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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检察院方面申请为他做了精神鉴定，虽然鉴定书在公审时提交给了法庭，但法庭认定他充分具有行为能力，没有精神障碍，他被判处五年徒刑。被告人没有上诉，接受了徒刑。
“关于他在未成年时期犯的几个案子，公审的时候控方律师没有提出控诉。大概是认为那些是以往的事，他应该接受治疗吧。关于他的五年的刑期也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重了，
也有人认为判得轻了。当时负责案子的是个女检查官。”
鸟居虽然不善于体谅别人——在有马义男的事情上就表现得很明显，但他办事儿却很麻利。他和别人的摩擦有时就是因为他太麻利了才引起的，武上倒是很欣赏他的麻利劲儿。鸟居把交给他办的有关11号情况的档案很快就整理好了。
“这个人未成年时期的几起案子的内容几乎差不多，作案的对象都是冷淡他的和讨厌与他交往的女孩儿，他尾随她们，一天上百次的打电话，甚至把她们胁迫到自己家里施暴。他没有同伙或组织，是个性格孤僻的男人。”
“仅仅是暴力。”
“是啊。他在服刑期间还是个模范囚徒，五年的刑期，刚三年就假释出狱了。规定他定期向保护司汇报，接受保护司介绍的医生的指导。如今，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固定职业，只是到一个离家不远的个体餐馆干临时工。他本人还一直想回大学完成他的学业呢。”
“他学的什么专业？”
“是法学系。”鸟居一脸严肃地回答。
“这么说，他出狱以来一直挺安定的？”武上看着鸟居的脸问道，“可是，你不是认为这个家伙很有可能和大川公园的案子有关系吗？为什么？”
“一个是外表，我很赞成您对罪犯外表的估计。”
“的确，从照片看这人长相还不错。”
“虽然肤色有点暗，但他的个子比较高，身体很健壮，怎么看都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据说他现在还是独身。这样的人怎么总被女孩儿给甩了呢？”
鸟居像是自己问自己。
“这个人是受过教育的。学生时代成绩也很好。据他高中时的同学说，他还是学生中的领导，担任过学生会的主席。那可是选举选出来的呀。”
武上慢慢地点了点头。
“要把日高千秋的尸体搬上大象滑梯是需要相当大的力气的。从这一点看，他倒是符合条件的。而且他自己也有车，是一辆轻型汽车。”鸟居又补充说。
11号的车是一辆红色的像玩具似的双座汽车。
事件发生时的大川公园附近，古川鞠子的手表被投入信箱时的东中野的古川家附近，广场饭店周围，日高千秋的尸体被发现时的儿童公园的周围，对这四处地点出现的可疑车辆的调查还在继续。现在的报告书中，还没有有关双座红色汽车的报告。红色汽车并不多见，目击者如果看到是会记住的。
“这些疑点是需要调查，不过我还是有点儿拿不准。”武上说，“有传闻说这家伙最近要结婚。”
“已经了解过了。他在做临时工的地方交了个女朋友，是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他就是要和那个女人结婚。”鸟居继续向武上做着说明。
鸟居说那个女人利用信用调查所对他进行了调查。
“调查员向他周围的人做了调查，他现在住所附近的人都不知道他有过前科。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他是个很成熟的年轻人。信用调查所用他们特有的方法查出了他以前的履历，所以那个女人被吓跑了，他在做临时工的地方还和别人产生了纠纷，真是很不走运，本来谁也不知道的事情一下子弄得大家都知道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武上问。
“今年四月中旬吧。”鸟居转了转眼珠说，“古川鞠子失踪的确切日期应该是六月初，对吧？”
“是啊。是6月7日。”
“迄今为止，跟他有关的所有事件的起因都是因为他以前的女朋友。女朋友的离他而去使他失魂落魄，因而对女人产生憎恨。这种情绪逐步升级肯定会导致他再次犯案。”
“那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现在怎么样了？”武上问道。
“她换了工作，离开了他。我们知道她的住址，打算去见见她，那样还可以了解得更详细一些。还有，那个家伙工作的家庭餐馆是一家连锁店，总店在新宿。当时录用时的面试和培训都是在新宿进行的。”
“在新宿的什么地方？”
“是在西新宿中心大楼。就在广场饭店的旁边。”鸟居回答。
武上交叉着双手说道：“看来得派人去监视呀。要二十四小时监视。”接着又问了一句，“调查会议什么时候开？”
“还不知道。听警部说还有些事儿没弄清，对于不在场的证明的确认是很复杂的。”
“是啊。我们也一样，还有些材料需要准备。还有一点……”
“什么？”
“11号现在怎么生活？还在做临时工吗？”
“还在做。餐馆虽然已经知道了他有前科的事却没有解雇他，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辞职，很难理解双方是什么心理。按同事的话说，可能是认为他以前是被冤枉的吧。”
“他有没有出过远门或是生病不上班的时候？”
“好像没有过。”
