缡赘唬灰恍┪鞣窖д叱浦疤煜碌谝淮蟾晃獭薄�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2。跨国财团，出自广州
提起伍秉鉴，不得不提起广州十三行。当你翻开任何一幅清末以前绘制的广州城坊图，虽然能见到城里头的街名、建筑物名称密密麻麻，好似蚂蚁横道，但你广州十三行会发现西关却几乎是干干净净白茫茫的一片大地。但如果翻开任何一幅近代绘制的广州街道详图，你就会发现——荔湾区的内街比哪个行政区都要密集，而且迂回曲折有若迷宫，一不小心陷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这里面就是世界首富伍秉鉴所在的街区——广州十三行。在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也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春，由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并且可以代表政府征缴海关关税。公告宣布后，广州的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进行了捐银授批。于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便诞生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前期，清政府再次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上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而且开始实行洋行制度，又称公行制度，也就是外国商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或外事交涉一概都由广州的十三行行商进行经管，即由行商充当中介人来沟通中外政府的关系，以限制地方政府和海关官员与外国人直接接触。这一制度的执行，使行商具有对外交往的重大权力和方便，他们凭借这种特殊地位，垄断对外贸易，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康熙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给十三行的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洋船每年到港多达200艘，税银也突破180万两，单单一个广州十三行就向清朝政府缴纳了全国40％的关税。因此，当时的十三行也被世人称作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们更是因为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的欢迎。随着财富的积累，广州十三行中不仅涌现出了一批以怡和行、同文行、广利行、义成行为首的著名商行，而且还涌现出一大批豪商巨富，如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出了“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据历史记载，当年瑞典的商船“哥德堡”号就与广州十三行有着密切的商业来往。如今，在瑞典哥德堡图书馆仍保存着一张1742年1月17日“哥德堡”号第二次离开广州时广东海关发放的船牌。在这张船牌上，详细地记载了“哥德堡”号离开广州时的装备情况，上面记录着：“番梢”即船员120人，剑刀30口，大炮30门，“鸟枪”30支，火药10担，以及弹子300颗。同时，在这张船牌上还写明了“哥德堡”号应该缴纳的一切税款，并且注明这些税款已经缴纳完结，假如在离开广州港后遇到风浪等特殊情况，漂流到其他省份，凭着这张牌照各“关津要隘汛防处所”也不得“重征税饷，留难阻滞”，而且“其随带防船火炮器械”已经“按照旧例填注牌内”。据说，当时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八位数遗产的“千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靠的就是与广州十三行做生意发了大财。后来他在曼哈顿囤积地皮，成了美国首富。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只有广州一处对外开放口岸，故而广州港每天都会商云集。十三行随着外贸往来的逐步发展，也越来越壮大。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可达几十家，少时只有四五家。所谓的“十三行”，实际上是人们习惯性的称谓。由于十三行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所以广州十三行也逐渐成为与当时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今天看来，广州十三行的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3。横空出世，总商之魁
当初，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公告，宣告解除海禁，使广州十三行迅速崛起。但是，令李士祯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在以后的岁月里，还为中国催生出了一位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十三行中，行商的共同组织称为公行，其首领称为总商，一般都是由最富有的行商担任。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以“潘卢伍叶”最为著名，即同文行和同孚行的潘家兄弟、广利行的卢文锦、怡和行的伍秉鉴以及义成行的叶上林四大行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伍家似乎要比其他行商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据记载，伍氏家族原籍福建，康熙初年进入广东。刚入广东时，伍氏曾经从事过商业活动。到了伍国莹这一代，伍国莹在一家行商当起了账房。当时，商户的账房不仅要做会计工作，也参与资产的管理，并且作为商行的成员还可以进行投资贸易。因此，伍国莹在这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丰富的经商经验，并且在他还没有成为行商之前，就已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了商业往来。1783年，伍国莹终于脱离了这家商行，在海关的监督和要求下成为行商，成立了怡和行。在伍国莹的经营下，怡和行已经很有起色，并且在国际商界也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当时，伍国莹在商界的商名叫“浩官”，而且这个名字也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初来乍到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1801年，伍国莹去世，儿子伍秉鉴便继承了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在伍秉鉴手中，怡和行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口贸易产品就是茶叶，而且欧洲人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但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却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到1807年，怡和行已成为了广州的第二大商行。随着行务的发展和贸易额的激增，伍家的资财也逐步上升，成为广州诸行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1813年，怡和行终于被列为总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头人——总商。此后数十年，伍秉鉴一直居于行商的领导地位。直到1826年，他将怡和行行务处交与第四子伍元华掌管，自己退居幕后，但他仍掌握怡和行和公行的实权。伍秉鉴父子两人，都是工于心计、多财善贾的大行商，他们一方面与外商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贿赂、捐输和报效，同清政府和广东各方面的官吏接触密切，官商结合，怡和行的财富也迅速上升。作为封建特权商人，而且清朝又实行捐纳制度，因此伍秉鉴也捐资买了一个三品顶戴的官衔，成为亦官亦商、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的名副其实的官商。同时，伍家父子又凭借中外交涉中介人的有利条件，与外国的外交代表、军政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英国驻华第一任商务监督、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都与伍家有直接的通商关系。而且，英国马地臣行的中文行名就是采用了伍家怡和行老字号的号名，称作了“怡和洋行”。在清代，中国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和广东的行商。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票号，行商的主业则是外贸，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在伍秉鉴的经营下，伍氏家族使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
