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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他有点口吃，小声的说，“我——我也能像巴哈那样吗？”他锁起眉头，侧头看我。我被激动得讲不出话来了。我蹲下来，紧紧的握住两只小手，以点头回答他，我感动得就要哭出来。我尽力抑制自己，免得让小孩子有所猜疑。但是仍然压不住心里的同情，两颗羁在眼角的泪珠，竟被推滚下来。同时我也感到一阵快慰而微笑。此刻，他在我的眼前，只是一条单薄而模糊的影子。
很显然，这样的故事结尾是带有希望意味的。这篇小说在黄春明的早期作品中显得相当温馨感人，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引导意义。
总的来说，黄春明在这两篇小说习作中，虽然竭力“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6月版。，可是他又常常显得力有不逮，这是因为他“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同①。。显然，这两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中所呈现出的，仍然是黄春明在“青春期”孳生的烦恼，折射的是不幸的童年经验，表露出了一副“孤绝与苍白”的面容；换言之，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在这两篇作品中找到他吐露自我心声的信息。对于这种情况，黄春明曾这样解释过：“一个人如果不被家庭、学校、社会接受时，躲进小说的世界，那决不是一种逃避。当时我自身的遭遇，使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可怜、最孤独的年轻人，还为自己偷偷哭泣，后来看到契诃夫的作品，竟然为小说中的人物哭泣。我觉得我长大了，不再为自己的事哭泣。”黄春明的这段话，参阅了杨泽主编《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相关内容，（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版，第273页。从艺术上来看，黄春明在早期小说中，显现的故事情境都是人生的某个剖面、某个机会、某个困境，或某段感情等；在情节方面，人物命运的前因后果没有太多的关联，都是利用在每个故事中巧妙制造高潮来引起人们的共鸣。因此黄春明后来回顾他的早期作品时，曾清醒而冷静地指出它们“是在这么幼稚的心理年龄写出来的”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作品，以此“提醒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表达了自己同早年创作中的个人主义和悲观厌世倾向彻底告别的愿望。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二节 《“城仔”落车》
1962年3月20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上的小说《“城仔”落车》，是黄春明早期创作中很重要的一篇作品，标志着他正式踏入文坛。换言之，这篇小说在黄春明漫长的文学旅途中具有第一块里程碑的意义。事实上，对于这篇小说，黄春明本人可谓相当重视，在投稿的同时，他还附了一封信给主编，特意注明标题的“落车”不能改为“下车”。他后来曾解释说：“因为那是我这篇小说中主人翁，一句慌张的话，在那样的困境之下，几乎是生命的呐喊，我希望读者直接听到这个声音。”黄春明的这段话参阅了杨泽主编《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相关内容，（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版，第241页。这篇小说很快就被刊出了，而且一字未改，主编林海音还给他写了一封充满温暖和鼓励的信。黄春明曾说如果这第一篇作品就被退稿，他就不会再写小说了。由此可见，这篇处女作之于黄春明的文学生涯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这篇小说不到四千字，故事也很单纯，通过一件偶然疏忽带来的灾难，刻画了一位挣扎在贫困线上，朴实坚忍、不向命运低头的老祖母形象。主要人物只有两个：一个是身体衰弱的祖母，另一个是害佝偻病的外孙阿松。故事发生在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由于家境贫寒，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了，百般无奈之下，祖母带着外孙去投靠当妓女从良的女儿，以寻求一线生机。这对乡下老弱伤残的祖孙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车票上了前往“城仔”的汽车。