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 第6部分

　　每天凌晨天未亮前，家师便起床前往护法殿诵经，风雨不改，天天都如是。在我初入寺的第一年，家师在早上都单独到护法殿诵经，我则会在这段时间中楼上楼下不断跑，与其他小僧追逐游戏，有时也玩一种近似西方足球的比赛。其中一位僧人会充任哨员，负责留意家师的动静，确保在家师诵经完毕而回屋时全体小僧都扮作在读书的样子。大约过了一年后，家师有一天发现了我们在他外出时的真实表现，从此他便坚持每早把我带上殿。

　　在入护法殿后，家师便会诵大威德金刚及玛哈卡那护法的仪轨，我则要在旁完成一百次礼佛，然后自己背诵经典。我们师徒二人通常在护法殿中用早餐，然后便返回家师的屋舍。在回到僧舍时，大概会是天亮时份，家师会稍睡一会，众徒弟分坐屋中角落各自背经。在这时间到十一点之间，如果当天寺中有法会的话，我们便要上殿参与，否则便在屋中背经。在十一点左右，家师便逐一考徒弟当天的进度，然后师生一同进食午饭。

　　在藏传佛教寺院中，除上殿应供外，僧人通常都各自在僧舍中用餐，并不集体用餐。僧人的日常食用很随便，只需在碗中放入糌把粉（一种青棵所制、如面粉类的粉末），混入茶水及酥油，再搓几下令其成为面团状态便进食，顶多只会另外有些乳酪及酸奶而已，所以我们的午饭基本上是不需煮烹及过后洗碗的。

　　在午餐后，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在这时间，我通常会以观看墙洞中的蜘蛛为乐，有时也缠几个年长一些的师兄，听他们讲古老传说及鬼怪故事等等。

　　在下午三时左右，众学僧又跟师父学经，这一节大概长两小时。在下午五点左右，师徒便聚在屋中的小佛堂围火炉而坐，家师坐在中间，我因为是转世者的身份而通常被命坐在他的左侧，其他同门则围成一个半圆圈状而坐地上。这时候，师徒会同诵所懂的各种常用经典、祈祷文及仪轨，由学习的先后次序顺背诵。刚入门的小僧，只懂背少许经文及仪轨，在依序诵至他们未能背出的部份时，他们便可以离座。这样地，留座的学僧会越来越少，最后只留下家师及能背诵最多经文的师兄。在背至尾声时，通常已是大约十点钟左右。然后全体师徒又聚在一起同诵《二十一度母赞》七次及《玛哈卡那护法礼赞文》廿一次，然后才用晚餐，吃的仍然是千篇一律的糌巴粉。

　　在晚餐后，家师会再教经中的几个词，令徒弟心中默诵，不许参照经书文字。在十一时半左右，学僧又入小佛堂礼佛一百拜，在十二时半左右便入睡。在睡醒后，又是另一个同一样的日程。

　　除了遇上整天长的法会外，我们学僧的生活基本上便天天如此。在要上殿的日子，便要在晚间补回当天所失的学习时间。在一年中，基本上只有入村修法的几天生活规律会有所变化，否则便是天天一样的生活，并没有假期。

　　家师除了是一位高僧外，同时也懂一些医学。在这八年中，我有时也会稍学一些医理。在嘉绒地区，遍地生长的都是珍贵药材，牛只每天所吃的草其实也是药草。当地居民饮这些牛只的奶，所以大多身体极好，甚少生病，在大藏寺一带就连医师也没有生意。我当年只学了一些辨药的学问，但并没有甚么机会实践或观摩诊病过程。

　　除了采药外，有时我也会告假往剃度师堪萨仁宝哲处探望。我记得沿途会行经一个小村，村中常有一头白色的老猪流连。这头猪是被人买来放生的。藏族常有把牛、羊及马放生的习俗，但甚少有把猪放生的例子。即使时至今天，我已经六十多岁，除当年见到的这头猪外，也真的未听过有其他人把猪放生的事例！

　　在我十一岁时，著名的贡唐仁宝哲来到大藏寺朝礼。大师当年约二十岁，在寺中留了四、五天左右，但并没有说法。过往有某一世的贡唐大师曾任大藏寺的方丈，所以大师的世系与大藏寺向来是有渊源的。我对当年大师来访的情景今已记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当时全寺出迎，场面很盛大。在后来的日子中，大师坐牢二十一年，受了很大的折磨。在一九九五年，我在北京又曾拜见了大师一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徒弟林聪曾拜见大师，大师还提起年青时访问大藏寺的情况，并答允在二零零零年参加大藏寺重建竣工庆典，可惜想不到大师在庆典前便圆寂了。

