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雅典的泰门》，则更深刻地揭露了金钱的罪恶。剧中主人公泰门是一战功显著的豪门巨富，他乐善好施，朋友们在他的酒宴上寻欢作乐，告贷者无不求一得十。在他的施舍下，贫者变富，沦为罪囚者亦得以脱厄致富。但就在这一片颂扬声中，泰门意外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为解一时之急，他派出仆人四处告贷，但往昔的受恩之人，无不拒而远之，分文不与。这真是匪夷所思，但对人们金钱关系的揭露却别有深意在其中。后来当他挖掘树根为食却挖出了黄金时，经历过世态炎凉的泰门终于有了以下的说白：
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灰白色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来，该死的土块（金子），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我倒要让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
结果，泰门把他挖出的金子送给它能为害人群的一切地方，把对人们金钱关系的憎恨发泄到极致。
鲁褒距我们已有一千六百余年，莎翁也离我们长达四个世纪了，但他们的思想对当下现实仍有着犀利的穿透力。今天，被金钱膨胀起来的欲望摧毁了文化千古化育的价值生态，一切都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贪赃、造假者，告密人，白痴，只要提供金钱和色相，就可因此而得福、得利，受到重用，扶摇直上。我们面对的现实，除了金钱和欲望之外，还有什么？正如费洛姆所说：“世界对我们的欲望来说，是一个偌大的客体，是一个巨大的苹果，是一只巨大的酒瓶，是一个宽大的乳房。”（《爱的艺术》）
3
中国古代专门描写金钱的作品，除了鲁褒的《钱神论》以外，还有盛唐文人张说的《钱本草》。两者对金钱的观念形态差距很远，那是时代的差异使然。可以这样地说，《钱神论》是衰世的音符，《钱本草》则是盛世的声调。
张说身处的盛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这是人民生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比较发展的时期，人对金钱的控制一般能维持在良性状态，人与金钱的关系比较正常。作为盛唐人的张说，他的《钱本草》就表现了人与金钱的这种较为正常的生活。他对金钱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文章说：“钱味甘，大热有毒，偏能驻颜，彩泽流润，善疗饥寒困厄之患。”这当然是一种辩证主义态度。他说的是金钱像味道甘美的热性毒药，但能使人青春不老，使人能够免除饥寒交迫之苦。也就是说，金钱在本质上是有毒性的，但如正确对待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能消除毒性。所谓毒性则是“汙贤达，畏清廉”，也就是腐蚀贤达清正之士。为着使金钱能隐恶扬善，“能利邦国”，张说特别重视在金钱的利用方面：“贪婪者服之，以均平为良；如不均平，则冷热相激，令人霍乱。其药采无时，采至非理则伤神。”又说：“一积一散谓之道，不以为珍谓之德，取与合宜谓之义，使无非分谓之礼，博施济众谓之仁，出不失期谓之信，入不妨已谓之智。”他主张用道德的力量来驾驭金钱，要取之有道，取用适度，积散有序，造福民众。这是太平盛世所给予作者的高屋建瓴的理性思考和高情远致的人生体验。故说《钱本草》系盛世之声。
而《钱神论》则不同，它的作者所处的西晋，由于它所建立的是门阀世族统治，是一个不得人心的腐朽没落的王朝。衰世社会首先表征着文化的溃败和文化高大城墙的坍塌，真理和正义之光黯然失色，权势者和贪婪者却虎视耽耽地进行疯狂的攫取，人性与良知在物欲大潮中丧失殆尽，而普通人的世界愈来愈黯淡无光。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时期，社会难以规范人与金钱的关系，道德对金钱的控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这是金钱魔力最为胆大妄为的时期，也是金钱对人的异化表现得最充分的时期。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还可探讨一下《雅典的泰门》与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中《宫梦弼》的深层联系。《雅典的泰门》的作者莎士比亚身处英国封建社会日渐衰落的时期，蒲松龄同样处在封建社会的衰世。因为同是衰世之声，使得这样两个时空迥异的作品有了惊人的相似。《宫梦弼》中的柳氏父子也像泰门一样，曾经“财雄一方，慷慨好客，急人之急……宾友假贷者常不还。”可是，不久家财耗尽，贫不自给，向亲友告贷，则“凡二十余日，不能致一文”，连黄氏岳家，也将他拒之门外，而且，竟然意欲悔婚。此时的柳和真实在到了穷困潦倒之极。其后又和泰门相似，意外地发掘出窖藏金银，再度变为富豪，这给了他报复和羞辱他痛恨和诅咒的人的一个机会，给了他憎恨金钱及其金钱关系的一个机会，尤其给了他羞辱嫌贫爱富的黄家的一个机会。
