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是心理学在教育方面应用的一个方面。它的主要方面，也是目前很少有人强调但在将来将越来越重要的一面，是关系到教学法与思维发展规律的适应问题。杜威、克拉帕雷德和狄柯利都曾经极力强调一种积极教育所必需要的兴趣与动机的作用。而且一般来说，人们多少相信这一原则，尽管其应用还微不足道，即儿童只是通过使他们能重新发现或部分地重建真理的指导和活动获得其基本知识的，而不是把现成的、完全消化的真理接受过来。但是，关于要获得的结构的展开和建构本身方面，现代教育仍处于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阶段，这种情况有点象今天的医学，但更象十七世纪的医学。而一种科学的教育心理学或许已经可以建立起来，它必将标志着教育科学与技术的未来阶段。尽管如此，某些迹象表明这一思想正在发展着。在苏联，已有一些教育心理学研究所在通过实验研究知识的习得，动作在习得中的作用等等。数学家几乎都对按照现代数学来改组数学教育表示关注。如果还有些国家在按照传统的教学法来教现代数学的话，那么这些国家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调和这些要求同发展心理学的要求。在美国，有一些物理学家离开了他们的实验室，为的是抽出时间给青年学生传授实验方法，他们中有许多人还使用目前的发生心理学的材料（例如日内瓦学派的著述）。
C．心理学应用的另一个广阔领域是精神病理学。精神病理学是一个医学领域，但心理学却不断参与其内。这是由于精神病医生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由于他们同专门的心理学家合作的缘故。精神病理学甚至对于心理学本身也非常重要。那些献身精神病理学的伟大学者同时也是心理学的大师，如弗洛伊德和雅内。但在我们研究当代心理学的一般倾向时（第二节至第九节），很难把精神病理学看作一种特殊倾向，甚至很难把它看作是学科间合作的一个例子（如第十节中的例子），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疾病可以比作由自然组织的一种实验。它的方法在于改变或排除一个因素（如失语症中的语言），然后通过临床观察或试验对这一自然实验的结果进行研究，并按照实验的不同倾向记录在普通心理学的成果之中。第二，病理学的分离一般是按照同发生心理学的整合相反顺序进行的。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病理学大师都不得不以有关发展的考虑来补充他们的学说（这正是弗洛伊德和雅内的情况）。于是，这些研究工作又回到以上所考察探讨的各种倾向的范围之内了。
相反，精神疗法的医学实践本身越来越感到和心理学家合作的需要。在某些国家，如美国，没有一个精神病院，没有专门的心理学家或临床心理学家的，不管它治疗的专门范围是什么。当然，心理学家是不管心理治疗法的，因为这是医生的事，他们甚至一般也不管心理分析。他们的作用是提供对诊断有用的心理学资料。在这方面有许多著作，有的涉及对精神病患者认知功能的测验或其他检查方法，有的特别研究主体的情感反应和人格。的确，运用那些所谓投射方法，如罗彻赫测验、T·A·T（主题统觉测验）等等，都需要相当程度的训练和丰富的个人经验。纯粹心理学家如穆雷和医生兼心理学家如以前的罗彻赫本人为此而发展的心理剧和种种技巧也是如此。他们的研究迟早会有助于建立一种现在还遥远的有关人格的理论。但是，这些研究需要用一整套实验工作来补充，而实验工作往往又与临床心理学家的繁重工作难以协调。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今天似乎仍然异常缺乏的神经病学基础。
D．除教育和病理学之外，心理学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一般工作的组织之中。一方面，它可以根据个人的水平和能力指导个人，这是继学业指导之后进行职业指导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在合格的个人被选定和安置之后，它也可以在个人或集体工作的组织之中，制定最经济的和最合人性的技术。所谓最经济的是指广义的节省不必要的劳力或配合不当的劳力；所谓最合人性的是指出于最佳的动机。由此产生了劳动经济学，这是一门新的专业，现在发展的越来越普遍了。另外，技术的进步自然会对这门劳动心理学提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同时，在当代人及机器的制度下，它甚至要起一种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仅起缓和这种制度的危险的辅助作用，而且在这制度所要求的人的新适应的机制中还起不可缺少的齿轮作用。