　　在一九五零年前后，嘉绒一带开始有政治变化，但对于深山中的寺僧来说，我们并不太注意这些变动。当时入驻嘉绒的共军颇为友善，而且的确十分有纪律，而乡民对他们的到临则反应不一。没多久后，家父成为了一个政协代表。

　　在我十七岁时，曾有一次与外婆等一众亲友往附近的观音桥朝圣。在回程时，山上滖下一块像牦牛般大的石头，差一点把我们三人压死，我的手指被压至见骨及大量出血，至今仍留有后患。在险被大石压死而脱险后，我骑马行至山上时，听到有怪声一响，转眼间坐骑已被一块空中横飞而来的小石打中眼睛，从此它便瞎了。当时山上除我以外一个人也没有，事后众人都说当天的两件凶险怪事是冲我这个转世者而来的某种非人魔障。

　　除了上述几件印像较深刻的事以外，我在大藏寺所渡过的八年便几乎是天天一样的刻板生活。有时在感到生活枯燥时，我便会在早上挑水时，偷偷地骑上家师的白马，在寺院旁的空地上策马狂奔作为仅有的娱乐，可幸地家师从来未发现过我这个习惯。

　　我在大藏寺学习的表现不过不失，但偶尔会因各种小事而被家师打罚（一年顶多五、六次）。家师的一向习惯是凡有一人犯过便人人都要捱打，而且对我特别打得厉害。当时有一个比我年青的师兄叫‘蒋央’，他对家师的性格脾性了如指掌。每当在家师打他时，他便无赖地仰躺在地上不起，未被打已惨叫连连地大声哀求家师原饶。家师对学僧的责打不过是爱徒心切，并非出于嗔恨，所以只会打在非要害的部份。这个蒋央采取仰天躺的姿势，家师便每每怕打中徒弟的面部或胸、肚部位，只好另找其他弟子责打。我的脾性与蒋央刚刚相反，受罚时总蹲以背部挨打，又从不肯呼痛求饶，所以每每令家师更多打几下。我当年的心态是既犯了错倒不如早点受罚，这样总比等候捱打更为痛快。家师打罚的规律是责打后一定有一、两天‘休息期’，所以我在受打时常常会在心中高兴地想：‘明天和后天可以放心地玩了，老师一定没力气再打！’。年青时的我有一个优点，不论家师怎样狠打，我的确从未在心中埋怨，反而会甘心受罚，心中认为自己犯了错便理应捱打，但怪的是我当时却也从未想过要改过向好。

　　以上所说的，是我在大藏寺时的情况。我所讲述的每天生活，是初入寺的小僧之学习情况，年长及已学完基本课程的僧人，生活自然大是不同，各有各的修持及寺务工作。当时的大藏寺僧众很多，寺务兴盛。在当地民间正在发生的巨大政局变化，对我们在感觉上来说是很遥远的。

　　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为‘卡华珠洛桑尼玛格西’的长老曾作预言：‘现在显得法务昌隆的此寺，将来会被毁灭荒废，再由来自远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后，僧人众多，僧舍遍布整个山头，于召众上殿时，现在以锣声宏亮著称的大铜锣仍不够用，到时要用上两个大锣分别在寺院前方及后方敲响才能令最远的僧舍听到召集。在那时候，寺殿比现在还大，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更会有黄衣僧人与红衣僧人一起学习经论。此时，我将会再来寺院，于后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后，大藏寺将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时代方息！’。在我年幼时，眼见寺院一片鼎盛之况，哪会相信这个预言！其他僧人亦没有在意流传下来的古老说话。没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经历了被毁及重建，这个古老预言至今已应验了绝大部份。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国弟子资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队往寺院亲手建造部份工程，所以应验了预言中‘来自远方的人重建’的部份。重建后的大雄宝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后建成供有十三米高弥勒像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及供奉五米高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大悲殿，此外还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动佛殿、居士住宿楼、闭关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楼等，甚至连新建的祈竹楼亦比我年青时所住的大了许多，应验了‘寺殿比现在还大’的部份预言。重建后的大藏寺，有一座宏伟的辩经院，又应验了‘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部份。至于‘黄衣僧人’，有些人认为是指来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却认为这一词在广义上泛指汉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趋势来说，大藏寺未来的确极可能有众多汉僧来到与我们这些‘红衣僧人’共同学习佛法。寺院在重建过程中，一直留空了长老预言将于乘愿再来时建舍居住的后山地方（长老曾插杖为记），不敢使用该块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发展至‘僧舍遍布整个山头’，则要视乎创寺祖师阿旺札巴当初发了怎样的宏愿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及拭目以待！

