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层逃税，那么没有特权的小户就必须承担原本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那部分税粮，而事实上他们又承担不起。他们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聪明一点，把自己的田产投献给那些特权户，向他们交租，因为租额毕竟要比那些赋税稍稍轻一点。这样一来，更是恶性循环。
吏治的腐败也是朝廷财政败坏的另一重要原因。明末官场的贪污之风十分猖獗。朝廷上下，普遍腐败。京官压榨地方官，地方官则又压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是百姓和朝廷。若论法定的年俸，明末的官员个个应该清贫，至少不会富裕，但实际上，明末的官员，绝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通过贪污等不法手段，把本应流入国库的钱放到自己袋中。以至崇祯帝多次哀叹，要是武臣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事情就好办了。
其实，崇祯帝还该加上一句，那就是皇帝也应该不爱钱。事实上，从其祖、其兄，再到他自己，似乎没有皇帝不爱钱。皇室的经济欲求依凭特权地位而日益恶性膨胀，也是败坏朝廷财政的重要原因。
从表面来看，皇帝及其亲属似乎没有必要去参与这些掠夺行为，因为皇帝从理论上讲拥有王朝的一切。而实际上，当时的财政体制，还是对皇室和朝廷有所区别的。一般来说，供朝廷开支的赋税，归户部、工部、太仆寺、光禄寺分别掌管，其中主要是户部的太仓银库；而供皇室开支的收入，如矿冶关榷之税及前述的金花银，则流入内承运库。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在习惯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即皇室收支和朝廷收支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到明中后期，皇室首先在分配领域极度扩大自己的直接利益。大规模分割和侵吞财富，而且往往是以公然掠夺的方式实现的。如万历皇帝，为了扩大皇室财源，公然派遣以宦官为首的矿税监使，赴全国各地掠夺财富，最终激起民愤，引起了不少地方的动荡。
皇帝把钱拿去后，也绝不肯轻易拿出来。按照惯例，皇室收入（内帑）与朝廷收入（主要是太仓银）虽各有用途，但在特殊情况下，二者之间还是可以互相支持、流动的。而从万历帝开始，皇室绝不肯拿出钱来支持朝廷。像在万历年间，先后用兵朝鲜、宁夏、播州，军费开支巨大，而万历帝却始终无动于衷，不肯拿内帑出来应急。至万历帝临死前，辽东的仗打得节节败退，急需军费支撑，而太仓却无银可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万历帝仍不理睬大臣们的哀求，就是不出内帑中的一丝银子。有位胆大的户部官员，一度截流了一笔金花钱急充军费，万历帝知道后龙颜大怒，严令户部立即补足。至于军费短缺，似乎与他无关，反正他的钱是不能动的。
不仅皇室的钱不能动之分毫用于朝廷，更严重的是，皇室反过来还要朝廷为其支付巨额开支。像万历皇帝，似乎在赌着气用钱。太子成婚、诸王册封、乾清官修建等，万历帝用掉了朝廷上千万两银子，把国库中的银子几乎用得干干净净。到了天启帝时，皇室还进一步掠夺地方库存，把各地原先的小家底掏得干干净净。到崇祯帝时，这种局面仍没有丝毫改变。自诩是一心为国为民的崇祯帝，在钱的问题上，竟跟其祖万历帝一模一样，死守着他那份内帑，不肯轻易拿出来。
除上述人为原因外，明末的灾荒似乎也特别多，许多地方几乎是无年不灾，而朝廷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救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灾民们连生计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恢复生产，交粮纳税了。
顺便说一句，这些灾荒虽有自然界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人为因素。例如，在当时这样的农业社会中，水利是命脉。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维持和组织水利事业。在明初以实物和徭役征发的财政体制之下，各地的水利事业尚能维持。在费用方面，基本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分摊，而百姓则出劳力。明中期以后，这一套水利原则就无法维持了。如黄河，原先规定3年一小挑，5年一大挑，定期疏浚。但至万历以后，黄河水利就无法维持了，导致河床淤积越来越厚，河堤经常决口，造成了严重损失。又如江南地区，水利更为重要。只要稍有懈怠，立即就有水旱之虞，重则江河决堤，轻则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在明末，江南水利也处于失修状态，水旱灾不断。
水利重要与否，应该是每个官员都能明白的简单问题，但水利仍连年失修。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经费不足。朝廷不肯出钱，地方无钱可出，豪绅大户更不肯破财，而广大的百姓，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白白出力。况且，百姓即使肯出力，也无处出力，因为政府不进行有效的组织。
