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都是气话，你说就是真的！”杜梅哭了。
“好啦好啦，既然不想离，就别老说气话。”她一哭，我也肝颤，“我又没想离。”
“离，孙子不离！”她倒来劲了。
“你说你老这么说有意思么？你真敢离么？你要真想离那咱们就离，真拽着去又不去了。老拿这威胁人你不怕伤感情么？”
我蓦地心酸了，眼圈也红了：“老说我对你不好，我除了有时候不大理人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你就什么混账话侮辱人的话都可对我乱说……”
“我不是真那么想的，我就是气，你一不理我，我就心里急……哪么你骂我呢。”
“你气我就不气？可我敢说么？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你就觉得我别有用心。老实告诉你，我忍了多时了，我受过谁的气？和你结婚说句那什么的话我的自尊心男子气概……”我哽咽地说不下去了，使劲一吸将要流出的鼻涕，悲愤地仰起头。
“那还不是因为我爱你，特别特别怕失去你。”她看着我脸色，小心翼翼地贴上来，见我没有拒绝，便一头靠在我的胸前。
“没你这样爱的。你得把我当一个人爱，不能像爱件东西，这样你只能失去我。”
“以后我改。”
“你说过多少回改了？你改过一回么？过后就犯。”
“这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了？”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你，但不相信又能怎么办呢？又不能和你决裂，我又做不出来，就这么凑合过吧。”
她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和她对视片刻，把目光移开。
“我不想你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不想也没办法，我现在没心情说你爱听的话。”
“你讨厌我了？”
我叹口气，紧紧搂了她一下，看着已经漆黑一片的窗外：“别胡思乱想了。”
实际上我最激烈的思想活动没有告诉杜梅。那种令我齿冷令我感到受到严重伤害的感觉一直带到我们上床睡觉，甚至做爱也没有使我忘掉它。尽管我知道她是无心的，但我也不能原谅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原谅过任何人。我可以容忍别人对我的谩骂、攻讦，容忍别人怀疑我的品质，哪怕贬低我的人格，但我决不容忍别人对我能力的怀疑！此辈我定要穷追至天涯海角，竟我一生予以报复。我活着、所作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曾经小觑过我的人逐一踩到脚下！
我躺在黑暗的床上，旁边传来杜梅入睡后均匀的呼吸，我情绪激荡，亢奋异常，那些曾经羞辱过我的人的脸孔一张张在我眼前浮现，我想像着他们落入我手之后的情景，咬牙切齿地体验着复仇的快感。
别美！我有一生的时间等着你们。
当我想到将要对她施以报复之后的那个结果，我无声地恸哭了。
她从包里拿出两条“牡丹”烟，又拿出条“中华”烟，都是那种老牌子不带过滤嘴的。现在这种烟在市面上已经不大容易买到了。她又拿出两筒上海产的“白玉”牙膏，这也是不大时兴的老名牌。
第二天，她外出了一整天，回来照旧疲惫不堪，心情恶劣。
她开始织毛衣，用那种结实的黑色纯羊毛线。
贾玲单身住在医院宿舍里，有时没事或电视里有好节目，她就到我家看电视。医院干部食堂的伙食不好，但经常分一些牛羊肉鸡鱼什么的，她就拎到我们这儿来，吃的时候杜梅也把她叫来一起吃。一次她看到我书柜里有副象棋，便问我：“会下么？”
“当然，高段选手，你会玩么？”
她说她爸爸爱下，她小时候老在旁边看：“会走子儿吧。”接着邀请我下两盘。
“哎哟，你真不知死。好好，陪你下盘指导棋吧。”我忙不迭拿棋清理桌面铺盘摆子，同时招呼杜梅：“杜梅，伺候棋局，倒茶。”
我大模大样坐在桌前，点起一支烟：“虽然好久没下，但赢你还是有富裕，要不要让你半扇？”
贾玲光抿嘴笑，不说话，开始有条不紊地走子。
一会儿我就认真了，开始思考，贾玲笑了，望着我天真烂漫，叫杜梅：“过来看看。”
杜梅打着毛衣过来看了一眼，说我：“现了吧？”
“好汉不赢头一把。”我胡撸了棋盘重新摆子，“让你一盘，高兴高兴。”
