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摆在那儿，明眼的读者自会比较的。胡适想进政府，走参政的路子，以此来达到改变中国现状的目的，这想法不能说错。但在鲁迅看来是不现实的。而历史证明胡适也并未走通。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当时的现状有透彻的体察和分析，或者简直就可说他是“看透了中国人”，看透了中国这个社会。不然，他也不会写出那么深刻的文字，如他在致徐炳昶的信中所说：“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节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如此深刻的话，胡适无论如何是“深刻”不出来的。正如孙郁在他的书中所说：“那时中国的症结，正是鲁迅所云的国民性问题，精神界最缺乏的，乃是拷问民族灵魂的战士。”而“胡适的思想库里，没有这一因子，他似乎不会从这样的角度去梳理问题。而鲁迅一针见血地道出原由，其思想的幽深，非同代人可比肩的。”
这些年来，我读了我所能见到的评价鲁迅先生的文章和一些出版物，发现就像说有多少个读者就会有多少个“哈姆莱特”一样，每个人在读鲁迅文章后的感受都是不同的，有些读者便把自己的感受弄得像“定论”似的。比如我在读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时就有这样的感受。这次在读邵建先生这篇文章时不仅也有这样的感受，且感受尤深。
这里还想说的就是瞿秋白写而以鲁迅当时用的“干”的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我们来看看邵建是怎么看这篇文章的。在引出正题前，作者已经表示认为鲁迅写的《言论自由的界限》是“偏见”：“今天，鲁、胡、罗三人文字俱在我手，一巡读过，非其事也。还能说什么呢？似乎我只能说偏见比无（所）知距离真实更远。”接着作者就开始说了：“距离更远的则是《王道诗话》。”为什么是“距离更远”呢？作者把胡适在《人权论集序》这篇序言的末尾，也就是惹起“祸端”的“鹦鹉救火”的那一节话抄下后，动情地说：“这是一段令我感动的文字。”为什么会“感动”呢？就是因为“而鲁／瞿的文章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点来表明自己对1929年‘人权运动’的态度”。当然邵建先生最恨的就是《王道诗话》中结尾处那四首诗的最后一首。当然我还是说，如果只读邵建先生的文章，谁都会说鲁迅和瞿秋白太坏了太恶了，太不是人了，总之，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赠送给这二位。可当我们自己一读了《王道诗话》的原文，读了别的一些研究家们对此评论的文章，便知道邵建先生写的是怎样的一种文章，对鲁迅瞿秋白用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眼光，抱的又是怎样一种态度。我读了这么多写鲁迅和胡适的文章，目前只认为孙郁先生写得最客观。刚好他在三十七万字的《鲁迅与胡适》中专门谈到了《王道诗话》这篇文章，我们也来看看他是怎么认为的，或说看看他的见识与邵建先生是怎样的不同：
孙郁先生在引《王道诗话》全文之前有几句话：“也是在同一时间（指鲁迅写《‘光明所到……’》——引者注）前后，瞿秋白正避难于鲁迅寓所，曾写下《王道诗话》一文。经鲁迅修改，以鲁迅用过的笔名‘干’，发表于《申报·自由》。那文章对胡适的挖苦，可谓痛快淋漓，读之不禁为胡适的行径深为遗憾。《王道诗话》出语锋利，道出了胡适思想的核心所在。”《王道诗话》全文引了之后，孙郁还有几句是这样说的：“后来的学人，谈及此次事件，多有为胡适辩护之处。那其实是时空环境改变，背景与氛围迥异的缘故。但从法的角度、理论的角度，胡适不仅未错，且有着很超前的目光和胆略，但三十年代的国民政府之下的社会，统治之黑暗，压迫之残酷，书斋里的学者是难以感受到的。胡适的言行，固然是善意的，他思维的深处，很得欧美流行的法的精神要义。但蒋介石政府，本身并无民主可言，在那时谈法，讲人权，无意中，还是帮了国民党的忙。蒋介石后来看重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前年是胡适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陆虽然没有对这位对新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不少人也都写有不是纪念文章的纪念文章，甚至像这则文字开头引用的那样：“现在是胡适的语录随处可见的年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胡适有很高尚的人格魅力，确实也很伟大，尤其在中国普及白话文方面简直是不遗余力。但如果有人除此之外硬要说胡适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为了探索一条中国的“建设”之路，并还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我是不能同意的。他的设想不可谓不好，可是一遇现实便把他的那些美好的理想击碎了。这些，原本早已不成问题，可有人却总还是想在这一点上弄出些小波澜，那意思是如果说胡适当时“改革现实政治”的想法或叫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凭这一点，就可“证明”他比鲁迅深刻得多也比鲁迅伟大得多。然而遗憾的是，历史证明，胡适的想法不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因此他终于没能走通。如果说他在促成白话和白话文学在中国取得的是胜利的话，那么，在如何建设中国这一方面，应该说他失败了。至于有人夸他的什么“建设性”也好，“前瞻性”也罢，说好听点，也仍然不过是美好的理想主义。
注释：
〔1〕〔2〕见孙郁：《被亵渎的鲁迅》，第187、308页。
〔3〕《且介亭杂文·序言》。
〔4〕王敬文：《鲁迅与国民党》，见《新华文摘》1999年第3期，第81页。
剖腹自杀的将军诗人
？ 李 珂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用“剖腹自杀”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不抵抗主义”的愤怒和抗议的，大概只有续范亭将军一人。
续范亭（1893～1947）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期间积极配合八路军对日寇作战，旋投奔延安，因病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将军文武兼备，工诗词，格调豪迈激越，有岳武穆、陆放翁遗风。
1935年，续范亭将军赴南京呼吁抗日，他目睹当时政府的屈辱退让，极度悲愤，在中山陵放声痛哭：
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
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
——《哭陵》
