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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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山的晚风-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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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十三日,张献忠率部攻下河南宝丰县后,曾把读书人都集中到城东河仄龙王庙,一一问过姓名,并劝慰大家不要惊慌。之后,张献忠竟用陕北方言说了一句:“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说完之后,不语良久,最后把这些文人放回城中,拔营而去。这件轶事说明张献忠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不完全是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莽夫。    
    按通常的说法,张献忠在造反之前,先是做过延安府的捕快。张献忠之所以去做捕快,是因为他与同学斗殴,一拳打死了同学,家里为他消灾,几乎是倾家荡产。他父亲一气之下,把他赶出了家门,于是他便去做了公差。    
    在延安府做公差时,张献忠常受同事的欺负。据说张献忠曾叹道:    
    “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    
    依其性格,张献忠大概是会讲出这种话来的。据称,张献忠身材高大,状貌魁伟,脸上有些许麻子,其性情也是不同一般,常常以豪杰自居。像他这样既有抱负,一心想出人头地,又极具逆反心理的不安分之人,往往是乱世魔王,不会安于现状,久居人下的。    
    既然捕快做得不舒心,又不见得能出人头地,于是张献忠便去投军。在军中,张献忠勇敢善战,立功受赏,获得了不少财物。邻居们见财眼红,常向他借贷。只要他稍有不肯,邻居便以告官来威胁,由此也可见他的财物来得也有些不明不白。县衙的吏胥,也经常向他敲诈勒索。不巧张献忠的族人去做了强盗,县官便把他拿去拷问。张献忠大怒,说道:    
    “我的资财得之于战阵,是以身家性命去搏来的,不曾做过有负于人的事情。族人被胁迫去从乱,我怎么能知道?你们逼迫如此,是驱虎入山耳!”    
    张献忠竟然敢采取这种态度,结果自然是被重处,坐淫掠罪而被判死罪。幸而他命不该绝,正要行刑之时,主将陈洪范至,见其奇伟状貌,便替他向总兵王咸求救,最后张献忠被鞭打100后释放,捡了性命。    
    如果此事属实,那么,陈洪范真是罪该万死。要是当时他不去多事,为张献忠求情,那么张献忠必死无疑。砍了张献忠,至多是陕北多一条冤魂,而放了张献忠,天下则多了一个混世魔王,纵有10个陈洪范,也无能为力了。    
    崇祯三年(1630),王嘉胤占据府谷,攻下河曲,张献忠在米脂以18寨应之,从此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因他身材高大,面长而黄瘦,加上作战勇敢,便得了个“黄虎”的名号,又称“八大王”。与他一起造反的,还有罗汝才。罗汝才足智多谋,人称“曹操”,其军队也被命为曹营。    
    至崇祯四年(1631)王嘉胤战死,王自用起而代之,率部攻掠山西时,张献忠已是“三十六营”中之一营的首领,已能算作一位人物。此年冬天,洪承畴督三边军务,张献忠、罗汝才曾率2千人投降了朝廷,不久又重新叛逃,进入山西。    
    此次投降,是张献忠多次投降中的第一次。在后来的造反生涯中,张献忠又多次向朝廷投降,并在渡过难关后,又无一例外地重新叛乱,让其对手吃尽了苦头。由此也不难看出张献忠的性格。相比较而言,李自成投降朝廷的次数则要少得多了。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张献忠追随高迎祥,用行贿、诈降之法,偷渡黄河天险,逸出山西进入河南,窜入卢氏山区,然后突至内乡,经邓州(今河南邓县)等进入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县)、襄阳(今湖北襄樊)两府,把湖广西北部搅得天翻地覆。    
    崇祯七年春,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一度曾把张献忠等部围在汉中栈道(也有人称之为兴安境内车厢峡),几乎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全歼之。在万分危急之下,张献忠又用行贿、投降之法,骗过陈奇瑜,死里逃生。    
    崇祯七年(1634)底八年初,在新任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的洪承畴的追杀之下,张献忠随高迎祥再次杀入河南,并于正月中旬攻下了明中都凤阳,大震天下。    
    据说,张献忠与李自成在凤阳还闹下了点不愉快。两人为争中都的那些唱曲阉人,伤了和气。据说后来李自成落难时,曾两次去投张献忠,张献忠都没有接纳,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攻下凤阳后,张献忠率部南攻,围庐州、掠舒城、安庆,陷庐江。屠戮巢县、无为、潜山、太湖、宿松诸城,然后从皖西英山等地进入湖广境内,弄得罗田、麻城、黄安等地,处处报警,最后又借道河南,转回陕西。    