可见，在衰世的世风日下之时，围绕着金钱导致的世态炎凉，人心叵测，中外概莫能外。
在世风日下、人为物役的时代，只有精神性的存在，人的自我存在的丰富性才能显示出来。鲁褒、蒲松龄、莎翁就有着这种自我存在的丰富性的人。莎翁是一位“属于所有的世纪”的大师；鲁褒和蒲松龄的一生都以贫素自立，终生不仕（蒲氏辞小官回乡）。《晋书》将鲁褒收入《隐逸传》，可见他崇尚老庄，不失性于俗，在高贵和尊严的荒地垦拓出一处诗意温馨的精神家园。
徐进——漫画快手
？ 方 成
徐进漫画精粹 儿时琐记（四幅）
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各有自己的艺术风格，也各有所长。有人善于画讽刺画，有人善于画幽默画，有人善于画连环漫画，如此等等。在报纸工作的漫画家，经常须配合新闻画各种新闻漫画。新闻传播信息要求快速，新闻漫画创作自然必须快手。常画新闻漫画的人，出手总是比较快的。徐进同志原是乐器厂工人，钟情漫画。工人干活自然因熟练而成快手，他因长于漫画调到工人日报任美术编辑，画了多年新闻漫画，出手自然就更快了。不过手快还要求高质量，可真不易。他的一些作品，能使人记住不忘。能使人记住不忘，那可是衡量漫画质量的一个标准呢。当报社美术编辑，除画漫画之外，更着重漫画约稿组稿工作，有的要编漫画版，是定期见报的。这种工作可是累人的活儿，也需要快手。《工人日报》的漫画专版至今出了一千多期，几位漫画家是下了苦功的，徐进是其中一位，还是下工夫为时最长的一位呢。
平湖藏书家葛嗣浵
？ 柳和城
浙江素为人杰地灵、文化荟萃之邦。历代藏书之富、藏书家之众多，举世公认。清代以来，更是书家辈出，群星璀灿，从鲍廷博“知不足斋”、吴骞“拜经楼”，到蒋光煦“别下斋”、陆心源“皕宋楼”、刘承干“嘉业堂”等等，为中华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要介绍的是一座藏书史书上几乎未被提及、却颇具特色的藏书楼——平湖葛氏传朴堂和他的主人葛嗣浵。
儒商合璧世家子
平湖乍浦海边，有几座不高的小山。一座叫黄山，山脚下有个村落，清雍正年间出了位葛姓武探花，因平定新疆立下军功，荣归故里，为纪念在新疆耽过的日子，他给自己的家乡取了个“巴里昆”的西域名字。到民国初年，这里还有一块很少有人举得起的巨石，相传为葛氏这位先祖练武用的遗物。
葛氏家族几代繁衍，到咸丰年间已家境破败。葛嗣浵的祖父葛肇基年少志高，随人赴闽，学做起木材生意。渐渐有了积蓄，于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在上海南市办起一家开泰木号。初与杨氏合资，经始未几，杨氏离去，遂为葛氏独资产业。木号在福建和平湖家乡设有分号。时值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江南经济复苏，建筑业兴旺发达，从此葛氏发家致富。在平湖城中明珂里，建起花园宅第和祠堂，子弟们也开始了读书求功名的生活。其子葛金烺（毓珊）发愤求读，得中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二甲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湖广司主稿及户部郎中等职，是个四品衔的小京官。他著有《爱日吟庐书画录》四卷、《续录》八卷、《别录》四卷、《传朴诗稿》四卷、《竹樊词稿》一卷。以上已刊行，未刊文稿尚有《传朴堂文稿》等几种。葛金烺对开泰木号的经营一直过问，其〃印承先志，买地筑室，固此丕基。其后虽官京师，堂构经营不稍懈〃（张元济《〈上海开泰木号七十年纪念刊〉题辞》）。现上海中山南路南外滩沿黄浦江一带，当时木号林立，来自福建等地的木材乘涨潮时分，通过涵洞运送上岸，常常堆积成一座座小山。〃开泰〃是屈指可数的几家大户之一。
