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略- 第6部分

　　　　宋初，沙门慧琳，作《黑白论》（又名《均善论》），论儒佛的异同，而和佛理甚相违反，为众僧所摈斥，但何承天却加激赏，把此论送给宗炳评判。宗炳复书，破斥慧琳的异见，遂和承天往复辩难。他更作《明佛论》（又名《神不灭论》），唱导“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之说。承天作《达性论》反对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颜延之又作《释达性论》，说“神理存没，傥异于枯荄变谢。”如是往复论辩达三次。其主要争点都是神灭、不灭义。到了齐末，又有范缜，作《神灭论》，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之于质，犹利之于刃”；“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萧琛、曹思文、沈约等和缜往复论难，力主神不灭。后来梁武帝即位，命当代硕学答复范论，当时作答者六十五人，都迎合武

　　　　帝的意旨，主张神不灭。这是南朝儒佛神灭不灭的论争。

　　　　宋末，道士顾欢，以佛道二教互相非毁，于是作《夷夏论》以会通二教，但力持华戎之辩，意在抑佛而扬道。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广之作《谘夷夏论》、释慧通作《驳夷夏论》、释慧敏作《戎华论》加以驳斥。后来刘虬却以为道家的虚无与佛家的修空一揆（见《无量义经序》）；同时司徒中郎张融作《门律》，也以为道家与佛家并无二致，而以道为主，以示汝南周颙，颙复书加以非难，说般若所观法性与老子所说虚无其为寂然不动虽同，而其义旨却大有差别。也往复论辩了几次。在这时期，还有道士托名张融，作《三破论》，丑诋佛教，说它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不施中国，本止西域”，依然不出《夷夏论》的范围。刘勰又作《灭惑论》、僧顺又作《析三破论》、玄光又作《辩惑论》来反驳。这是南朝佛教和外界的论争。

　　　　南朝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十七《慧思传》）。又“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卷二十《习禅篇》）。在实修方面，只是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其流行的区域为建康、江陵及蜀郡。沙门以专习禅法知名的，有僧印（见《名僧传抄》）、净度、僧从、法成、慧览、法期、道法、普恒（均见《续高僧传》），就中慧览（？—464），即和北地著名的禅师玄高同以“寂观”为世所称，后游西域，从罽宾达摩比丘谘受禅要，回国后在蜀、建康以传授禅法著名。宋末以后，禅法即衰，只齐、梁间，有宝志（？—514）以修习禅业，受到梁武帝的崇敬。他圆寂后，令葬于钟山独龙埠，并

　　　　在墓侧立开善寺。后世称为志公。世传他作有《十四科颂》、《十二时颂》、《大乘赞》等（见《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但以上内容似都不外乎唐以后的禅家思想。和宝志同时有傅翕（？—569），义乌人，日间佣作，夜间修禅。梁武帝请他到建康，世称为傅大士，著有《心王铭》（载《传灯录》卷三十，一说后世的伪作）。

　　　　其次，这时传戒持斋等佛事渐兴，据传“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为僧尼受戒，为震旦戒坛之始”（见《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在家菩萨戒的授受，这时也已经流行。此外还有诵经、设斋、礼忏、立寺、造像、转读（梵呗）、唱导（宣唱）等佛事活动。齐梁之间，还流行月六斋（六斋日）、八王斋、岁三长斋（三长斋月）等。

　　　　佛典翻译文学到了这一时期，对于一般文学的影响更大，运用佛典的理趣、风格及故实入诗文的作家比前代亦更多。在诗的方面，宋代有谢灵运、颜延之，齐代有沈约、王融，梁代有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阮孝绪，陈代有江总、徐陵等。特别是谢灵运，是一位杰出的佛教诗人，所作有《佛影铭》、《祇洹像赞》、《无量寿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沙门智恺、智藏也是佛教诗人。在文的方面，宋代有宗炳、颜延之，齐代有明僧绍、周颙、沈约，梁代有江淹、刘勰，陈代有姚察、江总、徐陵等。这时期的佛教文学作品，多数是说理的论文，而尤以宗炳的《明佛论》、周颙的《三宗论》最为世所称。刘勰（后来出家，改名慧地）的文学造诣很深并长于佛理，当时京师寺塔及名僧的碑志大都请他制作。

　　　　南朝佛教建筑方面，各代帝室所造寺塔甚多，王臣达官及文人学士乃至民间清信士女，也靡然从风，于是梵宫琳宇遍布江东，而以梁武帝所造为最多，也最奢丽。特别是同泰寺，“楼阁殿台，房廊绮饰，凌云九级，俪魏永宁”（《历代三宝纪》卷十一）。其次，大爱敬寺，“经营彫丽，奄若天宫”（《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大智度寺，“殿堂宏壮，宝塔七层”（同上）。此外，皇基、光宅、开善，也都是著名的大寺。