接着他又赋《绝命诗》一首：
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
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然后抽出战刀，切腹自杀……
续将军此举一时震动全国，影响巨大，幸遇救脱险，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慰问。
诗人自杀，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有人是出于忧国忧民，有人则是出于私人恩怨，泰山鸿毛，意义和价值自然也就大不要同了。
宰予因何遭抨？
？ 石鹏飞
孔子骂过宰予（宰予字子我，又称宰我），原因是“昼寝”——白天睡觉。孔子之骂极为难听：“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粉刷）也。”（《论语·公冶长》）这在今天看来，近于人身侮辱了。
其实，宰予本“孔子十哲”之一，乃〃言语〃科的高才生。然孔子以“昼寝”骂宰予不过是个借口，其深层原因是宰予曾对孔子的观点有过质疑，弄得老师很尴尬。
一次是关于“仁”。宰予问道：“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者，其从之也？”（有一位仁者假设告诉他井里掉进去了另一位仁者，他该下去救吗？）孔子答：“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去），不可陷也。”（为什么要这样呢？君子——仁者——可以去救，但不能让自己陷到井里去！）（《论语·雍也》）宰予听后，未接话茬。可如此的假设确使孔子走进一个悖论——您老不是说要“杀身成仁”吗？然今番的回答，总令人感到很假。
一次是关于“居丧”的期限。宰予发现，孔子既提倡“居丧”应须有三年之长，但又鼓吹“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岂不矛盾？因而建议丧期当由三年缩短为一年。孔子听后，不好正面回答，遂痛骂宰予不“仁”：“子生三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宰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孩子三年后才能脱父母之怀，这样，为父母守孝三年乃天下之居丧通则。宰予，你不也有从父母那里得来的三年养育之恩？！）（《论语·阳货》）。
恐怕正由于宰予的两次发难，这才使得孔子借题发挥，恶抨自己的高足——宰予。
应该说孔子于教育确有贡献，不可磨灭，他办私学，普及教育，而且还懂得一定的教育方法，譬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等，但是，孔子执教，以为“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不能接受学生的提问、发难、挑战，恶抨宰予便是一例。吾国之缺乏创造性学习机制，不易形成〃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探索气氛，其源，抑出于此乎？
天子杀人
天 子 杀 人
？ 任文祥
《潜书·室语》云：“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偏将杀人，非偏将杀人，天子实杀之；卒伍杀人，非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
皇帝杀人有两个方面，一是亲手杀人，一是暴政杀人。唐甄这里说的天子杀人，显然是指后者。中国的暴君朱元璋，俄国暴君伊凡雷帝，常常亲手杀人，甚至以杀人为乐。然而他们亲手所杀人数，远远少于暴政杀人。苗田不怕个人脚踏，而怕大涝大旱，众人不怕失足落井，而怕瘟疫流行；暴政杀人如苗田的大涝大旱，一毁百里，又如瘟疫泛滥，陈尸遍野。
那么，将帅吏卒杀人，为什么要归罪于皇帝呢？因为皇帝实行专制，独揽大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将帅吏卒不过是他放出的虎狼，他们咬人吃人，就是皇帝咬人吃人。所以，暴君是万恶之源。
皇帝至大至尊，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就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胡作非为，拿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儿戏。他们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没有人敢追究，甚至不敢过问，这就造成一犯再犯，恶性循环。
在唐甄看来，同样是杀一人，而皇帝杀人比百姓杀人罪恶更大。他在《潜书》中说：“匹夫无敌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罪，斯足矣；有天下者而无故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无故杀人，其罪岂不重于匹夫？”
他这话说得太好了！就是要人民起来治皇帝的罪。如果他的话能够实行，天下就不会有暴君了。
至于说将帅吏卒杀人“实为天子杀人”，这并非为将帅吏卒开脱罪责，他们和皇帝各有各的账，都应加倍偿还。
秦砖汉瓦
秦 砖 汉 瓦
？ 田 澍
文物总是愈久远愈稀少愈有价值。那些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东西，如一块瓦片，半截砖头，几片竹简，数片衣绢，都有可能奉为国宝而小心翼翼地供在华丽圣洁的橱窗里。人们珍重的，当然决不只是这些瓦片、砖头、竹简、衣绢；而是它们所折射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历史的严肃就在于它的不可更改，历史的不可更改在于它的严肃。
秦砖也好，汉瓦也好，都是先人留下来的遗产。透过风雨留下的斑斑痕迹，能看到先人被毒烈的太阳晒得透红的黑色脊梁，看到汗水从那里小河般地淌流而下，看到青灰色的屋檐和屋檐下劳作生活的人们，看到时代在他们生命的背影上打下的深深烙印。无数悲欢离合在涌流，在呼号，在讲述着悲凉。这就是历史。
所有的生命——无论杰出的，还是平凡的，都是在书写历史。历史一旦被书写，就成了真正的历史。但它有时也被涂改，有时也被重写，然涂改和重写都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历史终究是不能被涂改和重写的。
我们正在成为历史，我们曾有的光荣与梦想，羞辱与失望，都被固化为历史。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秦砖汉瓦”，而我们的后人也会在这里驻足沉思，一如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
吉 羊
？ 黄永玉 画
无 题
？ 韩 羽 文画画夏荷图，题“芙蓉塘外有轻雷”，借李商隐句，以示画境凄迷幽远也。
一友人作注曰：“见《南亭四话》：小时不识雷，只当天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