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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则出现于观光游程的后半段。当“千人斩俱乐部”的成员在礁溪“集体买春”结束之后，黄君带着马场之流坐上火车由礁溪奔向花莲，在火车上这群人碰上了台湾大学中文系的陈姓学生，没想到此人是一个极为崇洋媚外的家伙。黄君利用日本嫖客和崇日大学生之间的语言不通，在他们中间搭起一座“伪桥”，成功利用自身优势，尽其在我地“翻译”了双方的“谈话”。当这位陈姓学生迫不及待地向马场之流请教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时，黄君惊讶之余灵机一动，诡称马场他们是日本“大学教授考察团”的成员；同时告诉马场他们，这个陈姓大学生是“学历史的”，“正在写有关八年抗战的论文，所以很想跟日本人谈谈。”黄君成功地将双方进行的那场对话进行了特殊“翻译”，不但以日本侵华的罪行去谴责日本商人，而且也以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来启悟这位台湾青年：
“我爸爸一直告诉我日本不错，所以我也很想到日本。”
马场他们好像等着这边的话，他们望着我。我转向他们说：“他说你们的年龄，正好被征召入伍，参加侵华战争是不是？”我看到落合苍白的脸，一下子变得拘谨的马场，我笑着说：“这个家伙可真伤感情。不过也没什么吧。落合君，你好像对这件事较为敏感，怎么了？”
“没怎么啊。”停了一下，好像勾起他想到什么似的，“那时侯，除了残废，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入伍，当然我们也不能例外。”
“一场战争，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引起的。不管你们把那场战争叫做侵华战争也罢，那是当时日本帝国政府发动的，我，我们只有听任摆布的份。”马场看一看自己人：“对不对？”
“现在听起来，你们好像对这场战争从骨子里就反对。但是，那是现在。以前呢？你们不是高唱着代天行道打倒不义，边唱边踏上中国大陆的吗？还说是一场圣战。”我必要地笑着说：“要是我和你们一样，我也是一样。”
他们突然感到松懈了一下，大家都笑了起来。“那么你们都到过中国大陆了？当兵的时候。”
“除了竹内君我们都到过。”
“我突然，也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其实是这位学生的问题哪。”我笑着说。然后看着学生告诉他说，“他们几个教授说，希望你能原谅他们说话不客气的地方，因为他们对你的想法有所批评。”
“不会的。我应该谢谢他们才对。”学生回答。
“他说你爸爸认识日本好，那还有一点情有可原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年龄，正好受到当时日本的愚民教育。但是看你的年龄不该有这种想法才对。”
“是我爸爸这么说的，……”
“你等我说完嘛。马场教授还说，假定日本是好的，美国是好的，或是哪一个地方是好的，那么你就想到好的地方享受，甚至于去逃避现实。试问你：假定日本是好的，那么你过去曾经替日本付出了什么？没有的话，就不用想去坐享其成。”我笑了笑，“不过教授说，如果你真想到日本去的话，他表示很欢迎。”
“我不是去享受啊？我是去读书啊！”
“读书当然可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教授的话也不是针对你怎么做批评。他大概对时下的年轻人，对现实不满，一味想往想象中较好的国家跑。你是不是这种人，只有你才知道。”
“他说得很对，我很钦佩他。他们来考察多少天呢？要是他们能到我们学校演讲就好了。”
由此可见，黄君的确充分利用了日本商人不谙汉语，而台大学生又不谙日语的情境，既向日本人提出战争责任的痛切诘问，又向那个对日本的现代化怀抱艳羡的台大学生提出了辛辣的批评。显然，向殖民者揭发五十年不曾解决的战争责任，向大学生强调民族文化，这样的“翻译”方式，确实达到了引人惕厉的目的。这位满腔民族义愤而又机敏灵活的黄君，在火车上的“搭伪桥”和“两头瞒”的翻译场面，确实达到了艺术作品处理历史题材的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黄君有效发挥“两头瞒”的技巧，最后达到了他的批判目的，其背后始终潜流着“历史上是永远洗不清”的这一民族记忆，向人们指出从意识和心灵上“去殖民化”的重要性。具体来说，在火车上，面对台大学生与日本商人，黄君通过巧妙方式穿针引线，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对他们进行了两面夹攻，俨然成了道义审判官，鲜明呈现出他心灵深处的抵抗意识。他一方面逼使七位日本嫖客承认曾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从而让他们这次的台湾之行——变“观光者”而为“被告”；黄君采取“揭老底”的办法，通过南京大屠杀、黄浦江沉尸和大轰炸等历史史实，彻底戳穿了日本“千人斩俱乐部”的丑恶本质，揭露了他们当年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将他们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并进而从灵魂上鞭挞他们，迫使他们不得不产生认罪感。换言之，从精神实质上来说，马场之流是被黄君彻底压倒了，他们远渡重洋前往台湾寻欢作乐，最后却始料未及地陷入痛苦心情的折磨中。另一方面，黄君还以那个崇日媚外的台大中文系陈姓大学生为靶子，不仅批评了这个大学生和他父亲历史意识的薄弱，而且对当时普遍盛行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亦进行了猛烈针砭。不仅严厉教训这个中文系大学生的数典忘祖，而且使他为自己连台北故宫的文物一次也没参观过，却一心向往到日本去研究中国文学的媚日行为而感到羞愧，小说由此凸显了台湾青年的心灵在“新殖民地”处境下遭受扭曲的严重程度。小说所构思的这个“搭伪桥”与“两头瞒”的情节，在现实中确实并不常见，但作者却有意制造了这个“巧合”的情节，目的不外乎是借此发泄胸中反日的激情，同时又对年轻一代中竟有如此丧失民族尊严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双关讽刺：既刺人——日本商人，又讽己——崇日的洋奴型青年，而讽刺的矛头最终还是落在自己民族的弱点之上，小说为此发出了沉痛的质问：“为什么能产生故宫里面那样的文物的优秀民族，近世纪来竟枯萎得这么厉害呢？”而正是这一点，使小说深深撼动了人们的心魂。恰如鲁迅所言：“我们……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致尤炳圻》（1936年3月4日），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而由于小说在批判中将上述两方面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就使得张扬民族尊严的主题变得更为鲜明突出。黄君身上折射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当然十分可贵，然而，人们也应看到黄君所取得的胜利，其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充其量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胜利罢了，因为在小说中那些诙谐的笑声背后了隐藏了许多发自内心深处的悲凄。而这恰恰是因为作为社会希望的年轻一代的堕落所引发的。黄君教育和讽刺的那位台大学生，不也正象征了台湾的一般年轻人吗？黄君尽管对他有不少的嘲谑，但之后又如何呢？大部分的台湾青年还不是像这位陈姓大学生一样依然崇日媚外。一代新洋奴又在成长，这样的社会希望何在？这的确是那个年代台湾人的悲情。