热衷于应用的心理学家们都不免要吹嘘一门还很年青的学科所提供的实际可能性，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当前形势的非常有利之处是，一方面，工业家、商人、军人的头脑一般都不是朴素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断要求并鼓励这样的服务；另一方面，这些领域内的研究工作经常获得物质和财政资助。对研究工作的这些激励尤其因为经常出于与本章第十一节开端所述的类似考虑而更为可观。也就是说，所要求的这种把心理学应用于工业或军队等的研究随时由研究理论的研究者主动去决定，资助者连研究直接效用也不加过问，好象他们比别人都懂得心理学的任何一点进步都能导致预料不到的应用。许多有关信息或交流理论，有关调节及其平衡条件的数学结构等等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至于职业指导必须符合实际要求，无论从寻求职业而不知自己的能力、也不知这种或那种职业所需要的能力的年青人的观点上看，还是从喜欢可控选择胜于单纯的经验主义的雇佣者的观点上看，都是很容易理解的。比较令人惊奇的和比较能说明问题的则是心理学能够为工业或在初看起来良知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际关系方面，提供如此众多的服务。这里，我们可以举出几个确切的事例，如瑞士一家印刷厂或巧克力制造厂，它们通过对工作简单地重新组织，甚至改变工人日常劳动中要做的动作，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因此在以前一个内行人看不到有可能简化和配合的地方，对个人或人际行为作一番客观研究就能提出最起码的变动。它表明习得的集体习惯多么依赖于它们的历史，以致连当今最为普遍的调节与适应都没有采用。
E。简言之，当前心理学的应用非常广泛。如果说，某些应用涉及某些与民族的未来和现状有普遍和基本利害关系的社会活动，如教育或精神医学，那么，其他的应用也不断地以往往最预料不到的方式涌现出来。然而，由于一门应用心理学建立在理论的和实际上也很完善的心理学之上而越发牢固，许多国家都遇到了心理学家的培养问题和对毕业的心理学家称号的合法保护问题。但由于大学传统的原因，也由于政府的不闻不问，和在某些情况下医生害怕竞争，这些问题仍然难以解决。心理学讲座或心理研究所和一般的文学院哲学系之间还经常存在着的联系也起着延迟作用，而心理学的最有利阵势则在理学院或者还有社会科学学院（但同生物学的联系仍是基本的）可以看到。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综合科学、社会科学、医学和文学的跨院学院。但这一办法只有在这种学院能够在专业毕业证书之外授与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享有同其他学院同等自主权的条件下才是理想的。
人文科学认识论
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三章 跨学科研究的一般性问题和共同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跨学科研究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种与结构或共同机制有关，另一种与共同方法有关，这两种考虑也可能同时起作用。作为第一种考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语言结构主义的分析，它导致人们去研究所获得的基本结构是否多少与逻辑或一些智力结构有关。这就是乔姆斯基用这种方法重新提出的那一类问题。因为同“实证主义者”认为逻辑可以还原为语言的这一意见相反，乔姆斯基又回到了把语法从属于“理性”的古老传统。作为第二种考虑或两种考虑同时起作用的例子，我们可以举最初为经济计量学所专有的“博奕论”的各种应用。由于这种计算方法能应用于许多心理行为（问题的解决，知觉阈等等），经济计量学家与心理学家就自然而然地对经济行为本身进行共同研究，如路斯的著作（《个人的选择行为》，纽约，J·维利出版社，1959）和西哥与富拉克的著作（《商务洽谈与集体决策》，纽约，麦克格劳－黑尔出版社，1960）。
第七章（R．布东）探讨的是各种不同人文科学所特有的方法与模式，它不得不特别强调方法论上的汇合一致这个问题，而这一章中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共同机制的问题。
1．精确与自然科学中的跨学科合作
要了解社会和人文科学的情况，必须先考察自然科学的情况，因为这两种情况在跨学科观点上的差异是很有启示意义的。而且这些差异似乎不仅是由于“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早几个世纪的缘故。
现在仍然存在着的两种差异（将来可能会减弱）确实把自然科学和研究人类各种行为的正题法则科学对立起来。一方面，前一种科学有一个等级顺序。这当然不是指学科的重要性而言，而是指概念的前后演变关系和学科的递减或递增的普遍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这些学科由于自身的发展，提出了各种各样把“高级”现象还原或非还原为“低级”现象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不断迫使每一位专家把目光投射到他本学科界线以外的地方。
