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和自动修正的话。
但学习涉及到另一个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都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对“学到”的东西的记忆或保存问题。生物学家所说的记忆，意义非常广泛，可以一直上升到免疫。当一个细菌受到抗原素打击时，它产生一种使它免疫的抗体，这时，或者是一种带有淘汰等等的遗传变异，如果人们不称之为记忆的话，或者是获得的反应（通过抗原结构中某种铸模），在这一假设之下，它们的保存可以被称为“记忆”。
在当前研究工作的情况下，必须区别三大类记忆，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赋予记忆这一词三种不同意义，于是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它们之间的关系。（1）首先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家所说的记忆”，它是在个人一生中对一切习得的东西的保存，而不仅限于在行为（条件作用、习惯、智力等）这个层次所习得的东西的保存。（2）第二是只与行为相关的记忆，但这既关系到感觉运动性模式，如一个习惯模式（因此是作为动力性重复的习惯本身）的保存，甚至对“运算”（同一、系列等）模式的保存，也关系到以认识等为标志的本义的“回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心理记忆”。（3）最后是可以称为“狭义的心理记忆”的那些带有对过去显明参照的行为，其可观察的材料尤其是：（a）对眼前一个物体的认识或知觉，但作为以前已经被知觉到的物体来认识或知觉，和（b）通过图像－记忆对一个非眼前的，但作为过去已被认识而再现（通过精神图像、语言叙述等）的物体或事件的回想。
如上所述，不同程度地按照上述三种意义去理解的对过去的保存（非遗传性的），事实上提出了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心理学家有关，只有第一个与生物学家有关，但第二个事实上却紧密依附于第一个。这第一个问题可以称之为对模式的保存问题，也就是说，对可重复，可应用于重新发生的情况，甚至面对新的、但在某些方面与先前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可推广的整个有组织的反应总体的保存问题。第二个问题只涉及“狭义的心理记忆”，它是记忆——图像的保存问题。对此人们可以观察到记忆——图像的固定和回想或追忆，但所知甚少。所以有些学者如雅内曾认为回想实际上是历史学家那种方式的重建（“叙述行为”），而另外一些学者如弗洛伊德则认为一切记忆在保持时期都是储存在“无意识”之中的。
然而，在这两个问题中，第一个是独立于第二个的，而第二个则在很多情况下，很可能总是与第一个有关的。关于这两点的第一点，我们再说一遍，一个模式就是按照一种普遍化（既使情况相同）而重复的一处活动的表达，一个记忆在于在实际中或在思想中重新找到一个特殊的物体或事件。因此记忆的保存提出一个特殊问题，而模式的保存则与模式的存在本身是同一回事。同时，保存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模式的运转，它由自动保存或自动调节来延续，并不需要在特殊的记忆中被承认或追忆才延续。一个动作性习惯固有的动作，如下楼梯的动作，就是这样通过动作的组织本身被保存下来的。一个共同的智力模式，一个三段论或蕴涵也是这样，不需要在每一推理需要时通过特别记忆来回想才重新得到应用。
这当然不是说模式的存在就没有问题，但那是些形式和组织问题，而且只要问题能够解决，就没有单独的有关模式保存的问题，除非再次引用曾经主导这一形式的反馈或调节，因为模式的每一运转都激活模式的组织。所以说没有模式的记忆，因为对一个模式的记忆就是这一模式本身。当生物学家按我们以上区分的三种意义中的第一种使用“记忆”这个词时，他们实际上提出的是有关习得物组织的一个大问题。同时在谈到非遗传性信息的保存时，他们使我们有希望发现，但在现象型的领域内，同遗传性信息编码组织机同的组织（由此产生对这一假设的兴趣，即RNA的完整性对这一获得性信息的保存是必需的）。
因此，从心理学观点来看，习惯模式和智力模式的保存问题与它们的组成问题是一个问题，这一点我们在讨论学习时已经谈过了。相反，“狭义的心理记忆”问题包含着一系列困难，而且这个问题当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首先应该指出，认识记忆（上述定义的）和回想记忆在层次上有很大差别：第一种记忆从无脊椎动物，甚至低等动物身上就能观察到（因为条件作用的前提是对刺激的认识），而第二种记忆似乎与符号功能（作为表现性象征的心理图像，以及语言）相联系。因此，人只有一岁半到二岁以后，还有在类人猿那里，才有这种记忆的可能。但在这两个极端层次——人们一般只考察这两个层次——之间，日内瓦的研究者们曾经强调在儿童身上有一种中间形式：复原记忆，即用同样的材料重新构成一个轮廓，这包含着某种对记号的复认，但同时也构成一种回想，只不过是以动作而不是以记忆－图像表现出来的。这种复原记忆在模仿本身中得到了最简单的表达，因此可以认为至少从鸟类开始（很可能还有蜜蜂）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