当然，这篇充满讽刺意味的小说除了它本身取得的高超艺术成就之外，还有效表达了作者深刻的历史反思和冷峻的现实忧虑。一般来说，最杰出的讽刺文学多半来自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作家。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爱国作家，黄春明小说中的笑谑其实是相当悲伤与刻骨铭心的。人们往往可以看到欲哭无泪的悲怆情节里暗藏着可笑的意味；在那可笑的情节中却隐蔽着令人柔肠寸断的悲愁，因为在这篇小说高度的艺术性背后始终潜流着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殖民地创痕。那么小说主要通过何种叙事策略获得作品现实意义的呢？简言之，小说是通过充分展示新殖民地台湾社会与生活的批判视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前殖民地纷纷在民族独立斗争中获胜，为了继续维护和延长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利益，帝国主义改变了策略，放弃了对殖民地直接的暴力统治，转而支持自己培养出来的殖民时代的土著精英，当这些土著精英在独立后掌握了政权，帝国主义就藉这些“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在前殖民地的各种利益，世称“新殖民主义”。在新殖民主义下，宗主国虽然无法完全控制新独立的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机关，对前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但却可以通过新独立政权中的前殖民地精英资产阶级，经由经济垄断、货币分配、资本转移、文化渗透、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以及西方价值、风俗、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扩散等手段，造成新独立国家或地区人民心灵的再度殖民化，瓦解这些国家或地区人民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些都与传统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荼毒并无二致。而这一切则引起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知识分子深入探究和反省新殖民主义的危害。台湾是日本的前殖民地，日本虽然在二战中因彻底战败而把台湾归还给了中国，但是战后不久，日本就迅速利用国际“冷战”秩序，重建了其在前殖民地的威权，以新殖民主义的方式再度深入支配与控制台湾。早在1950年开始，日台在美国中介之下，就恢复了日台间的殖民性质贸易关系。60年代中后期，在新国际分工下，日本长期对台高顺差输出，从而以结构性的贸易优势，攫取了台湾对美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资本、商品和商人沿着旧殖民地时代的人脉和历史根基源源不断地向台湾渗透。因此，战后二十五年重登台湾的日本商人的潜意识里，仍将台湾看成其殖民地，他们在台湾商场“趾高气昂”，如同“在他们的旧殖民地上昂首阔步”，的确是自有原因的。这些日本商人对于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殖民者中心的偏见和歧视。如果说后殖民理论家萨伊德是以“东方主义”说明了西方对中、近东前殖民地根深蒂固的偏见，那么日本人也始终对其前殖民地台湾抱持着“南方主义”的偏见。日本以“南方”称台湾和东南亚诸殖民地。因此小说中的日人马场之流，对于从农村来礁溪卖身的“很俗气”的台湾妓女发动了殖民性质的色情想象——对于可以前往花莲狎嫖到台湾原住民妓女感到兴奋。若从小说蕴涵的丰富意义来看，贯串这篇小说首尾的，则是日本观光客“集体买春”的特殊消费行为，这构成了故事的主线。在社会转型期间，娼妓业的泛滥乃是一个国际性的现象。这篇小说就透露了关于这方面的若干重要信息：娼妓业已从一国的内部“消费”，扩展为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特别是昔日的殖民者重新以金钱为手段，去凌辱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妇女，不以为耻，反自得意。这种情况说明殖民主义的幽灵在战后以“经济技术合作”、“文化交流”，以及“观光旅游”等种种方式借尸还魂了。由于小说将新殖民主义者——日本“千人斩俱乐部”成员的“集体买春”行为，定位为侵略和被侵略、日本和中国的二元结构的“问题”，从而使这篇小说不仅如同一把锋利的双面剑，一面斩向日本新殖民主义者，一面斩向台湾人的媚日心态。事实上，这个“千人斩俱乐部”成员此次到台湾的“买春”旅游，用金钱取代刺刀对台湾女性玩“千人斩”游戏，对于这种无视人权、妇女权利的新殖民嫖客的无耻行径，作者不仅对此做了道德上的严厉谴责，而且还是以针锋相对的民族立场在批判它了。
在“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批评理论还没有在台湾读书界流行的70年代，黄春明早就以小说形式将台湾社会中浮现的日本新殖民主义的文化、种族偏见提出来加以批判了。也正因为如此，这篇小说带给人们一种令精神震撼的强大穿透力。虽然小说塑造了黄君这样一个抗争性人物，但他已经完全不同于黄春明以前作品中的人物，他既不忍辱苟活，也不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面对现实，对自己的处境明确表示了不平或不满，虽然他对媚外思想和民族意识的沦丧均持有坚定而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