    在崇祯八年(1635)底至九年(1636)上半年,张献忠追随高迎祥,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主要对手是刚刚由湖北巡抚升任总督五省军务的卢象升。    
    崇祯九年正月,张献忠随闯王高迎祥东下安徽,一度曾围攻滁州,大震留都南京,逼得卢象升火速来救。农民军转而攻打凤阳,未果,便又进入河南。至七月,高迎祥在陕西被俘,张献忠成为势力最大的首领,活跃在河南、湖广一带。    
    至秋天,张献忠曾与其他各部合攻过襄阳城,没有成功。于是,张献忠便与罗汝才等向东移动。至崇祯十年(1627)正月,诸部顺江而下,与久踞在皖西英山、霍山一带的贺一龙、贺锦合营,烽火直达淮扬,搅得江北一片惊慌。    
    张献忠等部先攻安庆,未果。三月,农民军复攻蕲州、黄州等地,并在安庆附近重创官兵后,连下数城。    
    不久,张献忠重回湖广,杀向郧阳地区。六月,滇将龙在田、楚将许名世援郧,击败张献忠。张献忠被迫北撤,进入河南的南阳地区。在南阳,张献忠吃了大亏。    
    此年八月,张献忠部伪装成官军,想骗开南阳城的大门,不战而取之。没想到正遇上悍将左良玉率部前来,识破了张献忠之计。张献忠被左良玉部将一箭射中了肩膀,幸部将孙可望力救,才幸免于难。    
    吃了亏的张献忠,把部队拉到了湖北麻城、蕲州一带,与射塌天刘国能等合营。此时朝廷在军事攻势的同时,也展开了强大的招抚攻势。而张献忠、刘国能等,最终未能抵得住诱惑,于崇祯十一年(1638)纷纷投降。    
    
3。熊文灿的抚局

    在叙述张献忠谷城受抚之前,有必要追述一下朝廷方面的有关情况。    
    崇祯七年(1634)正月,因农民军势力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朝廷特进延绥总督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诸省军务,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讨伐之事。没想到陈奇瑜这位书呆子,在汉中上了张献忠等的诈降之当,失去了全歼农民军主力的绝好机会。崇祯帝大怒之下,查办了陈奇瑜,并重用了洪承畴。    
    十二月,洪承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洪承畴依靠镇压农民军,由一位小小的道员接连破格升迁,至此而极。崇祯帝全力支持洪承畴,并令他于6个月内必须彻底解决问题。    
    没想到农民军竟于崇祯八年(1635)正月由河南奇袭凤阳,一举得手,令天下大震。至同年八月,崇祯帝见洪承畴一人难当重任,便又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并规定卢象升负责东南,洪承畴负责西北,联手合剿。    
    卢象升接手东南战事后,敢打敢拼,竭尽全力,其局面虽不能说占尽优势,却至少尚能维持。到崇祯九年(1636)春夏,正当卢象升与洪承畴对农民军展开东西夹击,形势极为有利时,朝廷却因清兵入侵,不断抽调中原战场上的边兵精锐入卫北京。到九月份,崇祯帝竟下令当时正在郧西追杀农民军的卢象升,总督各镇兵马对抗清军。不久,卢象升又被任命为总督,主持宣大、山西军务,正式离开了中原前线。    
    卢象升的调离,是朝廷的重大损失,直接导致了中原战场的恶化。这一重大人事变动,虽说是首辅温体仁暗中操纵,但崇祯帝也难辞其咎。    
    接替卢象升的是王家桢。    
    王家桢,直隶长垣人,天启年间进士,素喜谈兵,官至兵部侍郎。至此,因卢象升调赴边关,王家桢才又被召复出,总督五省军务,不久又兼河南巡抚。此人少有将才,既无才能,又无魄力,上任后除在河南南阳进剿当地农民军首领杨四处外,竟然举兵不知所进,更不敢出中州半步。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比卢象升更难,注定难有起色,于是从一上任开始,便以身体有病为由连上辞呈。崇祯帝先是准他辞去总督之职,专任河南巡抚。不久,他的家兵竟发生了哗变。一方大将,竟连自己的家兵也约束不住,哪里还谈得上剿匪灭贼!崇祯帝一气之下,将他革职。    
    当时的西北,因有洪承畴及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力战,尚可维持。而原由卢象升主持的东南,自从卢象升调离后,则因将帅无能而显得困难重重,十分被动。除王家桢外,其余如郧阳抚治苗胙土、继任者陈良训、总兵秦翼明等,都只能龟缩在郧阳、襄阳城中,不敢出战。他们当时写的报告,内容大多是匪情。不过偶尔也有妙语,说什么“大小数十战,我既未败,贼势也未衰”云云。    
