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段对付全国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专制主义者固执地认为，只要在灵魂深处紧紧地控制住知识分子就万事大吉了，政权和社会就稳定了。历史却证明，正相反，如柏杨所言：“专制政体最大的缺点之一是，统治阶级多半一代不如一代。”〔5〕所以，看似庞大辉煌的秦王朝，仅存十六年就灭亡了。同期的西方，除罗马共和国铸造出银币（银做为钱币进入流通领域自纪元前264年开始）外，一直在拼杀之中。这是西方史的特点：要么乏善可陈，要么影响甚巨。
纪元前二世纪。中国人被称为汉人、汉民族，中国字被称为汉字，中国语被称为汉语，自本世纪（西汉王朝）始。除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儒家学派借助政治的力量，贬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使儒学成为中国人惟一法定的正统思想。从此，中国人永久地被这个单一而保守的思想给僵住，影响至今。在一个国度，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那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所以，对中国人灵性的杀伤力，儒学思想甚于秦始皇的万世统一。但如果没有秦始皇这个万世统一的始作俑者，儒学思想又何以能大行其道呢？看来，集权才是万恶之源。与西汉王朝比，本世纪的西方仍“不成体统”：希腊各城邦除斯巴达外，虽共组亚该亚同盟，但在组织上，不具西汉王朝那样的高度统一格局。纪元前的中西方世界，看似混沌一片，或者说都没有离开过打打杀杀这些血腥场面，但大致的走向仍各不相同，比如在学术上，西方就从没出现过类似中国的绝对高度统一的所谓思想体系，至于组织体系，也必然地受到各自所“背依”的思想体系的影响。“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6〕；中国思想不一定是贵族思想，但却是王家思想。故言，中西方世界的诸多不同，是从一开始（混沌世界）就注定了的。
纪元前一世纪。中国与匈奴汗国的战争，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此属对外战争。在国内，统治中国西汉王朝的皇族（刘邦后裔），在享受太久的富贵后，不可避免地步入腐败和堕落的轨道，政权遂转嫁到皇室女流之手，形成所谓的“外戚政治”。为什么男系家族接班掌权就天经地义，而女系家族获得某个政治位置就叫“外戚政治”呢？在中国的史书上，“外戚政治”一词屡见不鲜，说明在史学家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法思想。皇权虽死，但历史表述者们的皇权思想却还活着，这恐怕才是最可怕的。这种历史表述往往给人以错误的连贯认识：只有男根才有资格延续一党一族的香火，换换面孔就是“外戚政治”（或曰多党政治）。这一逻辑，实际是在为新独裁专制者张目，必须批判和唾弃。此间的西方，看来要比中国热闹些：（一）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二）罗马共和国发生持续三年的“奴隶战争”，最后奴隶军溃败，奴隶斗士斯巴达克斯和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悬尸数十公里（前71年）。（三）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克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前62年）。（四）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的职务。恺撒遂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遂推选恺撒为执政官（前49年）。（五）罗马元老院给渥大维（恺撒养子）一个“奥古斯都”（伟大）的尊号，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成为罗马帝国（前30年）。（六）耶稣诞生（前4年）。
一世纪。从本节开始，与纪元前的区别是：纪元后是从少到多计算数字，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数。言归正传。世纪初（00年），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灭亡。中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王莽时代，最后迎来东汉王朝（刘秀建立），中国再现大一统格局。而西方，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0年）一事可记。
二世纪。本世纪的中国有两件事可载：159年，中国第一个宦官时代（即当朝政权被宦官所控制）出现；大一统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西方则出现一位凶暴荒淫的罗马皇帝康摩达，他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192年。同年，吕布刺杀董卓）。
三世纪。中国家喻户晓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便出自本世纪，其前身为东汉王朝。“三国”（曹魏帝国、蜀汉帝国、东吴帝国）共维持六十一年，后为新兴的晋王朝替代，中国重归统一。在时间上与中国的“三国时代”大致相同的，是罗马的“三十暴君时代”，计五十三年，三十个罗马皇帝，仅一人善终，余者皆死于非命。相反，中国的“暴君”（暴乃恶也，君乃善也，恶而善，是个什么东西？在此引为警觉的不是“暴君”这个怪物，而是文化不分善恶的包容度）大多倒都能寿终正寝，此为中西独特之一别。
