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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有一个潮流像是前来迎合这些语言社会学的倾向似的。声势浩大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自“维也纳学派”）运动在把实验真理归结为纯粹的知觉证明的同时，曾试图把知识的逻辑－数学组织考虑进去，但不把这种组织看作是真正真理的源泉。于是，它按照唯名论传统，把这一组织设想为一种简单的语言，但却以更精确的方式来标志这一语言的特征。卡尔那普一开始就建议把任何逻辑都归结为一种普遍句法，而自然语言就是这句法的比较忠实的反映，但它的精确形象则由现代符号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来提供。塔斯基随后证明必需要有一种确定意义的普遍语义学或主语言。卡尔那普附和这一看法。最后，莫里斯建议建立一种“语用学”，但这种“语用学”的意义仅限于确定这些“语言”的规则。他的意见并未得到一致的赞同。
一些语言学家赞同这些概念。在《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布隆费尔德热烈庆祝消除了那种幼稚想法即在逻辑或数学联系之下还应该去寻找概念的想法；除了知觉的可观察材料和用于描述或包含这种材料的自然记号（通常语言）或学术记号系统外，什么也不存在。
不过，与这一社会学和语言学的双重运动（但这二者的汇合统一仍是显著的，尽管杜尔克海姆的规范主义实在论同“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多少是约定主义的唯名论有所不同）相对应的事实上是一些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研究的方向仍是转向汇合，但与上述的方向相反。
在心理学方面，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这些研究在语言学家的合作下正在蓬勃开展）证明逻辑－数学结构的根源应该在比语言更深的层次、在动作的总协调层次中去寻找。事实上，在感动智力阶段，在动作的图式建立和在这种图式的协调中，人们看到嵌入、顺序、对应等结构，这些结构已呈现出逻辑特征而且还是未来思维运算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运算本身同动作的内化机制和调节机制的关系更多于同仅仅是口语的影响的关联。同时只有在高级层次，与语言陈述的假设的运用相联系的“命题”逻辑才有可能。而整个“具体的”即直接作用于物体的运算时期，则证明了这些运算同物质动作的持久联系。
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就有可能对儿童使用的口头表达的语言结构与儿童运算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精确的实验。这些实验的结果更多的是朝向使所用语言从属于运算结构，而不是相反。
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多少年来为确定作为一切个体所专有的“普遍逻辑”是强加于社会的还是只是社会的产物这个问题所进行的这种聋子对话的观点看，这两种冲突的论点实际上都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如果逻辑来自动作的总协调，那么这些协调既是个人际的也是内在于个人的。实际上，在分析认知交流中的运算时，人们又看到了与在个人建构中相同的运算。因此，第一种运算就是第二种运算的源泉，第二种也是第一种的源泉，这二者从它们的共同生物学根子起就是不可分解的。
另一方面，语言学家在继续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时，尤其在他们设法以相当精确的方法使分析形式化以便用一种受代数方法、有时甚至受物理学方法启发的语言来表达结构的联系时，所达到的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逻辑，而是发现了一系列信号系统所专有的特殊结构。这一结果有着双重意义，首先因为它说明一个信号系统为何对一个思维规范或其理系统来说是独特的；其次因为它提出了这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着的。因为尽管信号有其自己的规律，信号在语言主体活动中的功能仍然是表达带有不同程度逻辑性的意义。语言学家叶尔默斯莱就是这样提出了一种“亚逻辑”层次的假设，在这一层次上，逻辑协调与语言协调可能建立起联结关系来。看来对这种亚逻辑的分析很可能又把我们带回到动作协调的一些问题上去。