当然，自然科学并不都是按照线性顺序排列的。有些学科，如有许多部门的天文学或地质学，只能排列在共同树干的侧枝地位。但是总有一个共同树干存在着。从数学到力学，然后到物理学，再到化物、生物学和生理心理学，人们确实能大体上找到按照孔德的著名标准普遍性递减的和复杂性递增的一个系列。我们不进入这样一种分类可能引起的各种性质的争论，我们只从中抽取不容置疑的两点。第一点是，人们今天要在人文科学中寻求类似的顺序，那是徒劳的，直至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过。因为，比方说，人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把语言学置于经济学之前或之后。第二点是，每一个精确与自然科学的专家确实需要对在这一等级顺序中先于自己的学科有相当高深的训练，甚至还常常需要这些在先学科的研究者的合作。这就使这些研究者对后来学科所引起的问题发生兴趣。
就这样，一位物理学家经常需要数学，而理论物理学，尽管听从实验，在技术上却基本是数学的。反过来，数学家也时常关心物理学并创立了“数学物理”。尽管名为数学物理，它却不听从实验，而是用演绎法去解决物理学提出的某些问题。还有，一位化学家离开物理学就走不很远，理论化学也常常被称为“物理化学”。同样，一位生物学家需要化学、物理和数学等等。因此，不用说，由于学科的等级顺序所表示的现象等级，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必然越来越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一些整体学科，如当代的生物物理或生物化学，就是这一情况的直接产物。
但是尽管我们看到的画面已经相当不同于人文科学的画面，第二种对立却更加显著。在一些社会科学里，的确存在着某些还原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兼并主义的倾向，因为所设想的还原一般都是按学者所代表的学科那个方向设想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些社会学家企图把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学等等。但是我们却从未看到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他所研究的事实可以还原为语言学（或相反）。然而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刚才所说的等级演变关系，还原问题经常是按照上述顺序提出来的，因而不断加强了跨学科的倾向。
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意见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任何一个还原问题都导致三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但这三种可能性本身都使人们紧紧扣住问题，并导致跨学科的讨论。这些解决办法事实上是：（1）由“高级”到“低级”的还原；（2）“高级”层次现象的不可还原性；（3）通过“高级”的部分还原，但也通过从“高级”开始对“低级”的充实而产生的相互同化。
这三种解决办法的例子不胜枚举。孔德就认为化学必然有别于物理学，因为在他看来，“亲缘”现象不能还原为已知的机制。相反，历史则表明还原是可能的并也是必然的。在那些知识现状仍处于“开放”的领域，如有关生命与物理化学的关系的领域，生物学家分成三种倾向。对一些人来说，生命只能还原为今天已知的物理化学现象。新发现的无机物与生命体之间的链环肯定了他们的这种看法。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生命现象是不能还原的。但为了捍卫这一生机论以反对第一种倾向，他们也不得不同样深入地研究与化学或物理事实可能的连接。最后第三种人则参照如物理学家居伊在他所著《生物学与物理化学之间的界限》）一书中所陈述的那类意见：根据这位深奥学者，物理学领域自身中的还原事实上已经几乎永远是在简单的从属于复杂的或者把复杂的从属于简单的，成为一种最终是相互性的协调。这样，假如人们能够预见到一种有关生命的物理化学解释，我们现在的物理化学将会从这些新的属性中得到丰富，因而成为“更普遍”的，而不是局限于越来越专门的领域里的应用。
分析解释——包括已经成功的和预期的解释——进程中这样的思维过程很能说明我们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分析说明为什么在那些跨学科合作已成为家常便饭、无须再证明其丰硕成果的领域里要进行跨学科合作的理由。但另一方面，当人们想象一切超越自己的学科界限的连接有导致滥用还原、减弱所研究现象的特性的危险时，它从一开始就消除人们可能对跨学科合作产生的偏见。尤其当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它也是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位物理学家精辟地阐述的——即“是层次产生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