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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越南战争结束三十余年和冷战结束十余年之际捧读麦克纳马拉的回忆录《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麦克纳马拉的战争经历和他的感慨，都使人情不自禁想到西方国际政治学所说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破坏性。四分五裂、各为其利的国际社会现状当然容易产生罗尔斯所讲的“无知之幕”，对彼此状况和意图的无法精确预知难免就会生发出对彼此的许多猜测，而当这种不确定感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国家往往就要承受苏格拉底所说的“无知之罚”——因敌人臆想而带来的国家间关系恶化乃至爆发战争。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与约翰逊的战争政策，因此似乎也情有可原，毕竟政治恐惧性的生长乃是出于人类的政治现状和人类的本性。
然而反思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又辜负了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的愿望是人类应当超越政治恐惧和敌人想象。无政府状态下的敌人臆想乃至因此而发的战争自然是一种悲观主义，它对世界始终会是一个危险，会使人类丧失理性和常识，我们现在更需要的不是论证悲观主义的合理性，而是如何避免由此产生的悲剧性结局。
悲观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它的前提和假设是人性本恶，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视他人为地狱”。这种“视他人为地狱”的心态及哲学乃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假定，在此假定下，国家是自私的，是倾向于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相互冲突和权力政治因此是国家交往的常态，而保持、发展和运用以武力为主的力量则是国家的正常行为。仔细想想，对国际关系的悲观主义假设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悲观主义的思维路径容易使政治决策者习惯于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一国在对它的外交与国际政治筹划中，恰如其分地认识与把握了潜在的冲突，那么，国家不就可以对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提早防止、进而对冲突化惊险于无形吗？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依据悲观主义思维路径所设想出来的冲突与紧张根本不存在或根本不值得重视，而该国却依然以自己的判断作为决策依据并因此悲观性实施相应行动，那么，将可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越南战争的发生及其失败是一个完好答案。单纯的悲观主义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有其优越之处，然而，它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假如它对冲突发生误判的话。我们为什么仅仅从悲观的结果来思考问题而不去尝试也从乐观的结果来思考问题呢？越南战争结束二十年余后的麦克纳马拉反省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对于中立化的选择甚至没有进行过起码的探索，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有一位像戴高乐一样的社会活动家来倡议此事，那么，他至少会使我对此事认真地看两眼。”〔13〕任何事物在一定时空内都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假如我们能设想并尝试多种可能性，也许，事物的后来发展会大出我们事先所想象的。
悲观主义必须寻找出另外一条出路，否则在一个核武流行的时代人类将终有一日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存在冲突这样一个正常的设想出发，所要达成的结果，并不是要加剧冲突和对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冲突与冲突陈陈相因，只会仇冤越结越深，以致对抗双方皆陷入更深的恐怖之中，也就是说根本不再可能有安全感。国家间的信任可能是困难的，任一国家都会为利益与权力发生争执，其实正常的反应是，应该在认识冲突的可能性中想方设法防止冲突，并在对相互利益的了解与尊重中通过谈判、妥协达成谅解和合作。对国家自私的假设如果导向了后一种思维路径，那么，国家间减少冲突、赢得合作，还是大有可能的，而如果导向了前一种思维路径，那么，已有的冲突将可能进一步恶化，更多剧烈的冲突还可能不断涌现，此即国际关系中人们常说的“囚徒困境”。
因此，要超越敌人想象和悲观主义我们至少应该做到：
一、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随意猜测，要意识到敌人很多时候是想象出来的。被誉为“和平王子”的艾森豪威尔1959年12月10日在印度议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曾经倡议：“难道我们不能以人道的名义一起携手来致力于一项五年或五十年的计划来消除过去的宿怨引起的猜疑、不信任和成见吗？难道我们不能专心致志于消除或者减少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吗？所有这些猜疑、成见等等都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创造出来的，是各国政府特别欣赏、特别培养起来的。全世界人民如果能从宣传和压力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永远不会抱有这些成见的。”〔14〕那个创造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理论的美国前总统、二战中的杰出军人艾森豪威尔，似乎对国家间关系紧张的根源也心知肚明。
什么国家都可能患上政治歇斯底里症，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例外。因为害怕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人曾在国内充分感受到了政治恐怖，当年胡佛建立的公民忠诚档案、麦卡锡主义的泛滥，都使美国在国内外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事后看看可知，莫须有就是莫须有，国家对国家根本没有必要处处杯弓蛇影。麦克纳马拉则是通过无果而终的越南战争明白了这一点。战争中无数无辜生命的死伤换取的是带血的启示，如果这样的启示能够改变未来人类对彼此间关系的认识，那未尝又不是一种功德。
只要把一个国家想象成敌人，那么真正的敌人就一定马上就会产生，这是臆想敌人最厉害凶险的地方。我们应该意识到，许多预言都是自我证实的，因此防止预言自我证实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去随便生产预言。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1月1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最后一次发表了他对越南问题的评论。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15〕同是这个肯尼迪，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当他的将军们都磨刀霍霍准备不惜运用核武与苏联和古巴大战的时候，他所作出的选择却是想方设法从赫鲁晓夫和苏联的角度来衡量事态。对对手的准确理解和体谅终于彼此都找到了事件收场的台阶，一场核战因此得以幸免。假如此时的肯尼迪也如他的将军们一样马上把苏联的行为当作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决定性颠覆，其后的事态进展将是如何将不难猜测。然而肯尼迪始终头脑清醒，一方的错估、误解以及逐步升级势必将引起对方作出再反应，当这样的因果循环到达顶点时自然就意味着战争的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对肯尼迪的美国和赫鲁晓夫的苏联来说，谁都不要战争，谁都不想进行战争，谁也赢不了战争。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肯尼迪无疑是理性的仁慈的，可惜，随后智者就长逝矣，这个世界便因此没有了解决越南问题的另一种可能性。