“你别让我，真别让我了，自个也高兴高兴。”第二盘我又输了，贾玲笑道。
“那我就真不让你了。”第三盘走了半天后，我说：“这盘还是让你吧。”
我夸奖贾玲：“进步真快。看到年轻人这么有出息，我比自己赢棋还高兴。你下棋真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都第几盘了？”杜梅问。
贾玲伸出一巴掌。
“你得算臭棋篓子了吧？连女的都赢不了。”
“你别着急，我招儿都没使呢。”
第六盘我终于取得了优势，逼得贾玲苦苦思索。
“我可以负责地讲：你没戏了。”我含笑站起身喝茶点烟，“不能光输就完了。我为什么这么跳马？这都是有讲的。”
贾玲推盘笑说：“只赢一盘，得意成这样。我是不忍再赢你，怕你想不开上吊。”
“不在赢多少，看出功力来了吧？”我送贾玲出门时对她说，“以后想提高，就来找我，别不好意思。我不像他们，没架子，爱教着呢。”
“你不说我跟你下棋把手都下臭了。”贾玲笑着离去。
从此我和贾玲隔三差五就要会战一番。她不来我都要去硬拖她，堵着她们宿舍门下战表：“输怕了吧？不敢下了吧？”
一天周末，我和贾玲恶战了一晚上。那天我攻势甚猛，几次和她在局数上战成平局。我已经不满足战术性的胜利，一定要获得整个战争的全胜。我对这次胜利已经盼望很久了。１１点半时贾玲要走，被我拦住了。
“那好，再下半小时，１２点我一定走。”
12点时她仍超出我一局。
“再下半小时，１２点半走，你现在走不够意思。”
“你就让他赢吧，贾玲。”杜梅说。她先还感兴趣，看了一会儿，奚落了我几句，后来电视节目都播完了，她就上床躺着去了。
“我是想让他赢，可他赢不了，除非我不走子儿了，等着他吃。”
直到一点，我看贾玲实在困了，也没情绪再下，就让她走了。
“别走了。”杜梅躺在床上说，“又不是外人，就睡这儿吧。”
“那只好你睡地上了。”贾玲笑。
“快追去呀。”贾玲走后，杜梅躺在床上乜着眼朝我说，“她们宿舍今晚就她一人。”
说完她翻身朝里睡了。
下次我领贾玲来下棋，一找棋，棋不见了。
“棋呢？”我问杜梅。
“不知道啊。”她睁大眼睛，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转身又找，哪儿都没有。
“是不是你给扔了？”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杜梅笑了一下，立刻严肃起来，“我扔棋干吗？你自己搁哪儿了？”
“我就搁这桌子上了，怎么会没有了？这屋里就这么大地方。”
“找不着算了。”贾玲说，“没棋不下了。”
“不该呀，怎么会不见了？”我看杜梅。
“你看我干吗？我又没拿你棋。”
“这家里再没别人，我是不会动吧？你要也没动那咱们家就是进来过小偷。”
“算了，我走了，我还有事。”
“我真没拿，你怎么诬赖好人呀？”
“这事儿真怪啊。”
“我走了。”贾玲开门离去，朝我们笑笑。
她走后，我们都很不高兴，杜梅阴着个脸。
“你还不高兴？”
“你冤枉我。”
“得啦，你那点小心眼谁还不知道？”
杜梅把报纸一撕两半，下床就跑，被我一把薅住，声色俱厉地冲她吼：
“你知不知道我最恨的就是撕书撕报纸！”
潘佑军一进门就对我说：“你看我给你把谁领来了？”
肖超英微笑着在他身后出现，低矮的门框使他进门得低着头。
“哎哟，超英，你怎么回来了？”我忙跳下床，高兴地迎上去。“听说咱们军官来了，怎么没穿军装啊？怎么着，中校了还是上校？”
“人家现在是上校了，滨绥图佳保安第五旅上校团副。”
“上校怎么还是团副？”
“开玩笑你还真信。”
“副参谋长在师里。”肖超英嗓音低沉地说。打量着我的房子，“你这儿真够难找的。”
“咳，进门就上炕，就这条件。”
“你媳妇呢？”潘佑军问，“上班去了？”
“今儿郊外杀人，她跟着她们医院的救护车去拉没主儿的尸体。”
“干吗呀？”肖超英问。
我比划了一下刀子割肉的动作：“解剖用。”
我让他们坐，倒茶递烟，看着肖超英笑：“不错呀，一点没耽误。”
“正常。”肖超英道，“咱们那年兵没走的最次的也授少校了。”
“有当将军的么？”
“那倒没有。过去三连的那个叫崔国力的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刚提了大校，调到军区当作战部长。”
“你怎么样？当将军有戏么？再混几年。”
“不行，我这已经是到头了，再干几年就不干了。”
“你媳妇已经转业了吧？”潘佑军问。
“去年回来的，工作还没安排。”
“她这种干政工的现在不是哪都要？又吃香了。”
