。朝廷的大军在关外尚且节节败退，何况毛文龙这样的乌合之众。
或许毛文龙本人就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不断与朝廷吹些大话，要官要饷，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做事。他不断地要饷，不免也吃些空额，落入自己腰包。更严重的是，他还利用皮岛的地理优势和军队的特权，做些生意赢利，经营的商品中也有不少是违禁品。他还代朝廷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但不上缴。总的来说，毛文龙在皮岛，兵练得不怎么样，但钱赚得还可以，很有些经济头脑。
毛文龙赚的钱，除落入自己腰包外，开支也不少。手下的一大帮兵马要靠他养活，指望朝廷有时候也的确不可靠；朝廷那么多官员也得罪不起，需要打点。毛文龙在这方面从不吝啬，朝廷上下拿他钱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帮他说话。毛文龙的最大问题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总以为朝廷没有了他，辽东局势就会如何。他还以为他上下使了钱，朝廷的官员就都会帮他讲话，奈何他不得。在崇祯帝刚即位的天启七年（1627）九月，毛文龙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疏，说他“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五事”，具体而言，则是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杀战功、传言不断等等，最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崇祯帝拿到这个奏疏后，不明真相，想想毛文龙也真是不易，便下了一个令毛文龙浮想联翩的诏书，称：
“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东顾方殷，岂得乞身求代。还宜益奋义勇，多方牵制，以纾朕怀。”
崇祯帝的这种态度，无疑更加刺激了毛文龙的狂妄自大，以至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后人在后金的“满文秘档”中还发现了毛文龙与后金往来的密信。毛文龙在密信中曾与皇太极议降，提出所谓“尔（指皇太极）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类的投降条件。假如这些档案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因为明末不少人认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就是为了投降后金，没想到毛文龙却曾有过降后金的举措。这真是冤杀了袁崇焕！
毛文龙此等狂妄，自认为朝廷缺他不可，不料朝廷新任命的辽东总督袁崇焕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这位当时尚深受崇祯帝宠爱的袁崇焕，原本就与毛文龙有矛盾。在任辽东巡抚时，袁崇焕就曾提出撤销东江镇的建议，朝廷没有采纳。在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出兵攻击皮岛时，袁崇焕的救援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慢了半拍，令毛文龙吃了大亏，丢掉了铁山大营。袁崇焕也因此事而被毛文龙在朝廷中的那些代理人猛烈攻击，最终乞请致仕归里。
袁崇焕此次重掌辽东帅印，毛文龙的问题当然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在袁崇焕赴辽之前，大学士钱龙锡曾问及袁崇焕赴辽后的具体方略，袁崇焕明确表示：
“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易耳。”
此言表明，袁崇焕在赴辽之前，就有除掉毛文龙的打算。
袁崇焕一赴任，果然就以毛文龙开刀。袁崇焕很精明，知道毛文龙的要害所在，因此他上了《策画东江事宜疏》，要求朝廷改变运往东江粮饷的饷道，并派兵部部臣参与皮岛的粮饷管理，以便用粮饷来控制住毛文龙。毛文龙当然不干，立即上疏抗辩，而且话说得很难听。他说：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