这对第一次进城搭汽车的祖孙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这样的：“阿松和祖母坐在靠门的前座，小孩子高跪在椅上，眺望窗外。后来他的兴趣又移到往玻璃上的蒸汽乱涂。他才九岁，因患佝偻痼疾，发育畸形，背驼脚曲，面黄肌瘦，两眼突出，牙齿也都蛀黑了。说起话来，声音刺耳。那祖母给人的印象大约有六十开外的光景，事实上她才五十岁。岁月和生活在她干枯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她不曾笑过，那种表情严肃得和冬天一样。”由此可见祖孙俩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辛酸，命运对他们又是何等的不公！他们要从瑞芳到宜兰转车，前往南方澳途中的“城仔”去和阿松的母亲阿兰相会，原以为会平安到达，却不知祸从天降，由于售票员粗心地报错了站，使祖孙俩人坐过了两站才下车。此时的祖孙俩面对陌生的环境，顿时不知所措起来。小说这样描写了他们的无助与慌张：
汽车到了复兴村停下来了。老少两人一下车就被车外的昏暗与北风吞食，暮色中，除了大桥和马路，所有的东西都颤抖，而夜魔的足步越发地紧迫。
这凄凉又陌生地环境，令他们害怕。阿松更怕，他紧紧地拉着祖母的裙裾，挨近她的脚蹲下来。祖母向马路两头探望，很想随便遇见一个人，问问时间。过了很久，谁都没遇见，偶尔有帐篷的大卡车，像一头怪物掠过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于是，在特定时间的压力下，在寒风呼啸的昏暗暮色中，祖母拖着行动不便的外孙艰难跋涉着，心急火燎地过桥赶路。虽然往回走的路只有两站，但对于这对老弱病残的祖孙而言，这段路程显得特别漫长而艰辛。因为事先阿兰曾同母亲商量过，自己一直当妓女也不是办法，总要再成个家，只要男方答应让祖孙俩与他们一块生活，其他的就别无所求了。等了一年多之后，阿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姓侯的退伍军人向她求婚，于是才有了这一趟的祖孙之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见面，“这是他们命运的转机，可能从此他们的生活就可好转过来，不然，那就是更大的不幸。”很显然，祖孙俩赶着去的这个“城仔”，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与目前贫穷生活大不相同的生活与社会地位，意味着未来的机会和希望，所以即便旅途不顺、寒风凛冽，祖母还是带着外孙急着投奔这个虽有些畏惧，却有更多向往的目的地。由于担心错过和阿兰相约的时间，更怕阿兰的新丈夫会责怪他们不守时，加上又一直等不到来车，慌张无助的祖孙俩顿时感到不安与焦急起来了，于是祖母决定带着外孙阿松往回走：
“阿松，我们还是用走的好。大概不要误了五点，你阿母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她牵起阿松开始走，很慢地，但他们已是尽了最大的力量。
由于阿松越走越慢，祖母的心里更加焦急了。为了鼓励阿松，祖母用了一连串的刺激，期望阿松能加快脚步。“阿母说，等你到她那里，她要叫个外省人的爸爸，替你买衣服和鞋子。”可是阿松还是无法加快脚步行走，因为他是一个发育畸形且营养不良的小孩，“因他的体形，陌生人对他的注目，他从小就敏感”，“怕遇见陌生人”，更可怜的是他的母亲“远离家到外地充当妓女维持他们的生活”，他只能和祖母相依为命，这使得他无法从母亲那里得到温暖。由于身患佝偻病，他既受不了冰冷刺骨的寒风侵袭，更无法长途行走，再加上阿松对他未见过面的新父亲没什么兴趣，因此以哭泣来对付祖母的催促：“不管她说什么，阿松再也不会感到兴趣与重要。冰冷刺骨的风，不断地从他的短裤头灌到全身，使得他每一个骨节，都感到酸痛。起先还可以勉强，但越来越走不动。”眼看约定的时间将近了，祖母不得不狠下心来催逼阿松加速赶路，无奈全身每一个骨节都被寒风冻痛的阿松再也走不动了，祖母在焦急中不断哀求阿松“再走快一点，快起来走一些就好了。你一向都是很乖很听话的啊！”“快起来。看，天已经很暗了。”可是阿松只是哭声越来越大地自顾自地伤心，他觉得自己的骨头疼得都要断了，想休息一下，“像此刻的这种情形，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祖母虽然急得就要发火了，但她仍然尽量温和地鼓动、诱哄阿松：“你听我讲，不要哭了。你阿母同我约定五点钟在城仔等我们。要是我们迟了，就会找不到她，我又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所以我们必须赶快走，是吗？快，我想还来得及的。假使慢了八九十分，她也会等！”可是祖母这样耐心地向阿松讲道理，却还是没有效果，阿松仍然坚决不肯再走。最后由于赶不上约定时间的恐惧，使祖母不禁发怒了，她厉声斥骂，并掌掴阿松，阿松也因恐惧与怨恨和祖母哭骂对抗着。此刻的情形真是凄惨无比：
“好，我去死，你把手放开。”她拧着他的手，甚至于狠狠地掴他，终归无效，“唉——我的命好苦呀！太凄惨了。神明要是真的有灵的话，就让我即刻死掉吧！”她也哭起来了。寒风也哭了，天更暗。