四世纪。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残暴、荒淫、混战是其全部特征。比较来说，西方稍趋明朗：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辞职（305年）；罗马帝国驻不列颠军团司令君士坦提逝世，部将拥立他儿子君士坦丁称帝，回军进攻罗马城（306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有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信教自由（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自罗马城迁都拜占庭（330年），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五世纪。中国仍处在混战、分裂时代。西方世界相对沉寂，惟值一提的是法兰克部落侵入高卢（法国），建立法兰克王国（486年）。
六世纪。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大分裂时代结束，隋帝国横空出世，中国再归统一。世纪初，正当中国混乱不堪的时候，西方人却完成了《查士丁尼法典》（529年），以及《罗马法典摘要》和《查士丁尼法制》（533年）。法治的传统，始终是西方史的主线。民主的传统（合议制）亦然。早在城邦时代，希腊的执行官就已经由民选产生了，并轮流执政。希腊城邦制度的可持续运转，得益于其贵族阶级的内部民主。内部民主是普遍民主的前提，如一个社会连最起码的内部民主都没有（通常表现为某一单极思想统领一切），普遍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城邦时代”延续了人治，建立起“官僚机构”；希腊城邦时代选择了法治，建立起“宪政政体”。可以说，这是中西之别的根本。
七世纪。世纪初叶，刚刚恢复统一的中国，再历混战，使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死于刀锋和饥饿，其罪魁祸首为“暴君”杨广。隋王朝在杨广手中仅十余年，就被唐王朝取而代之。唐朝人在一片瓦砾中，收拾残灰余烬，上下一心，兢兢业业，迅速走向繁荣，使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长约130年）。武则天在本世纪打破男人一统天下的格局，登上皇帝宝座，成为当时超级大国的第一位女元首（实际在公元674年，武则天就已经和她的第二任丈夫李治以“天皇天后”的名义同理国事了，并享受国家元首待遇）。在中国，一涉及妇女话题，自然地就会联系到封建或解放不解放的问题上去。其实无论从妇女参政，还是妇女的衣着，在唐朝都已经是领先世界潮流的了。至于盛唐时期的先进文化为什么不能成为影响世界的文化，仍不外“王家思想”作祟之故。尽管中国女性实际执掌国家政权的个案早于西方国家，但那也不过是血腥斗争的结果，或曰“风水轮着转”罢了，并非制度使然。与中国相比，本世纪的西方平静而沉寂。倒是邻国日本在盛唐时期实行的“大化改新”——全盘吸收中国文化，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必须注意：经过十二个世纪之后的1867年，当日本人发现中国文化已过时了的时候，即毫不犹豫地将其抛掉，又来了个全盘西化——只短短数年，日本就从荒陋落后状态中，一跃而成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年轻国家。日本人虽有一边倒的“劣根性”，但从自省的角度看，这也不失为该民族的一大优点。
八世纪。本世纪一开始，武则天的周王朝即告灭亡，唐王朝复辟。五十年代后，中国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李隆基手中结束，中国经一百三十年的超级强大，又开始走向下坡路。西方的法兰克国王丕平，在五十年代把意大利中部地区献给了教皇（756年。同年，杨玉环缢死马嵬坡）。
九世纪。中国的第二个宦官时代与黑暗、混战并存。唐政府后期，与历朝后期一样，彻底腐败和彻底糜烂。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向官员哀告，好像向猪哀告”〔7〕。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就有了黄巢起义。这时的西方再也不容我们忽视了：不列颠七小国中的西塞克斯王国，就在本世纪初，消灭了其他六国，建立起英格兰王国（829年。以中国的传统叙述方式而论，这一史诗很可能被书写为“西塞克斯王国统一了大不列颠”）。谁都不会想到，这个西方小国，在后来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一度称为“日不落帝国”。由此向前推十二个世纪，即纪元前三世纪，秦国同样是以小国地位灭其他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威塞克斯王国与秦国都是小国灭强国的范例，甚至连战绩都一样，各灭六国，然其后世影响却大为不同：秦国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仅供一游的长城，以及让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焚书坑儒，更有危害广袤的专制传统。威塞克斯王国经演化为今之英国，它留下的文化遗产，除了全球化的英语和英国下的蛋——美国（今为民主、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超强大国）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制度文明。
