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大海的胸怀-雨果和他的世界- 第7部分

　　罪恶往往选择在黑暗之中进行。1851年12月1日深夜，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按名单逮捕了不少议员、将军和部长。次日早晨，人们发现巴黎贴满了路易·波拿巴的布告和告民众书。这位野心家终于原形毕露，他强行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宣布恢复普选法。

　　国民议会中的左派议员决定拿起武器，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的成果。人们在街头筑起了堡垒，准备与共和国的敌人决一死战。雨果积极参加了这一场斗争。

　　12月3日，雨果来到巴士底广场，向军官和士兵发表演讲。他挥动着三色肩带，高声喊道：“士兵们，路易·波拿巴正在诱惑你们去犯罪！这个野心家正在扼杀共和国。你们要保护她！听着，那位穿将军服的罪犯！我的名字是维克多·雨果！”

　　接着，他冒着枪林弹雨，奔走于各街垒之间，鼓舞起义者的战斗士气。枪声响了，议员巴当倒下了。雨果没有回头，他继续动员人民起来反抗。

　　12月4日早晨，抗暴委员会收到了亚历山大·仲马的一封急简。上面写道；“当局命令，抓住或打死雨果者可得赏金二万五千法郎。火速通知雨果，迅速转移，千万不要上街！”

　　这天上午，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巴黎处于死一般的沉寂之中。这是一种不祥的沉寂，人们从空气中嗅到了血腥的气味。

　　午后，有人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镇压开始的信号。紧接着，大屠杀发生了。荷枪实弹的军队，疯狂地向街垒冲去。他们不仅杀死抵抗的起义者，还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开枪……四百多名起义战士和平民倒下了，巴黎沉浸在一片血泊之中。那天深夜，三百二十名被俘的起义战士被押往马尔索野地，在那里惨遭枪杀，无一幸免。

　　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反动派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左派领袖雨果有生命之虞。

　　12月11日，在朋友的帮助下，雨果化装成一个印刷工人的模样，乘火车离开了巴黎。到达比利时边境时，海关人员打开他的护照，只见上面写着：

　　朗万，印刷排字工，年龄48岁，身高一米七零。头发：灰白色。眉毛：栗色。眼睛：栗色。胡须：灰白色。下巴：圆形。脸庞：椭圆形。

　　海关人员挥挥手，他从容地过去了。自此，维克多·雨果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者的生活

　　雨果到达布鲁塞尔的第二天，立即开始动笔撰写《一件罪行的始末》。他要以自己的亲历亲闻，揭露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罪行。他住在一个极其简陋的房间里——一张书桌，一张小铁床，两把椅子，这就是房间中的全部陈设了。但是，他的内心却极其充实，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写作的冲动，强烈的责任感催促着他将真相告诉世界各国的人民。

　　波拿巴没有抓住雨果，很是恼怒。1852年1月9日，他正式签署法令，宣布将雨果驱逐出境。愤怒的作家也立即写下了一本小册子，以回敬对方。8月5日，这本名叫《小波拿巴》的小书发表了。它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迅速在流亡者中流传开来。为了将它带回国内，让其发挥更大作用，这本书被用薄型书写纸印出。人们将它藏在皮箱或衣袋的夹层里，甚至塞在拿破仑三世塑像的肚子里，秘密带入法国。作家手中的笔，今天正式成了投向刽子手的匕首和炸弹。

　　此时，尤丽叶已经在他的身边。在巴黎血腥的日子里，正是在尤丽叶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下，雨果才得以避过追缉者的耳目，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时光。后来，她又陪同他一起逃亡国外，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住下来。现在雨果担心的是仍然留在法国的妻子安黛尔和他们的儿女们的安全。他知道，在他的那本谴责波拿巴的小册子发表后，反动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家人；因此，他将全家一起迁往大西洋中的英属泽西岛。

　　流亡者的生活是艰苦的。没有社交，没有娱乐。每天清晨，家人还在睡梦之中，雨果已经在挥笔写作了。上午十一点钟进早餐。早餐以后，雨果便带着尤丽叶或者他的儿子夏尔出去散步。他还练习骑马。此外，不论酷暑寒冬，天睛下雨，他总坚持下海游泳。

　　相比起泽西岛上的其他三百多名流亡者，雨果的手头是阔绰的。他经常对他们给予接济；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彼此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流亡者并非都是共和党人，其中也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有一次，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叫尤贝尔的人向流亡者求援。他一上岸，就向人们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对拿破仑破口大骂。他告诉大家，正是因为逃避法国当局的迫害，他才来到了这个小岛。流亡者们对他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他们给他提供了帮助，每周从互助储蓄会中提取七法郎支持他的生活。事后人们发现，他竟是法国警察当局派来的密探！