至于记忆是如何保存的问题，这方面很可能总有某种复原的成分（至少在事件的先后顺序上）。这一点，尤其是一直到验证前被主体当作真的那些假记忆和认识到的那些一般总朝向最大可能性的证据的不准确性就是明证。但彭弗尔德在一些惊人的实验中已经能够证明，用电刺激颞叶可以恢复记忆，这就证实了某种保存，而且与假定的复原部分并不矛盾。
事实上，记忆（狭义的）的低级形式总是同模式的某种保存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习惯与感觉运动性智力不断包含着对有意义标记的认识，这时认识的记忆显然与模式相联，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它构成模式的形象的或可知觉的一面。复原记忆则与动作结合在一起，这就重新对某些模式显示出意义。至于处于以表象或思维为特征的高层次的回想记忆，它很大一部分是从动作模式中解放出来的，但我们可以寻思它是在什么程度上与智力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总而言之，记忆的情况同学习的情况一样，它使得可以区分出在这类研究中的正在生成的一部分倾向。一方面，对记忆的研究不能同对发展的研究分开，因为回想记忆没有任何先天的东西，它是和表象的条件——符号功能——结合在一起“建构”的。有许多心理分析学家确实把这一记忆的位置提早了许多，但这是一种未被大多数儿童心理学家所采纳的意见，而且某些专家认为，我们之所以对我们的出身和第一岁没有任何记忆，这主要不是压抑而是因为那时还不存在任何能够固定记忆－图像的表象工具。另一方面，也不能把狭义的记忆问题同模式的保存问题分开。
八、心理发生结构主义（动物与儿童）与有关智力的理论
很可能心理学的未来主要要靠比较法和心理发生方法，因为只有参与动物和儿童行为的形成和行为机制的形成（在期待研究植物的前知觉与运动之前），才能理解成人行为的性质及其机制。但人们用了很长时间来理解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普遍倾向的东西，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儿童看作只学习在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外在世界里事无记忆下的东西，尤其是成人教给他们的东西。然而，儿童给我们上的两大课是：一、世界只是在构造物体、空间、时间、因果关系，同时又构成一种逻辑的一步一步地重新创造了它的组织这种条件下，才是有组织的；二、人们也只有重新构造老师的思想，才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如果没有这一重新构造，思想既不会固定在智力里，也不会固定在记忆里（就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两者密切相关）。总之，儿童心理学告诉我们，发展是天赋观念论和经验主义之外的实际建构，而且是一种结构的建构，不是孤立的习得物的相加性积累。
A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动物生态学或动物心理学的演变经历了与儿童心理学非常类似的阶段，但这对前者或者后者都未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因为动物生态学主要是动物学家的事情。动物心理学经历了一段孤立的观察之后，按照联想主义启发的严格规则（学习理论）进入实验室，然后产生了所谓“客观主义”学派，其客观性在于把研究重新置于自然本身之中，也就是说置于机体X环境的不可分离的复杂体之中，但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分析。由此重新发现了本能，但带来了大量新事实，说明了本能的复杂性。最后，继这种自然的动物生态学的创建者一代而来的是新的一代，他们不相信纯粹的天赋性，并通过强调结构的建构，而不是单纯的预先形成概念，在先天性和练习的复合体中去寻求解释。
然而，儿童心理学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阶段。在孤立观察阶段，因此也可以说传记阶段之后，人们对儿童进行各种各样标准测验，主要是为了取得有关发展机制本身的看法，而不是概念。在这之后特别是产生了临床研究，它把儿童重新置于其生命与活动的背景之中。在这里也是一样，人们尤其强调的首先是神经系统的内在成熟因素（吉塞尔和瓦隆），然后自然是动物所无的、以延续的教育遗传形式出现的一般社会因素。最后人们强调的是，同时超越成人的机体因素与动作的结构的建构本身。
