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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存在着整整一套可能的“结构”。它们分成三个方向，其中第一问题就是了解关系（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相当于第三节中所称的完成结构，其它两个方向相当于形成中的或非封闭的结构）：
（1）代数或拓扑结构：包括逻辑模式，因为逻辑是普通代数的特例（比方说，命题的常用逻辑就是建立在布尔代数基础之上的）。列维…斯特劳斯正是这样在人种学中把亲缘关系还原成群或网（格）等等的结构。在智力理论中，我们曾试图通过抽取整体结构，——先以初等代数结构或“集合”（接近“类群”的结构）形式，然后在少年期和青少年期以网与结合四元群形式，来描述人们可在个人发展中追踪其形成的智力运算。结构主义语言学同样也求助于代数结构（单一项，等等），经济计量学也是如此（线性与非线性程序）。
（2）描述调节系统的控制线路，其应用在心理生理学和学习机制中已成为必要。著名的能用一个平衡过程来解决问题的同态调节器的创造者阿什比，最近在他所著《控制论引论》中提供了一个调节模型，其返回动作自身是由博奕论类型的列入表来确定的。这样一个在他认为是最一般、最容易在生物学中实现的模型之一，表明了心理调节与人类行为的调节、甚至经济调节之间的可能联系（请阅第十三节）。
（3）随机模式，用于经济计量学、人口学，也常用于心理学。但如果说偶然性在人类大事中经常起作用，因此要专门予以研究的话，那么，它从来就不是纯的。也就是说，对偶然的反应，无论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种积极的反应，这就又把我们带回到调节上了。这类型（3）就是这样产生于类型（2）的复杂化，犹如类型（2）产生于类型（1）的复杂化那样（如果人们还记得运算是一个带有对错误预先改正的“完善”调节）。
于是，由这些结构主义研究引起的大的跨学科问题至少有三个（同这三种类型的结构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但同它们全体有联系）：
（a）结构按其应用范围的比较问题。比方说，知觉结构（“良好形式”，对大小等的知觉恒常性，系统性错误或“错觉”等等）属于多少接近于或应用于一个偶然整体的调节模式，各平衡层次上的智力结构属于代数结构，这些都不是一种偶然，因为智力结构含有一种逻辑，而知觉结构尽管和智力结构有着部分的同构（但是部分的，而过去“格式塔”论则认为有直接的同一），却包含着系统的变形（或错觉）的可能性。这种变形，从代数学的观点来看，构成“非补偿性变化”。同样，研究社会现象中那些属于不属于某一类型的结构，肯定也是饶有趣味的。这样就最终可以确定哪些是可以被逻辑化的以及哪些属于各种不同的摸索与重新调整。
在这方面，为了便于结构之间的这种比较，特别按范围来比较，人们可以进行（我们已在发生心理学中试验过了）一些造成
“部分同构”的试验。从纯形式观点看，这样一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同构要么是全部的，要么不是。事实上，任何东西都部分地与任何东西同构。但如果人们对这样一种研究提出两个条件的话，这一方法便获得了具体和发生的意义：（1）要能够确定从一个邻近的结构过渡到另一个结构所必要的变化，尤其是（2）要能够从发生或历史方面证明，这些变化确实已在某些情境中实现或完全有可能实现（通过确定分支所由生的主干所得出的直接谱系或旁系关系）。
（b）这就引向结构主义研究引起的学科内或学科间的第二大
问题。鉴于用原子论方法解释整体导致一种无结构的发生学，而求助于涌现总体，又导致一种无发生的结构主义（这对社会学的格式塔或不可还原的社会全体的理论来说到是部分正确的），生物和人文科学中结构主义的中心问题因此就是调和结构与发生，调和任何包含着一种发生的结构与任何应该设想为从一个初始结构到一个完成结构的过渡（但作为形成性的过渡）的发生。换言之，基本问题就是结构的前后演变关系问题，而代数结构、控制论结构和随机结构这种三分法马上引起了从这三个范畴中的一个可能过渡到另一范畴的问题。
尤其存在着控制论结构与代数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发生心理学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说明。在初级层次，认识行为是通过摸索或直接知觉直觉（属于控制论循环这种调节的两种形式）来进行的。到了七至八岁或十二至十五岁的层次，一些可以从“运算”（作为内在化的、可逆的与整体结构联在一起的并有其组成规律的动作）的严格配合辨认出来的代数结构便能建成了。实际上，在这两个层次之间，人们可以找到各中间层次，其形式是还带有简单调节，但趋于达到一种运算形式的前运算表象。于是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运算构成调节的终极阶段，也就是说，调节首先是对作为动作结果的错误的改正，然后是对作为预调其可能偏差的动作的改正，它最终变成对错误的预先改正。因为体系通过它相反的运算，单单由于组成便保证了全部可能的补偿作用。尽管现在还不能知道这一过程是否只属于此处所考察的领域，或者能推广到其他领域，我们仍可以在知识社会学、法律社会学、道德事实社会学，甚至还可能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领域里作类似的设想。