在这里，急于赶路的祖母和渴望歇息的阿松，构成了一幅祖孙在寒风刺骨的桥上两人对峙的画面。小说通过这个令人伤心的画面来考验他们的血缘亲情，反映了祖孙俩在最无助状况下的情绪。当然，祖母面对命运折磨的慌乱，甚至于言辞上叱责并且动怒打了阿松，这只是她一时情急的反应，她更担心的是错过了约定的时间，可能会找不到女儿，未见面的女婿可能会因为他们不守时而不欢迎他们这对老弱病残的祖孙，那么这次就白来了，而更可怕的是他们恐怕连返回去的钱都没有。不过，这种祖孙俩伤心僵持的场面终于因好心人的帮助而得到了解决：“最后，幸亏守桥的卫兵，替她挡了一部卡车，让他们到城仔。”虽然祖孙两人的伤心对峙解决了，然而当他们搭上通往“城仔”的卡车时，祖母仍然是忐忑不安的。她一上车就就陷入了沉思：
……阿兰过了时间，还会在那里等吗？她不在那里就糟了。不会的，她一定在那里等着，还有她的丈夫也在那里。不，不，他也许很忙不会来。这样更好，否则他看到我们这种老迈残躯的模样，一定不会欢迎。……不，以后还是要见面的。阿兰不知事先就给他讲明白了没有？……他会欢迎这孩子吗？还有我？……？……？
就在祖母思绪不宁，为不确定的未来而悬心的时候，卡车已经到了“城仔”。“怎么这样快！”她愣了一愣，反而怕了起来，又像自言自语地说：“太快了！”此处，祖母突然出现的“太快了！”的感慨，显示出了一种胆怯，不仅体现出这个穷苦乡下老人的自卑，而且也反映了她与城里人无形的心理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篇小说中的某些情节还不够完美，但还是可以很容易看出小说中有着某种“自传色彩”。在这对下错车的祖孙俩身上，明显有着黄春明与其祖母的影子。特别是阿松的形象，更带有作者童年心态的印记。黄春明幼年丧母，父亲要做生意养家而无暇顾及他，因此照顾小孩的责任便全落在祖母身上，他完全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因此，当他创作时，就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情感与性格，以及过去的生活经历写进小说中去。不过，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意义却是，开启了黄春明以后为“小人物”代言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先河，因为黄春明早在《城仔“落车”》时期就认为“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林海音：《这个自暴自弃的黄春明》，见小说集《小寡妇》“序”，（台北）远景出版社1975年2月版。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三节 《玩火》与《把瓶子升上去》
20世纪50年代，台湾社会处于高压政治统治之下，五四以来的左翼进步文化传统被人为地强行割断，主流文化价值取向带有高压政治的浓厚意识形态色彩，虚妄狂热的“战斗文艺”泛滥一时；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愈来愈感到需要一种更加贴近现实与反映内心需求的文学。到了60年代，“反攻大陆”的神话已经彻底破灭，政治高压却仍在延续，整个台湾知识界与文化界精神沦陷，知识分子心中大多充塞着混乱、迷惘、苦闷、颓废、彷徨、绝望、空虚的情绪。因此，为了表达对当局倡导的“战斗文学”的强烈不满，当时台湾文坛也出现了大批“乡愁文学”与部分军旅作家的“灵幻小说”和历史小说；除此之外，以“横的移植”方式进入台湾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也很快在台湾的文化知识界风靡起来，因为这种以现代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气氛。具体来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来是西方的一股反叛性的文学思潮，滥觞于30年代，成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和前后。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直至给人类带来巨大浩劫的世界大战，面对着人沦为资本的机器，异化为机器奴隶的“非人”现实，现代派文学以一种反传统、反理性，甚至反社会的激烈姿态，来表现西方人无所寄托、无路可归的心路历程，表现西方人生存的孤绝感和“世纪末”的绝望情绪。50年代的台湾，虽然与西方世界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孤岛上也弥漫着沉沦、怀疑、郁闷、孤独、压抑、恐惧，以及虚无的气氛，因此西方的现代派文学迎合了当时台湾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需求。面对内忧外患的不稳定社会，台湾当局奉行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