4。慷慨富有，享誉海外
据《华尔街日报》（亚洲版）说：“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额财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伍秉鉴的富有自不必说，在当时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富豪，家院堂皇气派，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因而伍家庭院也成了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会晤的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商人眼中，伍秉鉴却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富有”的结合。据说，当年伍秉鉴在洋人眼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们都称他为伍浩官老爷。有关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当时的外商中流传着很多。其中，有一个故事表现了以伍秉鉴为代表的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一面。当时，有一个美国波士顿的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了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下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这个波士顿商人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一直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这个波士顿商人用英语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是运气不好。”说着他就把借据撕掉了，继续说，“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吧。”要知道，7。2万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就是在如今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今天300万元人民币。在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银元左右，而伍秉鉴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可见其富有和慷慨。因此，“伍浩官”的名字也开始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由于美国商人把伍秉鉴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所以英国商人也对伍秉鉴万分的信任。尽管伍秉鉴的生意比较多，而且收费也较高，但他们仍然乐意同他交易，因为他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他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算出利息是九百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会相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每年的贸易额就达到了百万两白银，而且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他在外商中的信誉可想而知。
5。多方资助，恩威并用
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有时投资并不单单是为了获得利益，还为了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和心理上的满足。19世纪初期，随着外国商人在广州口岸的日益增多，欧美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也看上了中国这片土地。1835年，第一位美国传教医生伯驾来到广州，但由于中国历来是一个以道教为主的国家，所以基督教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排斥。伯驾看到在中国的传教效益甚微，便转而利用医学途径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创办了广州眼科医局，开始了以医疗活动为手段，以传教为目的的“医学传教”历程，同时也开始了美国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伯驾只是个刚从耶鲁大学医学系毕业的博士生，要想创办一个相当规模的眼科医局并非易事，所以他找到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鉴。面对伍秉鉴，伯驾把创办眼科医局，并以此作为拯救中国人民的途径向伍秉鉴讲述了一遍。伍秉鉴念他处处急中国人之急，想中国人所想，便答应捐出10万元银元建立医局。在当时，伍秉鉴的这一举动实属首例。因为伯驾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所以为了博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他所创办的医局不收取任何医疗费用，那么伍秉鉴的这10万银元也就相当于一个没有任何收益的投资。1835年11月4日，伯驾终于开设了“眼科医局”，但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对西医这个舶来品总保持着一种怀疑和恐惧的态度，因此眼科医局的开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开业第一天，整个医局根本无人问津，直到第二天才来了一位患青光眼的妇女就诊，第三天又来了六个病人。而后，医局的情形才慢慢地转好。在伯驾的治疗下，随着病人病情的好转，人们的恐惧和疑惑逐渐消失，开始认同这个西方人主持的西医医局，就医人数也逐渐多起来。伯驾经营广州眼科医局长达20年之久，一直到他从政，医局业务才由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嘉约翰主持。在嘉约翰的主持下，医局逐渐成为初具规模的西医院，并正式命名为博济医院，此名沿用至今。虽然伍秉鉴的这次投入没有任何利润，但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使他在以后的商业活动中更加顺利，并载入了中国的史册，这也使他成了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伍秉鉴的投资活动并不仅限于中国，更能表现其胆略和风范的是参与美国的证券和铁路建设的投资。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以贩卖茶叶为生，并认下了一个义父——伍秉鉴。而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在他回美国时口袋里竟多出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资金，他在美国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而后福布斯成了横跨北美大陆最大的铁路承建商。另外，伍秉鉴还独立购买了美国的证券，并且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了多次投资。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时，也为自己换来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