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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时，评论家圣勃夫和作家雨果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决裂的地步。雨果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妻子对自己的感情淡漠和对评论家的热情，这使他心烦意乱。他期望着与圣勃夫保持友谊，同时也希望保全自己的家庭幸福。因此，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中，流露出淡淡的忧戚和哀伤。
从 《秋叶集》开始的此后十年间，雨果相继发表了戏剧《国王自娱》、《吕克莱斯·波基亚》、《玛丽·都铎》、《安日洛》、《吕意·布拉斯》；诗集《黄昏歌集》、《心声集》、《光与影集》；小说《克洛德·格》以及杂文集《文学与哲学扎记》。这些作品，或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或者严肃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指出宗教自身内部的矛盾和现存司法制度的不合理性；或者直抒胸臆，表现个人的情感生活。不过，雨果显然还没从浪漫主义文学成就的巨大光环中走出来；更重大的文学成果，还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出现。
进入法兰西学士院
有人说，文学家是人类的良心和社会道德的裁判员，这话不无道理。对人类情感生活的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干预，是促成文学家创作的最大动力。他要在自己的笔下表达自己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看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感触，同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一般说来，文学家往往是涉世颇深的。正因为他对现实生活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准确的把握能力，他才能发诸于心，诉诸于文字。他不能不参与现实，关注现实；他多半是积极的入世者。这是古往今来，反映现实、表现现实的作品之所以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由于他们实质上是积极入世的，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思索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往往也充满了进入现实生活之中，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现的热情。雨果在这一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他对名誉地位，似乎也给予同样热切的关注。
法兰西学士院是法国最高的文学艺术殿堂和学术权威机构。在人们看来，它集中了当代法国最优秀的人才，因此，一旦进入学士院，就能身价倍增，名利双收。雨果对现实是充满热情的。这种热情不仅仅表现在他对政治的关心和投入，他的文学作品永远与现实人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也表现在他对通常人们孜孜追求的一切的强烈兴趣。他早就瞄准了法兰西学土院——能够进入这里，在他看来，是最大的荣耀。于是，从1836年开始，他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这件事情之中。他是把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进行的。
国家的最高学术名誉机构，往往也是藏污纳垢之地。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自然也受到它的操纵和控制。它通常是思想陈旧保守的过时权威的大本营。一切不愿与政府合作的科学家或艺术家是难以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1832年，一位老院士去世了，于是空出了一个名额。雨果提出参加侯选。2月18日，选举结果出来了。一位不知名的喜剧作家被选上，雨果只得了两票。
雨果虽然极度失望，但他并不气馁。他明白，一个有才情、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在当代总是难以获得社会尤其是现存统治集团的承认。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成功。他不担心王室的反对，因为他与国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要说服那些已经成为权威的学术界的既得利益者，他相信时间以及他的作品所获得的巨大声誉是最好的证明。他的存在和他的申请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他们不能不正视现实。
1841年1月17日，这是雨果第五次被提名为侯选人了——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在他进入学士院的那一天，他发表了演说。他赞颂国民议会，赞美拿破仑，赞颂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他称颂学院是“精神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他的发言使在场的院士们大为高兴，他们没有料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竟是这样通情达理，讨人喜欢。他获得了多数票的支持。