（c）比较研究引起的第三个大问题是达到的结构的性质问题。这要按照它们构成为理论家服务的“模式”或是被视为所研究的实在所固有的，换言之，被视为一个或一些主体本身的结构而定。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对批评结构主义的学者来说，结构主义只是属于观察者而不属于主体的逻辑的一种语言或计算工具。甚至心理学也时常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在心理学中，实验比较容易，而且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分肯定，结构在现象方面达到了现象的解释性本原。这种本原的意义使人想起哲学家所谓的“本质”，但却带有不可否认的演绎力。不过，在那些甚至最为广义的实验也较为困难的科学那里，如在经济计量学那里，专家们往往强调在他们看来依然存在于数学“模式”与“实验图式”之间的差距，因为一个与具体没有充分关系的模式只是一种数学关系的游戏，而一个与实验图式的细节结合在一起的模式却可以认为达到了“真实”结构的行列。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文科学中运用的模式比物理模式，甚至比生物学模式，显然还要更处于“模式”与“结构”这二者的中途，换言之，处于一部分与观察者的决策有关的理论图式和需要解释的行为的实际组织这二者的中途。
最后，需要就一个与上述问题接近的问题说几句话。这个问题是人们建议我们列入有关一切人文科学问题的清单之中的，即人们已经可以称为“因果关系的经验分析”的问题。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细心加以区别：一般的因果解释问题和人们在观察之物中，通过在实验研究中的因素分解，或是通过非实验研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请阅布拉洛克和拉扎费尔德等人的著作）中的多变性分析终于揭示的功能依赖性问题。这第二个问题确实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关，但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观点上看，它还没有真正达到新的共同机制，如果不是说通过由与简单相关对立的功能依赖性概念的精化所实现的话。相反，一般的因果解释问题可以阐明可能还要长期存在于注重可观察之物的实证主义派和那些设法揭示这些可观察之物所含有的能说明其变化的“结构”的学者们之间的潜在冲突。如果存在着那样的结构，因果关系问题自然就要归结为结构的形成、结构的内在变化以及结构的自动调节。从这一角度来看，对功能依赖性的研究只是朝向发现结构机制的一个阶段，而且只要对功能作用稍加分析，迟早就会达到这些结构机制。至于最后这两个基本倾向中哪一个将占优势，这不是由我们来判断了。眼下重要的只是指出在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在语言学的“母语法”的研究中，在受马克思影响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某些表面看来差别很大的分析中，人们或许可以统称为发生结构主义的各种思潮似乎正在相当明显地汇合起来。
6．规则系统
人们刚才提出的（在c中）第三个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已有解决的可能，其解决形式是：循着一个结构形式，人们在其完成时就会看到主体行为的许多变化，这些变化除了以结构的完成本身即结构的“封闭”来解释，是很难解释的。这就是在主体的意识中以义务感或“规范的必要”感和在主体的行为中，以遵守“规则”为表现的那些基本事实。顺便提一下，按照研究“规范事实”的专家们常用的但非一般的术语，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就在于它带有强制性，但人们可以违反它也可以遵守它，这一点和因果“律”或决定论相反，它们除了由于原因混杂发生的偶然变异外，是不能有一点例外的。
举一个例子就能使我们理解结构的这种封闭作用。一个四至五岁的儿童，如果分别看到A→B，然后B→C（但没有一起看到A和C），他一般不会演绎出A→C。另一方面，他也不会建构一个有微弱差别的物体系列A＜B→C→D……或者只是通过摸索才做到这一点。当他相反能圆满地进行建构，把每次剩下的最小要素逐次摆列时（从而理解到要素，即E既大于前面的要素E＞D，C等，又小于后面的要素，即E＜F，G等），他就同时理解了过渡性的问题。而如果他看到了A＜B和B＜C的话，也不会再把A＜C看作是不可决定的或仅仅是可能的，而是必然的（“必然如此”等等）。就是这种像一切意识状态那样难于评价的逻辑必然感在行为中表现为对过渡性的使用与承认。