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但一谈到钱字，就没有人肯出头了，连崇祯帝也是如此。如在崇祯初年，给事中黄承吴就当面向崇祯帝指出：
“东南水患不断，都是因为水利失修。”
崇祯帝立即问道：
“水利为何不修？”
大学士周道登、钱锡龙回答说：
“水利是东南第一大事。但修理需要钱粮。”
崇祯帝一听要钱，立即沉默不语，过了好久才转弯抹角地说：
“要修水利，可否扰民？”
意思很明白，要出钱，只有向百姓要，取之于百姓却又会扰民，那就干脆不修。对朝廷最重要的财源之地东南地区的命脉之事，连崇祯帝都是这种态度，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
朝廷的财政收入日益恶化，而开支却日见增多，收支就很难平衡了。
自万历朝以来，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多，本已不足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应付。
军费开支是最大的一项。万历朝打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如宁夏、川贵等平乱，虽是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至万历后期，辽东之战越打越大，从此以后，变成了一个无底洞，越填越深，至崇祯朝时，已不知填进去了多少。而雪上加霜的是，天启末年西北战火燃起，朝廷又要于东北之外，再往西北扔钱，而且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皇室开支则是另一大项。自万历、天启以来，皇室大事不断，万历帝、天启帝用掉的钱，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其他一些开支，也很可观。如8年中接连死了3个皇帝，丧葬费就是一笔大数字。不过，最经常的巨额开支还是宗室。到了明末，宗室人数已达60万，其所需宗禄就超过两税的收入，朝廷财政根本无法承担。
2。竭泽而渔
竭泽而渔
朝廷上下都需要用钱，而朝廷财政又拿不出足够的钱。拖到后来，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加征，一是拖欠。
当时已普遍用银，且辅之以钱，初看起来似乎已有货币制度，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现代政府，如财政出现了巨额亏空，尚可以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来转嫁负担，即通过多发行货币，贬值货币，来解决或缓和财政压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但这种手段在明代却不行。因为明代的主要货币虽是白银，却并非银币。流通中的白银价值，基本上是其本身作为贵金属所拥有的价值，而不是朝廷通过银币发行所规定的价值，朝廷对货币价值的干预力很小，更无法使用通货膨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的目的。朝廷虽也发行制钱，但一来是数量太少，不是主要货币，二来制钱用铜制作，加上手工，价也不菲，因此其作用不大。这说起来也十分奇怪，因为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白银，无论是其数量还是地位，都已不同一般，却始终没有形成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而在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如欧洲诸国，却相继出现了。
这样的货币制度，使当时朝廷的亏空变得十分棘手。因为朝廷的亏空，就如一个家庭一样，亏一分即是一分，是实实在在的亏，除非拿实实在在的银子来补足，否则别无他法。在这一点上，这种亏空与后来的赤字很不一样。
朝廷财政在这种亏空状态下，根本无钱正常支出，那只有拖欠。说难听一点，就是能赖就赖，能欠即欠。堂堂天朝，做到这种分上，实在让人难堪。
明末朝廷的拖欠，实际上到了惊人的地步。像前述的水利兴修之类的开支，根本无人顾及，并且还算不上拖欠。而有些说起来实在是不能拖欠的款项，朝廷竟也能照样拖欠。
宗室的宗禄，说起来根本就不能拖欠，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朝廷的面子，而且那些领宗禄的人，都是皇帝的至亲，在从前，事实上也不太敢欠。但到明末，朝廷也照欠不误。到后来，经常出现宗禄无法正常兑现的现象。如庆王府，据说到了崇祯六年（1633）才领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宗禄。代王脉下的一些子孙，竟也8年未领禄米，而灵邱王的部分禄米，竟有缺50年而没有支到的。这种情形到后来已相当普遍。当然，这与宗室人口急剧膨胀也有关系，但财政困难却是最根本的原因。
朝廷还大欠军饷。明末，各镇士兵、军官都依靠月饷生活，1个月不关饷，则其生活来源就会发生困难。当时朝廷的边饷，主要有民运银和京运银两项。边军各镇主要依此为生。但到明季，这些边饷无法如额到位，拖欠十分严重。如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天启七年（1627）18年中，仅京运银一项，朝廷累计拖欠各镇多达900多万两白银。尤其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拖欠日益严重，至天启末，拖欠数到了惊人的地步。