葛嗣浵，号稚威，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系葛金烺幼子。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儒商合璧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他既爱书，又懂经营。他的科举道路并不顺畅，仅中过秀才（1884年）。后来成为他儿女亲家和藏书事业至友的张元济（菊生），就是当年〃同试郡城〃的少年同学。
从传朴堂至守先阁
葛金烺喜书，不论经史子集，还是奇门遁术、风水相命之书，无不涉猎。长子嗣藻（云威）助父收书、藏书，成为平湖一大藏家，“传朴堂”名传遐迩。葛金烺为官时间不长，病逝时才五十多岁，葛嗣藻过世也很早，于是传朴堂藏书传至葛嗣浵手里。他购书之勤，胜于父兄，远至东北、陕西，近至苏州、杭州，每至一地，皆满载而归。日积月累，藏书充积，原先的书屋不敷使用。一八九九年，他在平湖城中宅第旁建起一座藏书楼。库房内密密层层的书柜排列整齐，书柜间仅一人能行。书楼花厅上方，挂着伊墨卿手书“爱日吟庐”的匾额。葛嗣浵为表示其仰承先恩之意，取名“守先阁”。不过直止一九三五年，他才请张元济为其书楼题了匾额，未等此匾制成，葛却遽然去世了。张题额同时，还撰有《为平湖葛氏守先阁题额识语》短文一则，叙述从传朴堂至守先阁的经过：
“毓珊姻丈劬学嗜书，官京曹时，与哲嗣云威部郎网罗群籍藏弆之，富甲于一郡。稚威亲家仰承先恩，思有以光大之。光绪岁己亥，乃建斯阁。移书庋其中，名曰守先，所以凿楹之训也。越三十余年，积书逾四十万卷。稚翁复与犹子阴梧学部编订藏目，将以行世，兼示后人，洵可美已。稚翁命书阁榜，谨志数言，以志钦仰。”（《张元济诗文》第335页。）
葛嗣浵每年夏初，必返书楼，督办晒书事宜，乐此而不疲。藏书楼还雇有抄写和修书高手，借抄缺书，配补残叶，葛皆亲自过问。他还请徐斅定（徐调孚之父）编书目。
方志、书画藏书楼两大特色
清代及民国以来，许多藏书家都以宋元版书为自己收藏目标。传朴堂两代主人却自有见解，另辟蹊径，苦心经营数十载，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
葛嗣浵喜集方志，蔚成大观。他与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彼此假借，互相抄藏，连续很长时间。涵芬楼方志一门凡一千四百余种，二万余册，传朴堂方志总量恐怕不下于此数，而且有些为涵芬楼所无。如涵芬楼所藏平湖县志仅有乾隆年间高、王二本及光绪初彭润章新修本，而葛氏独有嘉庆十年路癐续修本（张元济《题嘉庆十年路錞续修平湖县志后》，《张元济诗文》第346页）。〃路志〃十分珍罕，其价值胜过普通宋元版书。又如，一九二四年七月，葛代涵芬楼收得志书六种，张元济复函致谢，并谓：〃闻新得《天门县志》，代为欣喜，敝处所钞一部卷端并无草议十条，尚未检《章氏遗书》，如已有之，当钞录补入，否则亦拟乞借之。〃（引自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248页）可见葛氏收方志之富、价值之高。再如，涵芬楼藏《盐邑艺文续编》，有缺帙。张元济见其所收明人诗作众多，但不知为何人所辑集。传朴堂藏本恰为全本，葛嗣浵告诉张，乃一代师宗胡震亨（孝辕）所辑，并借予涵芬楼抄录二册缺本。
除方志为传朴堂藏书一大特色外，书画作品之宏富为其另一特色。上至宋元明历代名家书画，下至当代任伯年、陆廉夫、吴昌硕等名家手迹，琳琅满目，约有一千余幅。最初，葛金烺收入“红顶商人”胡雪岩散出的一批书画，打下收藏基础。葛嗣浵交友颇广，继续广征博收，藏品日益丰富。有一组陆廉夫的花鸟堂屏，共八幅，悬挂时可从屋梁挂至地面。据说画家一生只画过两组这样的巨幅堂屏。
热心辑集乡邦文献
三十年代初，文史专家谢国桢曾参观过葛氏藏书。他说，传朴堂虽也有些善本书，如宋版《范文正公别集》《干禄字书》、残本《会稽志》和精刻本的丛书，但是，“其中最精的要算乡邦文献了，如《李蜃园文集》、朱为弼《茶坪诗集》等书，收集不下百种，……”（谢国桢：《三吴回忆录》，《瓜蒂庵文集》第328－330页）这与其主人葛嗣浵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清代嘉兴学者忻虞卿辑有《槜李文系》稿，收嘉兴府（古称槜李）所属嘉兴，秀水、嘉善、海盐、平湖、桐乡、石门七县先人遗著一千九百余篇。由于卷帙浩繁，一直未能刊印。葛嗣浵曾刊成《槜李诗系》，有志将忻氏书稿印出。一九二一年，他与张元济及另一位甲申府考同年金兆蕃（海铮┥桃楹螅龆ń楦逑缕晗扪又列衬┠辏⑿酶迦甭哉摺Ｋ悄舛ā冻锟礃椑钗南怠嫡鞲骞簟泛汀墩鞲寮蛘隆罚惴赫骷缦椭觥！豆簟吩疲�
“嘉兴忻君虞卿……编次乡先正文字为《槜李文系》四十六卷，未受剞氏。……同人佥谓，乡州文献不厌求详。如有阙遗，犹可补正。又拟广至宣统季年断代为书。同州诸彦暨海内大雅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