鸟居走后，武上独自坐在桌旁思考着。他在想11号是真正的罪犯的可能性。虽说他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很符合罪犯的条件，但是他过去一般都是在变态的心理冲动下作的案，从来没有利用过传媒……
重新对前科罪犯名单中的人进行调查是神崎警部的主意，调查是谨慎地进行的。特别是对6号和11号调查的进展状况，因为考虑到防止记者泄密，在调查会议上都没有全面公开。
神崎警部在刚到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围绕三亿日元的事件抓错了人的经历。那件事在他脑子里始终记忆深刻。这种错误不但给误抓的“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调查机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神崎警部是深有体会的。为此，他们这次采取了白天出动调查，夜里开会研究的工作方式，专职采访刑事案件的记者们对此大为不满。搜查一科的科长也是个对媒体多有微词的人物，这次他与神崎警部的意见很一致，都不主张过多地向外界公开调查的进展状况。
当然，媒体方面的反应也很强烈。有关调查总部在事件发生了半个月之后似乎还没有什么线索的评论和报道大量见诸报端。武上仍旧继续收集这些报道的剪报和有关这个事件的电视节目的录像。因为录像不属于武上他们的业务，所以总部里也没有录像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武上妻子的头上。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白天的综合节目她都比武上清楚得多。
在事件还是媒体的热门话题的时候，武上白天几乎没有时间看这些电视节目，过后看录像，也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尽管录像带的利用价值不大，但是因为武上严谨的工作态度，他的妻子一直按他的要求坚持继续录像。
这天中午过后，武上的妻子拿着换洗衣服去署里找他。正在开会的武上没有出来见她，过后武上打开口袋一看，除了衣服外，口袋里还有一盘录像带。录像带上有妻子手写的目录，内容是一组有关恶作剧电话的特集节目。妻子说这盘带子也许能给他提供一点儿参考。
在特别调查总部的沉闷的气氛里，武上总是要在夜里临睡前用会议室的电视机看看媒体的议论。和武上在一起的条崎，也看到了武上妻子写的目录，见武上正好有空，就随手把带子放进录像机里，并且准备好了记录本。
因为是特集，开始是变音器的机械组装、流通渠道、价格和使用方法等的简单说明，然后是去年一年里首都范围内发生的骚扰电话的次数，还介绍了其中使用变音器的电话的次数。
“打这种骚扰电话时，如果用真实的嗓音，会是一种什么心理？”条崎把这句播音员的旁白记录了下来。
在插播的商业广告画面中，对声波的解释是：“即使通过变音器声波的声纹也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说，变音器欺骗的只是耳朵，只是听起来声音改变了，实际上声纹是无法改变的。至于能改变声纹的机器和技术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这对武上他们来说可是个意外获得的知识。
武上他们要抓的罪犯不正是为了不留下证据才使用变音器的吗？当初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时候，他肯定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大概也不知道声纹是不能变的吧？如果他也看了这个节目就该慌神儿了。
特集的最后是接到过骚扰电话的受害人的控诉。出现在画面上的一共有两个人，都是女性。她们的脸部都加了伪装阴影，声音也作了处理。其中一个人是住在埼玉县的家庭主妇，另一个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单身女职员。家庭主妇说她一天之内接到了一百五十多个骚扰电话，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女职员则说，打给她的骚扰电话都是涉及她个人生活的内容，她怀疑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干的，她已经不得已辞去了工作。这两个案子都出动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是都没有抓到罪犯。
在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埼玉县的那个家庭主妇流着眼泪，毫不隐瞒地说，她不仅受到骚扰电话的直接伤害，还因为这种电话受到其他更严重的伤害。在她所居住的新兴住宅区的狭窄的人际关系中，有人得知她接到这样的电话不但不同情她，反倒说她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才招惹上这种事儿的，为此引来不少流言蜚语。
