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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地圆道，万物反复
范蠡的经营理念，植根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周易》的圆道思想，主要经营思想之一就是“极而复反”的规律。范蠡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不断变化的。万物生于土地，大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它总摄万物，是一个整体。禽兽、庄稼等始终不能离开大地，而万物不论美恶，大地都一视同仁，使之生长，同样人类也依赖大地得以养生。但是，万物生长又各有定时，不到一定的时机，就不可能勉强生长，而人的变化也一样，不到最后的转折点，也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因此，应该顺乎自然以处当世，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扭转过来。范蠡善观大局，他把自己的“积贮之理”放在自然环境、社会，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圆道循环中来看待。这样，通过研究事物内部的循环运动与外部自然环境中各要素的相互影响，就能有效地预见和利用事物发展的规律。范蠡深知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认为每年的气候不同，产量也就不同，从而对市场价格的涨落也会有很大影响。所以，遇到丰年，范蠡就大胆收进农产品，而遇到歉收的年景，收进的货物就不发愁没有机会卖出去了。同样，在这种歉收的灾年里，物价会大幅上涨，也不必担心没有进货的机会而吝惜货物，所以尽可能地抛售出去。就这样，他在致富的同时，也为平抑物价、调节商品流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简单的由小到大、再到消失的抛物线，而是一个复杂甚至曲折的过程。所以，仅仅意识到以积蓄储备来应对客观规律带来的影响是不够的。在深入了解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后，还要利用这种规律进行反向投资。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不想投资的时候，你去投资；而大多数人都急于投资时，你则卖出。因为市场上的某种货物价格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供过于求，价格就会跌落下来。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供不应求，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此时，就要利用“有余”和“不足”与价格的高低之间的关系，决定卖出买进。但要实践反向策略，其困难度远比“随时买”要大。反向策略一般认为，当大众对未来的看法趋于一致时，大部分的时候是错的，同时反转的力量也会很大。比如，干旱的年景众人一窝蜂投资造车时，使用反向策略就应该一反众人的投资方向去制造舟船。因为干旱时节众人造车，车的供给量大增，必然造成价格下跌，造车的利润有限。而水灾的年景来临时，船的需求量大增，众人来不及造舟，船的价格势必高涨，利润也相当可观。反之，在水灾的年景里，众人见舟船的利润高涨，又必定会一窝蜂地投资制造舟船，此时你就要理智地反众人投资方向而行，该投资制造车子了。以上可见，范蠡是一个比较善于捕捉商机的人，他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十分细致地观察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无疑，范蠡是一位运用反向投资的高手，深谋远虑，抢占先机，如此一来，赚钱就唾手可得了。值得一提的是，范蠡提出的“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是说在采购货物时，要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可能地买进并储存起来，等到市场需要这种商品的时候，价格自然会上涨，这时就要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尽可能地抛售出去，切不可贪图过高的利润而延误了时机。司马迁曾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就是，贪图厚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这也是范蠡的主张，即“薄利多销，不敢居贵”。他认为“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使资金加速运转，才是制胜之道。在经商者手中，闲置的资金就是无用的资金，如果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为一时的价格而斤斤计较，这样的商人成不了大气候。只有根据货物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适时买入或卖出，使钱币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起来，才可以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7。协同竞争，合作双赢
“范蠡贩马”可谓是历史上最早协同竞争、合作双赢的商业案例。范蠡最初举家来到陶邑时，由于本小利微，生意根本无法做大，平日里只好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但是，陶邑居于天下之中，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路，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人那里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其中，一条有关吴越一带需要好马的消息，让他心动不已，颇想从事贩马生意赚些大钱。他知道，在北方收购马匹并不难，而且马匹到了吴越地区也不难卖掉，但问题是把马匹运到吴越却很难：千里迢迢，人马住宿费用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有很多强盗，一些经商的人往往是血本无归，有时还会搭上性命。范蠡一时想不出良策，但他是个有心的人，时刻不忘探听有关贩马的信息。终于有一天，他通过市场了解到北方有一个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姜子盾常年贩运麻布到吴越一带，在商道上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的强人。于是，范蠡想出了一条运送马匹的妙计。这一天，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城门口，内容是：范蠡新组建了一批马队，时值开业酬宾，可以免费帮人向吴越地区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很快就主动找到了范蠡，希望范蠡帮他把北方的麻布运到吴越。范蠡见状，喜不自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了吴越地区。范蠡在吴越很顺利地卖掉了马匹，赚了一大笔钱。如果仅凭范蠡一人的力量，他的马匹可能早就被强盗抢走了，但他借用姜子盾的势力，不但平安赚了钱，而且还帮了姜子盾的忙，姜子盾从此也和范蠡成了商场上的好朋友。做生意要学会借势，学会协同竞争，合作双赢，这就是“范蠡贩马”给我们的启示。势，就是力量，就是走向，这种“势”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你“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而竞争又对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超越自我、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基础。如果只依靠个人的力量，创造的价值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而如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依靠团体坚不可摧的力量去努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一定会多得多。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做生意先不要求利，而要先学会借势。对于现代的经营者来讲，要想成就大事业，就不得不考虑与环境、社会、国家和其他竞争者的开放式合作。只有在某些方面占尽了优势，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成为最精明的赢家。