　　1855年10月27日，英属泽西岛当局正式向雨果下达了逐客令。原来，自从他这个法国的流亡者来到小岛后，这里就不断传出控诉暴君和刽子手的声音。雨果曾致信英国国务活动家帕麦斯顿勋爵，抗议邻近的英属格恩济岛执行的死刑制度；他还不断发表演说，谴责各国的暴君和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英法结盟反对沙俄。英国女皇维多利亚与拿破仑第三你来我往地相互拜访，岛上的流亡者们对此发表文章进行讽刺和揭露。这一次，英属泽西岛当局再也不能容忍了。

　　雨果被迫迁往格恩济岛。这是一个古老的流放地，比泽西岛更小、更陡峭。雨果全家住在靠近悬崖顶端的一座三层木楼里。在这里，他保持了在泽西岛时的生活习惯。他经常沿着海岸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走访当地的渔民，同他们交谈，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和岛上的历史。更多的时间里，他在埋头写作。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修改诗集《静观集》的校样；写作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和《笑面人》；撰写史诗性的《历代传说》；与各国的革命者如赫尔岑等相互通信，相互声援；一如既往地对各国的暴政和死刑加以谴责……

　　例如，在1859年，他曾发表《告美利坚合众国书》，要求释放为反抗奴隶制度而被判处绞刑的白人约翰·布朗。1861年，他致信给布特列上尉，谴责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中国的圆明园。1866年，他撰文祝贺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67年，他号召西班牙将自由归还古巴，反对殖民地制度。1869年，他担任了国际和平大会洛桑会议名誉主席。

　　此时，拿破仑第三在国内早已站稳了脚跟。因此，他搔首弄姿，故作姿态，在1859年颁发了对流亡者包括对维克多·雨果的特赦令。许多流亡者都归国了。雨果非常想念祖国，想念留在祖国的老朋友们。但他不能回去。此时回国就意味着与帝国的妥协与和解。他不想这样做。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他承认：“责任不允许我回国。我感到很痛苦，但我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1859年8月18日，英国和比利时的各大报纸上分别刊载了雨果的一则声明：

　　在法国目前的情况下，我的责任就是毫无保留，不屈不挠，自始自终地表示抗议。

　　我忠于在良心面前承担的责任，我要在有自由的流亡生活中坚持到底。直到法国恢复自由的时候，我才返回。

　　维克多·雨果

　　大笔如椽

　　《悲惨世界》（上）

　　自从踏入文坛以来，雨果就一直希望写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社会小说。当他酝酿着撰写《死囚末日记》而去监狱观察和体验囚犯生活的时候；当他经过巴士底广场前面的绞刑柱的时候；当他看见横蛮无理的警察粗暴地追打着街头的妓女的时候；当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时，他在街头目睹起义者英勇地抗击政府军队，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当他从报刊杂志和各种资料中读到一个个令人泣下的故事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就不断萦绕着这个念头了。1840年前，他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如下的写作提纲：

　　一个圣徒的故事。一个男子的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小姑娘的故事……

　　他给这部小说取名为《不幸的人们》。

　　1845年，雨果开始撰写这部作品。他曾亲自到巴黎的贫民区和旦尔市的贫民窟进行采访；他还曾在国民议会上发表过《论贫困》的演说。到1848年时，他已写出了其中的若干章节，当时他给这部小说定的名字是《让·特莱让》。后来，由于他投身于革命的斗争之中，无暇顾及此事，这部作品的写作暂时中辍。直到1860年4月26日，那是在他拒绝了拿破仑第三的特赦令而决定继续其国外流亡生活后不久，他打开了他的那只藏有珍贵手稿的铁皮箱子，准备重新开始写作。

　　说起这口铁皮箱子，它与它的主人一样也是几经劫难。在雨果被当局从泽西岛驱逐而迁至格恩济岛时，在搬迁途中，这只装有《沉思集》、《撒旦的末日》、《上帝》、《街头与森林之歌》以及《悲惨世界》等手稿和札记资料的箱子险些掉入大海之中。在这之前，当雨果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被迫乔装打扮，逃离巴黎时，紧随着他的尤丽叶将这口箱子时时贴在身边，一直将它带到布鲁塞尔……