　　
　　第三章──徒步走拉萨
　　在一九五三年，我近十八岁的时候，中国政府命各藏族地区的领导人物前往成都观摩学习。在这时候，四川嘉绒地区已由共产党管理，但藏人对政府及政策所知不多。我是大藏寺地区的精神领袖，自然也被邀请往成都学习，同行的有双亲（家父当时成为了政协代表）、舅舅等六、七个人。其他地区上的领袖、旧社会中的富人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全都在被邀之列，包括原嘉绒藏区的土司（地方领主）。

　　在当年春季，我家一行六、七个人骑马前往成都。路上除了汶川县有一个客店外，其他晚上都是在路上扎帐蓬而休息。一路上的风景很不错，沿途有大片的竹林（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多次回乡，在同一条路上却没见一根竹子）。这次的观摩学习，名义上我们是被邀请参加的贵宾，但我们心明白，实在上我们并无自行决定参加与否的自由。一路上，天性豁达的我尚有心情欣赏风景，父亲却是连日来失眠，对前途及自身安全很是担心。

　　在较接近成都的地方，我们到达了可行车的公路。官方派了大货车迎接由各地而来的参加者。我们被送上大货车的车仓部份，人挨人地站，双手必须紧抓车边以防被抛离车外。这条公路当年十分崎岖（这是我多年后的观点。在当年，我根本未见过其他公路，所以无从比较），沿途又多次碰上塌方及滚石流等凶险，又因为所有人都是初次乘车，同车的老人家都十分害怕，但我却只感到新奇，尚可说是乐在其中。

　　整个会议历时十五天，约有三百多个来自青海、果洛及嘉绒等藏区的重要人物参加。官方安排我们入住成都的民族招待所，楼高两层，外有花园，记忆中似是三个人一间房。在这十五天中，政府安排我们参观火车站、飞机场、寺院及刑场等，行程颇为紧密。在初次见到火车时，我觉得极为新奇，但火车的气笛声却令耳朵很不舒服。对初次见到的飞机，照说我应该是同样好奇，但记忆中当时我却反应不太雀跃。在参观解放后的佛教寺院时，官方安排我们前往一座成都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僧一再向我们重覆宣传：‘解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与以前的日子相比，只会更好！’。当时我在成都街上看到不少精美佛像，这些都是在各寺院被封后被丢弃或偷出的佛像。本来值一千元的精工佛像，此时只卖几块钱，我当时也请购了两尊。在参观刑场的一天，我坚决不愿出席，后来听说其他参观者被安排观看五、六十人同时被枪决的‘盛况’。在开会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记忆中当天有一位极高地位的苏联领导人也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上，除了连日来多次看过的歌舞娱乐外，也有烟花表演及阅军仪式。我记得当时我一面惊叹这些高科技军备，一面也怀疑人类花这么多心血及资源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凶器之逻辑性。

　　在这十五天中，官方一再要求我们天天洗澡及洗脚，或许是认为我们落后民族十分肮脏吧！每天早上，饭堂桌上会预早放好了五碟小菜，稀饭、馒头及面条则在厨房中多少任取。午餐及晚餐，大致也是差不多。这些食物，猜想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在每一次用餐中，我都注意到好些来自果洛及青海游牧藏区的同桌者不懂用筷子，所以他们吃得很笨拙。我们嘉绒区的领主用筷子十分灵活。我则由于自少习惯汉人的文化，也不致出甚么洋相。在其中一餐，桌上有蛇或某种鳝类菜式，我见到后吐了一大场。

　　会期中的每天早上及下午，全体都要参与观摩活动。在一方面，政府希望透过观摩学习，令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进步及了解共产思想，以藉我们影响各自地区的百姓。在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两周中却在我们各自的家乡中大力推行反阶级思想教育，要求民众认同共产主义、反对旧势力及思想。我当时只是一个年青的僧人，对政治一向并无一点兴趣，十分乐于做一个普通的和尚。故此，我对这些活动既不反对，也并不热切认同，所以对开会交流自然不太热衷。有一天，我与父亲在开会时间前散步，我提议自行往市中心看一看，但父亲却不太敢自行活动，最后只无奈地同意。父亲很担心我们认不了路回头，但我却多番保证自己的辨向能力，怎知在走了二十分钟后，我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在最后找到回招待所时，当天的交流会早已结束，官方领导对我们两父子很生气，不留情面地提醒我们到成都学习的目的。那一次后，我学聪明了，每次上街闲逛都带红线，凡在转弯的时候便在路边的水喉绑上一条标记，自此便天天逛街，并未被政府官员再次发现我偷走出外的情况。在另外一次交流晚会中，气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