8。范蠡救子，商智尽显
钱财乃身外之物，只有懂得如何利用，钱财才具有它特有的价值，如果不能充分地利用自己拥有的钱财，那么钱财也会如同粪土一样变得一文不值。在陶邑，范蠡的小儿子出世了。由于是老年得子，他对这个小儿子宠爱有加，生怕他受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儿子逐渐长大成人。有一天，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将要被处死。范蠡听到后，说：“杀人偿命，理所当然。但据传千金之家，其子可免死于市井。”随之，他让小儿子带上大量的黄金前去营救。为了避人耳目，范蠡将黄金装进一个旧坛子里，放在牛车上，让小儿子赶车前去楚国。临行在即，范蠡的长子却生气地一路跑过来，因为他听说父亲让自己最小的弟弟去楚国而没有让他去，便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他来到范蠡面前，说道：“父亲，我是您的长子，家中出现了此等大事，理应由我出面去营救才是。而如今，您却让不谙世故且从小挥霍成性的三弟去，父亲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孩子？”说完，就准备拔剑自杀。范蠡的妻子——西施，在一旁见到大儿子的这种举动，也感觉大儿子说得有理，于是劝说范蠡让大儿子前去营救。范蠡见夫人也这样说，只好答应让大儿子去。范蠡亲笔写了一封书信，交给大儿子，让他到楚国去求见从前的好友庄生，并叮嘱大儿子道：“到了楚国之后，把礼金和书信一并奉交给庄生前辈。而且，一切事情都要听从庄生前辈的安排，万万不可与他争辩。”大儿子点点头，接过书信，赶着载有黄金的牛车，就去了楚国。到了楚国，大儿子见到庄生，按照父亲的叮嘱奉交了黄金和书信。庄生看过书信之后，对大儿子嘱咐道：“贤侄，你父亲的书信我已看过，一切事情都交付于我就是。你现在必须赶快回家，不要再继续留在这里。即使你的弟弟已经被放出来了，也不要去问是什么原因。”但是，大儿子见到庄生家里一贫如洗，心中不免有些生疑。西施听着庄生对他说的话，只是点头称是。他离开庄生家之后，并没有即刻离开楚国，而是留了下来，想在暗中窥测庄生的行动。第二天，庄生便进宫觐见楚王，说他夜观天象，对楚国不利，劝说楚王施行仁政，大赦全国。庄生是楚王重要的谋士，楚王对他非常信任和敬重，当即便答允了庄生的提议。次日，便封存国库，准备大施仁政。大儿子听说楚王要大赦天下，而庄生一直没有动用他送来的黄金，便认为他送来的黄金做了“无用功”。思来想去，最后他居然找到了庄生家里，对庄生说：“我听说楚王要大赦天下，二弟也就有救了，故而前来向您告辞。”庄生心中自然知道他话中有话，于是把黄金还给他。大儿子见到黄金“完璧归赵”，心中得意万分，自以为人财两全了。但是，大儿子哪里知道，庄生虽然很穷，但他一直以廉洁耿直著称，就连楚王都尊其为师，非常尊重他。对于这些黄金，庄生本来就没有动用的意思，而是准备在事成之后再悉数归还给范蠡。但被大儿子这一番耍弄，庄生感到羞辱难当。于是，他再次觐见楚王，对楚王说：“在下闻听百姓议论，说是楚王身边的大臣受了陶邑富翁陶朱公的贿赂，大赦天下只是为了他的一个儿子，而非为了楚国民众。”听庄生这么说，楚王大怒，当即下令将陶朱公的儿子先行处斩，然后再发大赦令。庄生最终，大儿子只好带着黄金和弟弟的尸首回到了陶邑。回到家中，母亲及乡亲见状都哀伤不已，唯独范蠡仰天发笑。他对大儿子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在楚国的行为，就知道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弟弟。这并不是你不爱他，而是因为你从小与我一同创业，备尝生活艰辛，所以对钱财舍不得。如果是你的三弟则不会如此，因为他自幼生活富足，从不知钱财的来之不易，所以他能一掷千金。当初，不让你去就是这个原因，如今你为了钱财而害了弟弟，这也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范蠡“居官则至卿相，居家则致千金”，其智慧绝非常人所能及，自然也比常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大儿子将事情办砸，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如果不让大儿子前去楚国，他便会自刎；而大儿子在经商治家方面，更胜另外两个儿子。所以，范蠡心中也没有什么遗憾。不过在现在看来，遗憾的是，范蠡智慧超人，不应听之任之，坐而待毙。以廉洁耿直闻名、就连楚王都尊其为师的庄生也不应该与晚辈过于计较，而应该大度一些、宽容一些，因为这终归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过，杀人者抵罪也理所当然。总之，“范蠡救子”确实富有哲理性、戏剧性，因而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希望人们能够借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盈而不溢，胜而不骄”，这些都是自然的法则。如果人们只执迷于眼前的利益，不知道放弃，才是最愚蠢的行为。
9。富甲天下，好行其德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奉范蠡为商业鼻祖，其中的原因除了他经商治产“富甲天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富好行其德”。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就是社会的等级观念。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时候，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义，认为商人是逐利阶层，唯利是图是他们的天性。所以，历史上向来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范蠡却不然，他舍弃了越国的高官厚禄，到齐、陶艰苦创业，孜孜不倦地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也就是向世人表明他不仅能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而且还能亲自从事商业活动，经营致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并没有为金钱所累，在离齐至陶之际他“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他在陶邑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再次“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更可贵的是，范蠡经商从不搞垄断，他曾慷慨地传授经商治产的经验给齐国国君，帮助他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只用了三年便使齐国国富民旺。后来，他在陶邑指导猗顿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使猗顿成了当时的巨富。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故称其为“富好行其德”。另外，范蠡在手工业和水产养殖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说，他曾经发明制酱技术，而且还改进了陶器的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太湖地区的工匠们都尊称他为“造缸先师”。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