　　经历过许许多多磨难的雨果，如今他的写作审视点已不再停留在　1848年的时代了。他不仅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且要将自己的所思所历写进他的这部人生大书之中。在提笔之时，他已预见到了这部书的成功。这天，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从整体上理解呈现在我想象中的这部作品，为了统一十二年前所写的各章和我预定要描写的主题，我用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而且，一切都应当搞得坚实严整，应当　‘把目标预先研究清楚’。今天我重新开始了（我希望它不要再被中断）1848年2月21日中断的笔耕。”

　　为了完成这部书，雨果离齐格恩济岛，前往比利时，来到拿破仑遭受灭顶之灾的滑铁卢战场附近的圣约翰山，在此埋头写作了六个星期，终于写完了最后一页。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满怀喜悦地写道：“今天，1861年6月30日早晨8时30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我的窗扉上，我写完了《悲惨世界》。”

　　小说第一卷于1862年4月3日出版。它立即获得了法国人民的喜爱，《悲惨世界》的声名不胫而走；出售该书的书店门口出现了排队的长龙；报刊上出现了大量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出版商付给了雨果三十万法郎以购买此书的十二年版权。这是雨果有生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巨款。不过，附带一提的是，那位年轻的出版商从1862年到1868年的短短六年间，净获纯利五十一万七千法郎。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或以真人真事作为写作模特。

　　类似小说中的狄涅城的米里哀主教，雨果认识一个名叫米奥里斯主教的圣徒。米奥里斯身边的人跟雨果讲过一个有关主教和一个苦役犯的故事。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兰的穷人，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五年苦役。当他刑满释放，回到故乡后，由于带着黄色的身份证，竟没有一家旅馆愿意收留他。在他走投无路之际，他走进了主教的家，受到主教的热情款待。主教还带他去见自己的兄弟米奥里斯将军，请他的弟弟给安置一个工作，后来将军让他留下作了勤务员。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芳汀也有所本。一个严冬的雪夜，雨果参加一个宴会后出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街角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寒伦，在刺骨的寒风下浑身发抖，却嗲声嗲气地招呼着过往的行人——这是一个妓女。此时，一个穿着时髦的纨绔子弟悄悄溜到她的身后，将一个雪团塞进她的衣领里。她尖声喊叫着，奋力反抗着，与那个家伙扭打在一起。警察赶来了，那个纨绔子弟闻声而逃，警察不由分说，却把受害的女人抓了起来。她挣扎着为自己辩解：“放开我！我什么坏事也没干呀！”但警察毫不理会，一边将她往警察局拖，一边凶狠地说：“快走！你得坐六个月的牢。”雨果默默地跟着他们走进警察局，他看到那女人一进去，就跪在警察局长的脚下，一边抽泣着分辩，一边用手揪自己的头发。雨果再也忍不住了，他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真相告诉了警察局长，最后说道：“你们应当抓的是那个男人，而不是这位姑娘。”那位可怜的女人抬起头来，感激地连连说道：“这位先生的心肠真好！真好！”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有着作家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马吕斯是雨果青少年时代的肖像。马吕斯和珂赛特一起在卢森堡公园散步，正象当年雨果和安黛尔在费扬提诺修道院的花园里一样。只因风儿将珂赛特的衣裙掀起，露出了白晰的膝盖，马吕斯竟有三天对珂赛特不睬不理，这正是雨果与安黛尔之间发生的事情。马吕斯的父亲彭眉胥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年老赋闲后常常在自己的花园里侍弄花木，他很象雨果自己的父亲——那位郁郁不得志的雨果将军。1832年他所见到的巴黎无产阶级反对七月王朝的巷战场面也进入了他的小说；滑铁卢战役，保皇党人的议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政治事件，几乎都写进了他的这部煌煌巨著之中。

　　《悲惨世界》（中）

　　雨果一生关心政治，投入政治斗争之中。但他过于天真纯朴，不谙政坛的翻云覆雨、尔诈我虞，不懂政客狡诈阴险、玩弄权术的阴谋手段。因此，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总是节节败退，发挥的作用有限。但是，当他用笔参与现实斗争，干预社会生活的时候，他找到了自己为人类正义、自由和进步而斗争的最佳位置和最有效手段。《欧那尼》是这样，《巴黎圣母院》是这样，　《死囚末日记》还是这样；而《悲惨世界》更是这样。

　　《悲惨世界》序言起首第一句声称：“这是一部宗教性的著作。”如果从宗教的终极性意义上来理解，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