“不行，她这样高不高低不低的最不好安排，又是女的。我劝她别去机关了，进公司得了，可公司也不好进。得早点回来了，否则老了哪儿都不爱要了。”
“你还行，还能再干几年。”
“也就再干几年吧。”
我们聊起军里的老人。肖超英说过去军里的那些头儿都退了，新上来一拨年轻的、四五十岁的。“你回去一个都不认识。”又说起我们团，过去我班里的一个山东兵现在是团长。此人当时让他复员时又哭又闹，不知为什么没走还提了起来。又说起一些死掉的人，我们军打越南也上去了，有些伤亡。当时最整我的连指导员也被炮弹炸死了，留下老家农村一窝孩子。说到吴林栋，肖超英叹息不已，说没想到。当时他是我们军的比武尖子，军事技术最好，在军区比赛都拿过名次，在军教导队当过好长时间拼刺教练，他一个能同时和三个人对刺。
那时我们一起入伍的几个人，除了我五大技术一般点，个个身怀绝技。潘佑军枪法极精，肖超英障碍越野和投弹那在全师也是无出其右的。那时一到全军比武，我们团就靠我们几个往回抱锦旗了。我不怎么地也能弄个射击第三名土木作业榜眼。
聊了一通，我说出去请他们吃饭。肖超英连连摆手：“不出去吃，就在你家随便弄点，聊着方便，有酒就行。”
我家还真没什么酒，于是我拎着网兜去服务社买酒。告诉他们冰箱里有什么，让他们看着搞。
服务社里只有一些劣质白酒和葡萄酒，啤酒刚卖完。贾玲正好也在买东西，见我问啤酒，就说她那儿还有几瓶，我要急用待客就给我。
“你还喝酒呐？”
“一人没事吮几口。”
我买两瓶红星牌“二锅头”回了家。
没多久，贾玲也抱了两瓶半啤酒来了：“就剩这么多了，全给你拿来了。”
“够了够了。”肖超英说，“喝白酒，啤酒就涮涮嘴。”
“不够。”我掏钱央求贾玲到外边商店再去买几瓶。
“我有钱。”贾玲没要我的钱，一路去了。
“够瓷器的。”潘佑军说。
“那是，这是我二房。”我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简单拌了几盘凉菜，切了些熟食，就坐下吃喝。
我喝了口“二锅头”，吮了下牙花子，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啊，又能聚在一起。”
“我是不容易，你们还不容易？”肖超英道。
“一样，别看一个城市住着，一年见不着几回面。”
“主要是你搬这儿太远了。”
贾玲拎着一兜啤酒回来，蹲在地上，一瓶瓶抽出来码成一排。又掏出两个纸包的豆制品给我们下酒。
我们留她一起喝点，她说还有事就走了。
我追出去给她钱，她一甩手皱起眉头：“咳，你这人怎么这样？”
喝到中午两点半，我看到医院的草绿色救护车从窗外缓缓驶过，停在旁边的解剖房门口，一些穿白大褂的男女下来抬了两副白被单蒙着的担架进了解剖房。
“杜梅回来了。”我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杜梅一脸倦意，脸色苍白地进来。
“这是我过去的战友，也是……好朋友。”我站起来大着舌头给她介绍，“肖，肖……肖超英。”肖超英也站起来。
杜梅冲他点点头：“你好。”接着厌恶地看了眼桌上摆着的切开的火腿肠和油汪汪的素鸡腿。
“一起吃点么？”我脸红脖子粗地问她。
“不吃。你们吃吧。”她走到一边倒了杯水咕嘟嘟仰脖喝，喝完喘了口气。她大概想上床休息，可另外两个男人在场，她又不便躺下，便走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一起吃点吧。”我又说。
“不吃，看着就够了。”她声音响了一点。
“她刚摸完死人，劲儿还没过呢。”我劝肖超英和潘佑军，“接着喝。”
“你少喝点吧。”她在一旁说。
“别管我啊，我今儿乐意多喝。喝，喝醉了就在这儿住。”
“酒量不大还爱逞能，回头喝吐了可没人管你。”
“别唠叨好不好？看不出我今天高兴？”
“哟，你们喝的什么酒啊？‘二锅头’，干吗喝这么次的酒？”
我放下酒杯，硬着脖子转过身：“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少说两句行不行？”
她不说话了，头仰在沙发背上看天花板。
“要不咱们喝一会儿算了。”肖超英说，“我也觉得可以了。”
“没事。”潘佑军说，“这都是特熟的人，尽管喝没事。”
“那哪成？”我也坚决不答应，“刚喝出点感觉来。忘了？那会儿咱们过年的时候灌连长、指导员，我一人差不多喝了两瓶白酒，全桌人都吐了——就我没吐。”
“你现在是绝对不行了。”肖超英说，“过去我也喝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