人们还可以在个人发展的其它领域举出许多其它例子，如以非常强制性规范名义出现的正义感取代了相互关系在从属关系的边缘或庇护下结构的年龄上的服从道德。在各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民主理想根据结构等的变化已成为必要，这看来也是很明显的。
因此，对规则或规范事实的研究便构成研究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因为它保证了结构主义与主体行为本身之间的联系而格外重要。此外，这样一些规则在人文科学覆盖的一切领域里都可以观察到，因为即使在人口学中，也不可能把出生率同各种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分开。当杜尔克海姆把“强制”过程说成是最普遍的社会事实时，他表达的是各种社会行为都伴有一些规则的这个共同特征。
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跨学科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人们可以看到有把它们在一切领域中提出来和以双边联系来加以处理的双重趋势。我们分以下三个问题来谈：
（a）第一个问题是确定规则或义务是否必然是社会性质的，即必须以至少有两个个人的相互作用为条件，或者是否可以有个人或内生性质的规则或义务。这一问题只是另外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是否任何“真实的”或自然的（与完全的理论“模式”相对）结构在这样的行为中都表现为规则这个问题的亚问题。
关于这个更为广泛的问题，人们可以立即回答说否，因为存在着比方说一些知觉结构，其社会构成部分是零或非常微小而且并不伴有含有规范含义的“规则”。但它们的表现是“完整倾向”（＝一个良好形式胜于一个不规则形式等等），而对于某些学者来说，在完整倾向与逻辑必然性之间存在着各个中介。这就引起了规范作用的与“规范的”这二者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谓的“规范的”，不是指简单的占优势的频率，而是指平衡状态（而且还是通过自动调节，由此产生“可调节的”与“规则”之间的新的可能联系）。
因此，问题很不简单。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似乎是以下这些。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一致地怀疑由遗传保存下来的逻辑或道德之类的“先天”规则的存在。自然的逻辑运算只是按照一个不变的连续顺序逐步形成的（在发达的社会中，平均年龄很少在七、八岁之前），但并不固定在证明内在成熟或神经成熟的层次上。它们当然是从动作协调的最一般形式中抽取出来的，但这里所说的动作，既可以是共同的动作，也可以是个人的动作。因此，自然的逻辑运算看来更像是一种社会心理学性质的逐渐平衡的结果，而不像是生物学上的遗传（换句话说，人的大脑没有像逻辑－数学行为构成某种本能时会有的那种遗传的程序设计，但它呈现出一种遗传的机能，其应用既使人们共同生活，又能构成这些结构从中抽取出发点的普遍协调）。道德义务，如鲍德温、博维特和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在其形成中是同个人际相互作用等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显得越来越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说任何平衡结构强求比规则更多的东西，某种属于调节的“完整倾向”，如果任何调节系统正因为成功或失败的缘故，都包含有对正常与不正常（专对生物有效的概念，在物理化学中并无意义）的被迫区分的话，在调节与运算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在把这二者联结在一起的同时又把它们分开的极限点（请看第五节）。可是，这一过渡点在许多情况下很可能也是个人到个人际的过渡点。
（b）延续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二个总问题是义务或规则的类型问题。逻辑必然性是以可构成演绎结构的严密运算来表现的。但有许许多多义务与规则没有内在的确实性，主要是出于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或一时的强制。这方面的极端例子就是书写规则，其任意特征已由历史充分表明。因此很明显，甚至撇开在（a）中提出的问题不谈，不是一切义务都延伸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