    在这种局势下,崇祯帝急于任用新人,以求局面改观。崇祯九年(1636)十月,兵部尚书张凤翼因清兵入侵损失惨重,不能安于其位,便自请赴边带兵御敌。此举正合崇祯帝之意,他立即同意了张凤翼之请,同时准备起用新的兵部尚书,即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万历年间进士,湖广武陵人。崇祯二年(1629),其父杨鹤曾因力主招抚而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赴陕北招抚农民军,结果大败而归,被崇祯帝逮捕严办,差点丢了性命。当时杨嗣昌为救父亲,先后3次上疏要求子代父罪,不仅使其父终免一死,而且还多少感动了崇祯帝,对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崇祯五年(1632),杨嗣昌被任命为永平、山海关巡抚。崇祯七年(1634),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不久,因其父杨鹤去世,杨嗣昌卸职回家守制,又再居母丧,一直赋闲在家。    
    崇祯帝选中杨嗣昌,也不是偶然的。杨嗣昌博涉文史,多识先朝故事,口才很好,酬对敏捷。更重要的是,他不肯浮沉宦海,而是想有所建树,具有强烈的责任心。早在陈奇瑜主持剿局时,他就曾屡次上书,献计献策,颇得名誉。兵部尚书张凤翼自请外放后(不久即自杀),兵枢要职空缺,而朝中诸臣中也无合适之人,崇祯帝便想到了杨嗣昌。此时正好田贵妃之父田弘也上疏称赞杨嗣昌之才,于是崇祯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崇祯十年(1637)三月,杨嗣昌抵达京城,崇祯帝立即召见,君臣相见甚欢。崇祯帝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能敢作敢为、能以宏大的气魄彻底解决多年祸患的能干之臣,因此他屡屡召见杨嗣昌,商讨军国大计,并予以绝对的支持。如此知遇之恩,也使得杨嗣昌决心一倾其才,竭尽全力为崇祯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    
    不久,杨嗣昌便向皇帝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宏大计划,即“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战略。“四正”,即陕西、河南、湖广、江北4个地区,此4区被作为正面战场,由当地巡抚主剿。“六隅”,即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此6地被作为辅助战场,由该6地巡抚分防协剿。以此“四正六隅”,形成“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协调。这一计划,是朝廷主动出击的攻势计划。杨嗣昌企图步步围逼攻剿,把农民军一网打尽。    
    杨嗣昌与洪承畴有明显不同。洪承畴老于世故,对农民军能剿则剿,不过分强求,有时甚至是抱着“知其可为而不为之”的态度。杨嗣昌则不然,他具有盲目的自信心理,不讲条件,不看主客观形势,总以为只手也可力挽狂澜。不过,他的这种态度,崇祯帝当时实在是太需要了。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杨嗣昌一方面议兵议饷,一方面物色人选。    
    杨嗣昌建议增兵12万。其中:凤阳和泗州祖陵官兵5千,承天祖陵官兵5千;陕西三边总督官兵3万,总理军门官兵3万,作为追剿之用;凤阳、陕西二巡抚官兵各1万,湖广、河南二巡抚官兵各1万5千。    
    为了应付新增官兵的军饷开支,杨嗣昌要求增饷260余万两。户部尚书程国祥则认为至少需要280余万两。这笔饷银,崇祯帝当然是拿不出来的,因此杨嗣昌建议按田亩加派。但其具体办法,却与卢象升不同。卢象升主张让地主、富户承担重头,而杨嗣昌却主张依田亩一体均输,不计贫富。崇祯帝接受了这一主张,并于崇祯十年(1637)四月正式下诏加征剿饷。剿饷之征,可谓是饮鸩止渴,给本已艰难的穷苦小民加上了重压,朝廷因此也大失人心。北京城里的百姓甚至称崇祯为“重征”。    
    杨嗣昌还竭力推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王家桢为总理。他上疏说:    
    “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识,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    
    熊文灿何许人也? 与他素无交往的杨嗣昌,为什么却要如此力荐呢?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崇祯元年(1628)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不久升任福建巡抚。在巡抚任内,他成功地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得以升任两广总督。后又借郑氏之力,平定了海盗刘香,一时声誉鹊起。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曾向崇祯帝推荐过熊文灿。后来,崇祯帝为了了解熊文灿其人,曾以赴广西采办药材的名义派出一位亲信太监,赴广东密访。熊文灿不明真相,自然不敢怠慢,不免馈送宴请。没想到他酒后一时失言,竟把自己从两广总督这个肥缺位置上推到了中原火山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日熊文灿宴请太监。席间太监谈到了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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