二、任何情况下国家之间都要坚持接触谈判，在相互妥协协商中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或弱化冲突。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敌意加深往往来源于不接触、不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剧几出同理。麦克纳马拉反省美国敌人臆想的步步升级、越南战争的最后爆发，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根本没有作通过接触、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切实际。其实约翰逊的思维又并不仅限于约翰逊，认真追究起来此乃冷战时代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们的通识，而且冷战的最初形成也正导源于美国与苏联的拒绝接触谈判。美国旧金山《保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曾经在1965年写过《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披露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后任者们如何迷信于“让实力说话”，而对耐心细致的谈判妥协毫无兴致。二战之后“轴心国”被制服后的乱局甫定的世界，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如何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相处，杜鲁门的回答是，上任刚刚十一天即对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顿不客气地训斥，指责苏联有意破坏了雅尔塔协定。并且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军事扩张，如增加军费、生产原子弹、在海外建立空军基地，还有后来杜鲁门干脆于1947年3月在国会发表演说，认为美苏乃属两极无法和解的冤家。当商务部长亨利·A。华莱士在1946年7月一份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的这些行动不能取信于俄国时，杜鲁门的反应是立即要他辞职。而在同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当华莱士指出，“过去数月发生的事件已把苏联人推回到1939年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中去，使他们重新抱有那种错误的信念，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不变地、一致地怀有敌意的”，并提出要与苏联人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时，杜鲁门同样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理睬华莱士的这封信”。〔16〕杜鲁门的考虑再也简单不过，美国的实力举世无比，只要美国坚定不移地展示和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那么，苏联在与美国的“竞赛”中肯定将会实力不支而甘拜下风举手投降。悲观主义所导出的实力崇拜使杜鲁门无法相信通过和谈能使美苏和平相处，以致自美国1945年11月单方面中断三大国会议后美苏国家领导人之间十年没有举行会晤，虽然其间邱吉尔几次倡议美苏举行最高会谈，苏联方面也屡屡向美国表达出这样的意愿，然而杜鲁门和另一个有名的“冷战斗士”杜勒斯却始终不为所动。它后来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则是世人皆知，美苏不仅由原先时的盟国变成敌国，而且双方都投入了全力展开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地缘争夺之中，最后的局面是两国所储存起来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地球上百次，人类多次处于了核战争边缘的惊险而差一点“灰飞烟灭”。及至六十年代肯尼迪开始觉察到这乃是一个悖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最有被战火化为废墟危险的两个国家”〔17〕时，他才因此呼吁人们把和平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课题”，而且认为这种和平不是依靠实力强加于人的和平，也不是由于苏联这一对手改变了信仰或放弃了它原来的立场而导致的和平。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接触，“铁幕”一旦存在和人为地建立起来，接触、交流和谈判的渠道一旦被堵死，那么，隔阂和分歧将因为彼此间的猜疑而越来越深，相互间发生敌对的可能性及其程度也将越来越高。1966年底，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制定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18〕，然而约翰逊总统对此丝毫不抱希望，腊斯克的计划最终自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便逐步升级，越陷越深。深历战争的麦克纳马拉则从战争中体验到了武力之外因素的重要性，辞职后的他向美国公众和整个世界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19〕
越战后的麦克纳马拉其实并不乏知音。1954年6月，在围绕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和谈期间，邱吉尔以一种显然同美国战略假说相对立的措辞直率地谈论了东西方冲突的问题。他宣称：“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我赞成我们应当试试和平共处，来一个真诚的尝试。……我恳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领会巨大物质福利的前景；如果一定要我作一次预言的话，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将不会抛弃这样的机会。”〔20〕冷战开始前夕曾发表过“铁幕”演说的邱吉尔后来思想变了，他意识到悲观主义还应该有另一条出路。“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今天的我们仍需要铭记这样的真言。
三、要想方设法在国际民主的前提下建设愿意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敌人想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于具体国家的思维方式上的偏执，一方面也在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囚徒困境”，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状况。有鉴于此，国家之间必须敞开对话、交流的大门，在冲突、谈判、妥协中建立起共同认可的用以规范彼此行为的国际制度，以有效达成更多合作，化解因政治封闭所造成的无谓紧张。当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一点点提高了全球治理的有序度的时候，国家之间将会有“法”可循而减少不少猜疑。越南战争后的麦克纳马拉对这样的道理感念至深，所以，他后来切切痛恶于核武甚至一般性的武力，而完全转向了制度主义式的国际政治诉求。进入古稀之年的麦克纳马拉是这样理解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的：“总之，我们应致力于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关系应建立在法律准则之上，国家安全将由一个集体安全体系来保障，防止冲突、解决冲突和维护和平的任务必将由一个多边组织来承担，即一个重组的、强大的联合国，辅以一些新的、扩大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