　　　　造像在南朝也很盛。宋武帝造有无量寿金像。明帝造有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的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塑像、旃檀像更为普通，而以戴颙所造为最精妙。齐武帝时，石匠雷卑造瑞石释迦像，镌琢极巧。萧嶷、萧子良并造像甚多。明帝也造有千躯金像。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等，简文帝也仿造印度祇园精舍的旃檀像，并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像。陈文帝造有等身檀像十二躯，金铜像百万躯，宣帝造有金铜像等二万躯。此外名僧及信众所造，不胜枚举。在这时期，外国的造像也输入不少。齐代有扶南国所送金缕龙王像、白檀像等。梁代有从天竺请来的优填王所造旃檀佛像及扶南国所送珊瑚佛像、旃檀瑞像，盘盘、丹丹两国所送牙像，于田所送玉佛等。

　　　　佛画在南朝也很盛，著名的作品，宋代有陆探微的灵台寺瑾统像，陆绥的立释迦像，顾宝光的天竺僧像，宗炳的惠持师像，袁倩的维摩诘变相图。齐代有姚昙度的白马寺宝台样，毛惠秀的释迦十弟子图。梁代有萧绎（元帝）的文殊像，张僧繇卢舍那佛像，行道天王像、维摩诘像，张差果的悉达太子纳妃图，灵嘉寺塔样，张儒童的楞伽会图、宝积经变相图，聂松的支道林像，解倩的五天人样、九子魔图。这时期外国沙门中擅长佛画的，有著名的译人求那跋摩。他曾在始兴灵鹫山寺的宝月殿北壁上，绘出了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高僧传》卷三本传）。此外有吉底俱、摩罗菩提、迦佛陀等。南朝的佛画作家，以张僧繇为最。僧繇，吴人，以丹青驰誉于梁天监中，武帝所建佛院寺塔，大都令他作画。当时由郝骞等的西行和迦佛陀等的东来，曾把印度阴影法的新壁画介绍到中土。僧繇所画建康一乘寺的扁额，就是活用这种手法的新佛画。又南朝限于天然地形环境，凿窟造像之风远不及北朝之盛，只摄山（栖霞山，在今南京东北约四十里）的断崖上，有齐、梁间所开凿的许多石窟、石佛，盛称于世。

　北朝佛教

　　　　北朝佛教

　　　　作者：黄忏华

　　　　北朝佛教；是包括从北魏明元帝泰常年（420；即晋亡之年）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南北分裂时期，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的佛教。

　　　　北魏拓跋氏从道武帝（396—409）和晋室通聘后，即信奉佛教。道武帝本人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并利用佛教以收揽人心。继而任赵郡沙门法果为沙门统；令绾摄僧徒；并于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塔寺。明元帝（409—423）也在都城的四方建立佛像；并令沙门开导民俗。其嗣子太武帝（423—452）；“锐志武功”；因道士寇谦之、司徒崔篈浩的进言，遂于太延四年（438）三月，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充兵役。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发见长安一寺院收藏兵器、酿具及官民寄存的很多财物；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又听信崔浩的话；命尽杀长安及各地沙门；并焚毁经像。这一命令；由于太子拓跋晃故意延迟宣布，远

　　　　近沙门多闻风逃匿；佛像经卷也多秘藏，只有境内的寺塔被破毁无遗。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也因事被杀；禁律稍弛。至文成帝（452—465）嗣位，即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并许平民出家；寺塔经像渐渐修复。文成帝还以罽宾（今克什米尔）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后又以凉州沙门昙曜继任；井一再改称沙门统，乃至昭玄沙门都统，并礼以为师。昙曜原来和玄高同在凉州修习禅业；后到平城，即为太子晃所礼重，被任为昭玄都统，即请于平城西武州山开凿石窟；镌建佛像，这就是遗留至今的著名佛教遗迹——云冈石窟。此外有沙门僧周；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太武帝灭佛时，与数十人同入长安西南的寒山，后令弟子僧亮到长安，修复故寺；延请沙门，关中佛法的复兴，他是出了力的。献文帝（465—471）继位，也嗜好黄老浮屠之学；六年即退位，在宫中建寺习禅。后孝文帝（471—499）时，迎像、度僧、立寺、设斋、起塔；广作佛事，并提倡《成实》、《涅槃》、《毗昙》等佛教义学；师事通晓《涅槃》、《成实》的学者道登。又敬信佛陀扇多，替他在嵩山立少林寺；与以供给。在鸠摩罗什所居旧堂建三级浮图，访求罗什后裔。孝文帝还允许了昙曜的申请；令以所掠得的青齐地方的人民等，每年输谷六十斛入僧曹以为僧祇户，其谷即称僧祇粟；作为赈饥及佛事之用。又以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寺院的杂役和耕作等事。这些措施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其后