索取是要付出代价的。雨果得到进入法兰西学士院的门票，他交予对方的是对七月王朝的妥协和认同。
欲求是永无止境的。名誉是得到了，雨果为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向议会进军，获取政治权力。
你有所欲，我亦有所求。对雨果这种具有巨大影响的诗人作家，统治者是十分欢迎的。任何一个政府，总是需要有那么一批社会文化名流来点缀自己，装饰自己。在雨果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四年后，法王路易·菲力浦任命雨果为上议院议员，封获法国贵族的伯爵爵位。雨果名利双收，终于晋身于权贵阶层。
但是，人类的道德良心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收买的。雨果这只暂时迷途的羔羊，在人民革命的风暴中，终将挣脱世俗的桎梏，而走向争取自由的光明通途。
站在人民一边
在那次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演讲中，雨果曾说过如下一段话：“通过当代的进步而使未来的动荡不知不觉地平息，通过学校、工场和图书馆使风习变得温和，使群众得到修养，通过法律和教育逐步使人们树立美德——这便是每一个好的政府和每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应该给自己提出的重大目标。”
或许，在雨果的这番话中，有他鉴于前几次的失败而不能不迎合享有投票权的院士们的苦衷；但它也确实反映了作家的改良主义意愿。他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道德感化的途径，平息纷争，达到世界的安宁与和谐。因此，他毕生反对死刑，谴责战争和暴力，主张自由和平等。这些思想，如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
不过，1848年以后发生的事件，修正了他的上述想法。当现实逼使他在统治者的暴力和人民的暴力面前进行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
1848年二月，巴黎爆发了革命。人民走向街头，七月王朝垮台了。
雨果来到人群之中，他向人民宣布：“国王逊位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将任摄政女王！”
他的前一句话获得了人们的热烈欢呼，但后一句话却遭到了愤怒的谴责。有人高喊：“绞死法国贵族！”
雨果困惑了。在内心深处，他与人民是站在一起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倡导仁爱，宣传人道主义，反对暴政和压迫，不就是基于对人民的同情以及改变现实世界中不平等状况的美好愿望么？人民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人民的好恶，也就是他的好恶。他怎么能与人民作对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第二天，雨果神色坚定地走进市政厅大楼。临时政府正在开会。政府首脑、著名的自由主义诗人拉马丁迎面走出来了；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大楼出来后，雨果向人民发表了演讲。他最后振臂高呼：“全世界的自由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
不久，他当选为立法议会委员。他在告选民书中宣称：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恐怖的血腥的共和国，一个是没有阶级差别和地位差别的“文明的共和国”。他所向往的是后者。
但现实生活中只有利益，没有理想。资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把唤起人民热情的漂亮言辞抛弃一边。他们把完成革命的理想主义者挤出了政权，而孜孜于追求自身的利益。
人民愤怒了。他们再次走上街头，同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政府开始了枪对枪、刀对刀的斗争。
雨果心急如焚，他从一个街垒走向另一个街垒，试图说服工人放下武器，与政府和解。他不愿看到流血和暴力，他希望全体法国人实现各阶级之间的和平。但劝解和调停是徒劳的；首先是统治者不愿作出妥协。共和国对起义的工人进行了无情的镇压。
在六月战斗的日子里，起义者占领了雨果居住的那个地区。一群衣衫褴褛的起义者闯入了雨果的住宅，当时家里空无一人。他们是来搜寻武器的。当人民被迫与政府进行对抗时，事前毫无准备的他们是无力与用他们的纳税钱财装备起来的政府武装相抗衡的。因此，他们只能求助于那种最古老的同时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去民间强行敛集武器（历史上的哪一届政府在有可能危及其利益时，不是这样做的呢？）当他们发现那几支古老的火枪和贵重的大刀都是艺术品时，他们又把东西放回了原处。他们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屋子里的一切；然后返身走出，重新投入战斗。
雨果后来记述这件事时，满怀敬意地写道：“当他们走了以后，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才发现那些人的光脚什么东西也没践踏过，那些人的被火药熏黑了的手什么也没有碰。珍贵的东西一件也没丢，一张手稿也没有挪动过。”