由于朝廷拖欠，士兵根本无法如期关饷。天启年间，像固原、延绥、宁夏3镇，经常是数月无饷，经年无饷。像边远诸堡，甚至有3年领不到饷的。至崇祯元年（1628），陕西镇的兵饷竟积欠多达30个月。至崇祯二年（1629），延绥、宁夏、固原欠饷竟达36个月。士兵生活无法维持，导致了大规模的哗变从乱。
上述两项，仅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类似的情形更是比比皆是。这样的拖欠，不仅使朝廷许多功能实际丧失，误事坏事，更重要的是，朝廷的形象、威信也由此扫地，颜面无存，严重影响了人心，朝廷的凝聚力也逐步丧失。试想，连这种基本费用都无法开支的朝廷，又会有多少人真心实意地为它卖命，而能不懈怠应付，甚至不起异心，另谋活路？
话又说回来，朝廷虽能用拖欠暂时应对困难，但有些费用却如燃眉之急，无法不予支出。像在辽东前线的用兵，如不筹军饷，那么部队就无法上前线，士兵也不会去拼命，皇太极的铁骑也就会长驱直入，那当然不行。朝廷官员为了筹饷，也就只能在加征上动脑筋，即提高税率。
加派的手段虽不常用，事实上也确实不能常用，但在明朝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如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犯京师，朝廷兴兵防御，京师和各边的军饷，骤增至近600万两，一时国库支绌，于是有加派田赋120万两之议。但这次加派，仅限于南畿和浙江等富裕之区，而且也是临时性质，事过即罢。在此以后，虽有地方官吏私自加派之举，但朝廷却没有在全国境内加派。
至万历末年，辽东边患兴起后，仗越打越大，时间越拖越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而万历帝也不肯支出内帑充军费。无奈之下，朝臣只能议增田赋。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朝廷连续3年加派田赋，累计每亩增加了白银9厘，全国增加田赋收入约520万两。由于地方截留他用或拖欠等缘故，朝廷实际每年可增收入350万两左右。由于这笔钱用于辽东战事，因此被称为辽饷。
因辽饷仍不足军用，天启年间又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率，约能每年增加收入240万两。与辽饷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760万两。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实际能收到500万两左右。
这种加派，真是空前绝后。当时朝廷的正常收入，应在1500万两左右。而在短短的几年中，朝廷竟加派至750万两左右，增加了近一半。从万历末年至天启七年（1627）的前后9年中，朝廷通过加派，实征了近4千万两白银。而且，这种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问题。如杂项，本身就是正赋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质，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实在说不过去。又如，加派依全国统一标准进行，根本无视地区之间的贫富区别，对原本贫穷的地区实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后来的局面，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万历、天启年间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复加的地步。但至崇祯年间，朝廷竟又连加了4次。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朝廷便于原先的9厘之外，每亩复增了3厘，称为“新饷”，全国共增田赋银165万两。到了崇祯八年（1635），总督卢象升又请增饷，朝廷便决定加征“助饷”。到了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饷”，每条银1两加银3分。到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提议加征“练饷”，每亩1分，总额达700百余万两。这种加派，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这些加派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要落在一般的纳税户头上。具有优免特权的那些缙绅大户，仍会像逃避正税那样，逃避这种加派。这样一来，本已十分不稳定的纳税阶层，更是陷入了绝境。明朝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饮鸩止渴。
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祯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仍在顺天府尹任上的刘宗周，就对朝廷的做法很不满。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非宁，朝令夕考，或许会太平立致！”
接着，刘宗周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
刘宗周依次列出崇祯帝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两个方面：
“一是辽事。当时天下正是三空四尽之时，而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