　　　　宣武帝（499—515）时大兴佛教，有不少外国僧人来到洛阳；帝为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共住外国沙门千余人；其中有著名的译师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为其首席。他到洛阳时；宣武帝殷勤慰劳；他在内殿翻译《十地经论》的第一日，帝亲自笔受。著名的龙门石窟（在洛阳城南伊阙龙门山）；也是这时所营造。因之当时佛事很盛。至孝明帝（515—528）时，太后胡氏（世称灵太后）摄政；她在熙平元年（516）营造了洛阳的永宁寺塔，极其壮丽。同年她又遣敦煌人宋云，偕崇立寺比丘惠生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宋云等历访乾陀罗等十余国，留居乌场二年；到正光三年（522）冬，获得大乘经论一百七十部以归。宋云撰有《家记》（《唐志》作《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全书已佚；惠生撰有《行记》（《隋志》作《慧生行传》一卷）；现存（题作《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同时有沙门道药（一作荣）；也越葱岭到过西域。由于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朝野风从；人民经官私得度出家为僧的日多；另一方面也因战争频繁，人民多假称入道以避徭役。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余人；各地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到了魏末；各地僧尼多到二百余万人。出家的猥滥；为前所未有（《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当时兴造寺塔的风气极盛，孝文帝太和元年，平城新旧寺约一百所，各地六千四百七十八所。但到了魏末，洛阳一千三

　　　　百七十六所，各地寺庙达三万有余（《释老志》、《洛阳伽蓝记》）。魏代佛教的发展，可谓盛极一时。

　　　　北魏至孝静帝（534—550）时，分裂成东西二魏，高欢迁孝静帝到邺都；成为东魏，洛阳诸寺的僧尼也随同移邺。邺都臣民多随便舍宅地、立新寺；其时名僧昙鸾；为孝静帝所重；称为神鸾。

　　　　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也利用佛教。文宣帝（550—559）尝请高僧法常入内庭讲《涅槃》；并拜为国师。又置昭玄寺，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那三人；令管理佛教；而以法上为大统。法上（454—539）；是慧光的弟子；擅讲《十地》、《地持》、《楞枷》、《涅槃》等经论，并广著文疏；其弟子有慧远（净影）等，均知名一时。其时；北印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都，文宣帝出旧藏梵本千余筴，请他在天平寺翻译。文宣帝于晚年，更到辽阳甘露寺，深居禅观，不理政务。此后北齐诸帝，多半好佛；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全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又卷十

　　　　《靖嵩传》）。

　　　　西魏都城在长安；其地佛教；曾因北魏太武帝的灭法；一时衰歇；但西魏文帝（535—551）及函相宇文泰都好佛，文帝曾建立大中兴寺，并以道臻为魏国大统；道臻即大立科条，以兴佛法。宇文泰也提倡大乘；尝命沙门昙显等依经撰《菩萨藏众经要》及《百二十法门》，以为讲述的资料。

　　　　取代西魏而兴的北周王朝，亦颇崇佛。明帝（557—560）建大陟岵、陟屺二寺；并每年大度僧尼。当时名僧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南方的学僧来游关中的也有亡名、僧实、智炫等。但不久即有武帝灭法的事件发生。武帝（560—578）重儒术，信谶纬；由于还俗僧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建议，请省寺减僧。武帝集众讨论三教优劣，前后七次，各有是非。

　　　　更令群臣详论道、佛二教的先后、浅深、同异，意欲借此来废斥佛教；但当时司隶大夫甄鸾作《笑道论》，沙门道安作《二教论》，僧（勔）著《十八条难道章》、《释老子化胡传》等，废佛之议因而暂止。到了建德三年（574）五月，武帝又大集臣僚，命道士张宾和沙门辩论，沙门智炫驳难道教，武帝亦不能屈智炫；于是命令把佛、道二教一并废斥，沙门、道士还俗；财物散给臣下；寺观塔庙分给王公；当时僧、道还俗的二百余万人。既而又立通道观；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人，并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的经义。后三年（建德六年，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