看完录像，武上问条崎：“在大川公园一带，过去发生过骚扰电话的事儿吗？没有做过这种调查吧？”
条崎立刻回答道：“这种情况在报告书里还没有。”
“要是做了就好了。”
“如果有过这种事儿，怎么到现在没有听说过呢？” 条崎说。
“也许是被害人不愿意说吧。说出来还说不定会遭到非议，招来更大的痛苦，刚才那个家庭主妇的话你不是听见了吗？”
条崎想了想，站了起来。说道：“我先去查一查管片儿内有没有对这种事件的调查申请或者报案记录。”
第二天，27日，案情发生了几处巨大的变化。
其中之一是，11号嫌疑人有今年6月7日的不在场证明的证词，6月7日正是古川鞠子失踪的日子。
因为是临时工，所以要想确认11号的不在场证明是很困难的。日高千秋失踪那天，他从早上就一直呆在自己家里，临时工的工作是晚上六点开始，工作之后就去向不明了。这也是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6月6日到6月9日的四天时间里，他没有上班，说是休假了，到底去哪了呢？”
那四天，11号和他的朋友是去参加了他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培训班。这是从他的高中时代的同学口中得知的。
11号嫌疑人的一个靠父母生活的，没有工作的朋友，一直抱有自己经营生意的梦想。他参加过许许多多培养经营者的培训班，这个人与11号从高中时代就断断续续地来往，对11号所犯前科也都清楚，而且还同情他。此人总想帮助11号重新融入社会，曾多次劝11号参加这
类的培训班，直到六月的这四天才真正兑现。
这个证词是出自和11号很接近的人。已经证明他们参加这个培训是有记录的，而且，参加者在四天当中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在没有紧急情况时就连和外部的通讯都要暂时中断。那个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一个公司专用机构里，参加者都是从地铁站乘公共汽车前往的，不能用自己的汽车。经调查当地的出租车公司的运行记录，四天里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地铁站或直接到东京，或者是从馆山地铁站以及从东京到会场的运行记录。和11号吃住在一起的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证明，四天里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外出。
11号在这次案子中的分量一下子就减轻了。眼看着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鸟居的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就在这个时候，第13号田川一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最初引起武上他们注意的，是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刑警报告书。大川公园事件发生一周以内，在对公园周围的可疑车辆一辆一辆地进行调查时，查到有人曾三次到租赁公司租车，因而引起了刑警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居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的公司职员。他租车的日期是9月4日、11日和20日。4日正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租用的车子颜色每次都不同，有目击者看到他的车在公园的周围停放过，在那个业余摄影师的照片上也有他租的车。经过向他本人询问，他说都是帮他的一个朋友租的。他的这个朋友就是田川一义。
按大崎的公司职员的话说，“他也是个有前科的”。田川一义在两年前，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在他工作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的墙上凿洞，安装了隐型摄像头进行偷拍。并把拍到的照片匿名邮寄给被拍照的人。那个人是他的女同事。
“他的行为实在太恶劣，所以公司就把他开除了。”
据说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田川好像患上一种对人的恐惧症似的。
有人说：“他总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干的事，都用轻蔑的眼光看他，有点儿神经兮兮的。田川有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上街买东西。”
田川犯的事儿都是和摄影有关系的，据说田川从小就爱好摄影，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独自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