再就动物生态学而言，但不上溯到它的最初阶段，应该强调的是劳伦兹和廷伯根的客观主义所引进的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与对外在刺激的任何“反应”有所区别的机体自发活动的概念。这种自发活动，阿德里昂早已证明了它的存在，而且一直到新生婴儿身上都能找到明确的等同物。另外，人们（高黑尔、格拉汉、布朗）早以把反射设想为从总的节奏运动开始分化的产物，但客观主义至少证明了其中某些运动的自发特征。
至于本能，客观主义提供了对人类心理学本身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因为它使我们能更好地判断智力与有机生命的关系。倡导人廷伯根、劳伦兹和法国的格拉塞，都强调本能的基本特征是先天性，但并不因此而忽视环境的必要合作。本能行为首先以同机体激素变化相关的、引起欲望的倾向（求雌性，寻找筑巢的地方等等）为标志。然后开始实现阶段，但由遗传的“有意义标志”为指引：雄性的一个红斑点（在刺鱼身上）指引雌性，但却引起其他雄性与保卫地盘、巢窝相联的好斗性；看到物体可以有助于这个巢的建筑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标记（IRM）并不总是按照一个恒常顺序激起动作，但在这一层次人们已经观察到某种与外界情况相联的适应灵活性。例如，格拉赛曾把白蚁的“stigmergies”或标记描述成一个物质球，它一旦大到某种程度，就开始变为柱子、天花板等。但白蚁巢的建造程度却是变化不定的，因为每一阶段的结果可能引起其他几个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另一方面，本能实现的线路一旦大体上被IRM确定之后，随之而来的执行行为在各种不同实施中很快就不相同，这时就留有临时编作或后天习得等的暂时适应，而不再是遗传程序的固定展开了。
鉴于从某个阶段开始的这一新的部分适应与先天指引的混合，又由于现代生物学修改了有关现象型与遗传型关系的概念，新一代的动物生态学家在谈到先天性时极为谨慎，他们爱用“我们以前称为先天的东西”来表达先天性。勒尔曼等学者都曾强调从本能行为初始阶段开始的练习的可能性。这样，经验X成熟过程的相互作用似乎比古典著作所设想的更为密切。维奥德曾说过，洛伦兹的本能概念是一个事实上从未实现过的极限概念。
因此本能似乎包含三种要素：一是组织与调节作用——它是一切遗传的条件；二是或多或少是详细的遗传程序；三是每个个人后天习得的适应或调整。当高级灵长类动物和人的本能显露时，正是第二种要素的减弱或消失，但组织作用和适应性调整依然存在，它们构成智力的两个基本条件。努力同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征服外在的物体，另一种是意识到和重建动作的组织或总协调的内在条件。
B．对儿童心理发生的研究尤其使我们可以进行分析的，正是智力结构的这种建构。目前许多国家按照不同倾向正在紧张地进行着这项研究。因此有必要谈谈其中几个最主要的倾向。
首先吉塞尔和瓦隆强调神经成熟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素，人们在最初的感觉运动层次上就能看到它的效果（例如，在使视觉与攫握的成为可能的锥体束的髓磷脂化中）。但越向前发展，神经成熟（至少延续到15…16岁）就越局限于开放一些可能性，但不作程序上的确定，而可能性只有在其他因素的参与下才导致种种现实。瓦隆尤其强调姿势或加强系统成熟的作用。这种系统尽管和瓦隆视为一种积极因素的感情作用有密切关系，却为思维的图像方面（图像等）作准备。
那些持有精神生活可以还原为机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混合体这一明确的或暗含的思想的学者们时常依据的第二个基本因素是周围社会的作用：瓦隆，古老的维也纳的学派（比勒），特别是当今具有维高茨基传统的苏联心理学家们在提供有关的许多重要事实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但另一方面，人们曾指出同样有意义的两点。第一点是儿童只在能同化成人影响的范围内，对成人的影响有感觉。布鲁纳确实认为，原则上，人们可以教给任何年龄的儿童任何东西，但在一次有关这一主题的讨论会上，一个反驳者询问他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教会一个既非物理学家又非数学家的邻居懂得相对论。当他回答说要“三至五年”时，反驳者说：“我同意，但如果从婴儿开始，或许还需要多一二年的时间；即使不算这些，三四年的时间又把我们带回到阶段的问题上了”（阶段的连续可以加快，但不能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