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国民议会中，赞成镇压六月起义的议员占了压倒多数。只有极少数议员表示反对，维克多·雨果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少数派，无法阻止镇压机器的运转；因此，他只能尽其所能，为被逮捕下狱的起义者辩护，设法努力减轻对他们的刑罚。他终于将其中一些人从死刑和流放中拯救出来。他在日记中倾诉心曲：“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国民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干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此后，在国民议会中，他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努力为自由和人道而鸣。当年8月1日，他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令，反对实行军事独裁；9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主张废除死刑的著名演说。
但雨果毕竟不是职业政治家，他缺乏洞察力；他容易被政客的权术和花言巧语所迷惑。当那位貌似谦恭的亲王路易·波拿巴那年年底以总统侯选人的身份亲自前来他家专程进行拜访时，他被迷惑住了。他投了那位亲王一票。
活着就是斗争
活着就是斗争！只有那些人才算活着的人——
他们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
他们抱定美好的目标，沿着崎岖的险路攀登豪迈的顶峰，好象手中的火炬一样，给未来带去伟大的爱或神圣的劳动！
这是雨果在1848年的最后一天的午夜写下的几行诗句。
新上任的总统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路易·波拿巴与欧洲的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联合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他上台不到半年，便应和教皇庇护九世的呼吁，派兵进攻罗马，推翻新成立的意大利共和国而扶持教皇的权利。在国内，他更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
当雨果发现了新总统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后，他旗帜鲜明地展开了斗争。他宣布退出“秩序党”；同议会内的保皇党人进行辩论；他反对通过废除普选法的议案；他反对将学校置于教会监督之下的所谓国民教育改革……
雨果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斗争之中，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活动。他开始酝酿撰写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他也写下了不少政治抒情诗歌。后来这些诗歌被收进了他的著名诗集《惩罚集》中，并于1853年出版。
1850年8月18日，雨果来到进入弥留状态中的巴尔扎克的身边，同他的这位亲密朋友告别。
雨果交友是甚为严格的，政治信念的同异往往成为他择友的标准。譬如，因为梅里美与路易·波拿巴过从甚密，雨果同这位过去交往多年的老朋友断绝了关系。但他从未与自称为君主主义者的巴尔扎克中断过交往。巴尔扎克的创作和他所宣称的政治观点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对这一点如何解释，只能留待思想界和文学评论界去争论了。但或许正因为此，成为政治态度亦相对摇摆的雨果与其保持终身友谊的因缘。早在雨果为 《欧那尼》而战的时候，巴尔扎克就是他的坚定支持者；而当巴尔扎克两度参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时，雨果也极尽全力，投票表示赞成。同雨果比起来，巴尔扎克的命运要不幸得多。他一生穷愁潦倒；他始终没有能进入学土院；而当他终于和苦恋已久的波兰伯爵夫人亨斯卡圆了爱情梦不久，竟一病不起。享年五十一岁。
在将巴尔扎克的灵柩送往拉雪兹公墓安葬的路上，雨果亲自为自己的朋友执缨扶灵。在葬礼上，他代表生前友好致悼词。他语气深沉地说出了如下的话语：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人物之中最杰出的一个，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中最优秀的一个……他的全部作品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巨著，一部栩栩如生、意蕴深刻的煌煌巨著……这位卷帙浩繁而且不同凡响的巨著作者，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属于革命作家的强有力的行列。
当雨果说出这番话时，他显然也将自己划入了革命作家的行列。是的，此时此刻，他的主战场是在议会的讲坛上。谁能说讲坛上的人类正义的捍卫者不是革命者呢？难道革命的唯一斗争方式就是暴力么？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统治者永远不会对忤逆者讲仁慈。迫害很快开始了。雨果在国会里受到围攻。每当他在国民议会或立宪议会上发表演讲抨击现政府的各项内外政策时，台下的坐席里就发出了喧哗声和狂喊声；他的演讲动辄被保守的议员们打断；他的两个儿子也因为发表反对现政府政策的文章，而先后被反动当局关进了监狱……雨果不折不挠，仍然顽强地与保守派唇枪舌战地展开斗争。
被迫流亡国外
罪恶往往选择在黑暗之中进行。1851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按名单逮捕了不少议员、将军和部长。次日早晨，人们发现巴黎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布告和告民众书。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