十世纪。中国较上个世纪更为黑暗。本世纪零零年代，唐王朝灭亡后，再无一个政府能单独接替它遗留下来的广大而破碎的版图。各战区就在它们既有的领土上，公开宣布独立，于是中国又陷入分裂。好在时间不长，新兴的宋王朝取得天下，“不过已不能恢复永逝的黄金时代”，版图也大大缩水，“中国人千余年的经营扩张，全都丧失”〔8〕。本世纪末叶，西方的法兰克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987年）。
十一世纪。宋辽对抗在本世纪零零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由于宋帝国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自行建立了一个西夏帝国，当时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三国分立的局面：宋、辽、西夏。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同期的西方第一次兴起十字军，由法国贵族统军东征（1096年），历时四年。
十二世纪。强大的辽帝国在本世纪发生内乱，其所属女真部落在东北独立，建金帝国，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后击败辽、宋两帝国。本世纪的西方，又在法律建设上向前迈进一大步。1164年，英王亨利二世颁布《克拉林敦约章》，该条例使司法陪审员制度成为现实。从此，人权首先在不列颠获得法律上的具体保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对全人类文明影响巨大、贡献巨大的制度。从纪元前六世纪雅典执政官梭伦创立司法陪审制度至今，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司法陪审制度终得以正式确立和实际运用。即便是以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英王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林敦约章》也是超前的，划时代的。此后世界人权理论的实践与完善，无不得益于《克拉林敦条例》的颁布。如果没有该条例的诞生，世界人权的法律定位肯定要推迟；世界人权的状况，也肯定不会比今天乐观。
十三世纪。在荒凉穷恶的浩瀚沙漠上崛起一个蒙古帝国，它的强大超过女真百倍。因此，它“一口”就吞并了中国版图上的四个帝国：辽、西夏、金、宋，汉民族第一次全部被异族统治。而西方继续以其强势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英国在它的不列颠小岛上，颁布了《大宪章》，创立了国会。《大宪章》规定，未经法庭审讯，不得对人民逮捕监禁。这是英国有宪法之始，也是全世界有宪法之始。然“自然”惯了的英王亨利三世，却屡次违反《大宪章》，蒙福尔伯爵不得不依法把亨利三世囚禁（纪元司法，首拿国家元首开刀，在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在我们的古典律例中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学理念，但同时却又被“刑不上大夫”的王权思想抵消了，最终，法律还是成为“有权阶级”的统治工具，仅此而已），召集教士、贵族、武士、平民代表，成立议会——世界各国自此开始有国会（1265年）。至1295年，议会政治在英国走上正规。事实上，西方在为他们的助跑做准备了。
十四世纪。蒙古统治者在人民的不断反抗下，其统治于本世纪八十年代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民族为主的明王朝，其寿命为二百九十四年，长达三个世纪。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人恶运的结束，反而是一个更漫长黑暗的开始。就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国不幸成为恐怖世界：朱元璋在各州县设有“剥皮亭”，官员一旦被指控贪污，无需审判即被剥皮，悬皮于亭中，以示警戒。仅中央政府副部长以下和直辖省（江苏、安徽两省）的大小官员，因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刑的，每年都有数万人。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家人诀别，到晚上能平安回来，那就是三生有幸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绷紧神经，真可谓生不如死。当时的首都南京如此，全国各地皆然。柏杨说：“中国文化和物质文明，一直到本世纪都比欧洲进步，但朱元璋使这种进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纪欧洲入侵中国时，中国已堕落成一个白痴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这“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无与伦比的罪恶”〔9〕。这具体归纳下来有三大重要内容：（一）人权的蹂躏（“诏狱”和“廷杖”）；（二）绝对专制制度的建立（省部级高官直接由皇帝提拔使用）；（三）文化酱缸的加深（文字狱和八股文）。英国于一百年前（十三世纪）即颁布《大宪章》，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