但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索绪尔的本质上是静态的语言结构主义，自哈里斯和乔姆斯基以来已变为动态的了。哈里斯强调语言的“创造”方面；乔姆斯基则发现他的“转换语法”可以从他认为是先天的“固定核心”出发，按照转换的准确规则（并按照单一项的顺序联结式结构）派生出无限数量的派生陈述。然而，乔姆斯基把引用的“先天固定核心”归属于理性本身，这就全部推翻了语言学的实证主义立场（布隆费尔德等人）。人们当然可以在毫不改变乔姆斯基学说的真正语言学面貌的情况下，对理性的这种先天性表示怀疑，因为先于语言的感动智力是长期建构的产物。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遗传因素（到处都起作用）远不是唯一起作用的。目前，辛克莱正设法证明，单一项的构成或许可以用感动图式的协调来解释。尽管如此，在语言学领域本身，人们仍然看到逻辑结构从属于语言的这种情况被颠倒过来了，这样就给跨学科间进行合作（心理语言学等等）以研究至今一直主要以思辨方式来处理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极为广阔的实验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有些逻辑学家超越纯形式化的问题去研究逻辑结构与主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逻辑学家自然朝向能说明逻辑机制特有的自动改正的自动调节系统。然而，能提供这样一些模式的控制论，是信息或交流理论同制导或调节理论的一种综合。因此，正是在这两个领域，才能建立起语言学与逻辑学之间的比单纯的同化更为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信息。在编码的人类行为学方面和编码的逻辑结构这二者之间，人们可以设想种种不同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比方说，阿波斯苔尔曾把语言当作对错误的预修正系统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逻辑运算构成思维调节的极限情况，而在这些调节的最弱形式与严格形式即运算形式之间，可能有大量的能影响语言的中间形式。由此可见，就在这一领域里，跨学科研究也是多么必要而又富于希望的。
17。高级符号体系
索绪尔期望的普通符号学，就如在十五节中人们看到的，含有记号系统与各种性质低于发音语言的符号或信号系统之间的系统的比较。但它也要求同人们或许可称为二次方或性质高于语言水平的符号体系进行比较。所谓二次方符号体系，就是使用语言、但构成一些词音、词形、其集体意义是意识形态的并处于与语言语义不同层次的这种符号体系：例如，神话、民间故事等等。它们都由语言来传播，但每个本身都是一个带有宗教或情感意义的象征，它们遵照的是非常普遍的语义规律，正如它们令人惊奇的和往往是在大陆间的传播所表明的那样。
但问题并不容易掌握，甚至也不容易提出来。在逻辑与数学的唯名论概念中，人们或许可以说，任何概念或特殊结构还都是一个记号，它用表明它的词但又超出这些词来象征它所指的物体。这样，数学的“群”概念只是一个高级符号，其意义可归结为可以描述的移动、物理状态等等。相反，在运算概念中，“群”或任何其他一个逻辑或数学概念，都构成一个对实在的动作系统。这种动作尽管是内化的，却是真正的动作，因此动作本身毫无象征的东西。符号体系起作用的是在表示这些运算的任意记号方面，而不在这些运算本身。
如果人们接受最后这种解释，那么不是所有思维都是象征性的。但符号体系重新出现在思维的各种形式之中，只要思维的价值不决定于思维的运算结构，而决定于它的无意识的情感内容。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解释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人类生产场地，其中有被各种分析主义学派所研究的多少是个体性的“象征思维”，有神话和民间传统的象征，有艺术象征，最后还可能有作为表达一时的集体价值而不是理性结构的某些意识形态（这些表现中的每一种在不同程度上当然都可以是“理性化”的）。可见在这些层次，普遍语义学的比较领域是相当可观的，而且在语言学方法的指导下，这种普遍语义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跨学科的。
荣格的异端派所追随的并受到布洛勒有关“我向”思维著作帮助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证明个人的“象征思维”在梦中、在儿童的游戏中以及在各种不同的病理表现中都存在。它的标准是，如果理性思维寻求的是对实在的符合一致，那么象征思维的功能就是通过把表象从属于情感现象来直接满足欲望。开始时，弗洛伊德是以属于压抑的伪装机制来解释这一无意义的象征表示的，但他采纳了布洛勒用以解释象征表示的“我向思考”，即把自我作为中心这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并把自己的研究延伸到艺术象征的方向。另一方面，荣格很快看到这一象征表示构成一种情感语言。他通过与神话的广泛比较，终于能够证明大量象征或“原型”有相当普遍的特征。他毫无证据地认为这些象征是遗传的。但（这是另一回事）其延伸却极其普遍。
精神分析学家在个人身上发现的多少是无意识的象征表示和神话或艺术的象征表示（人们还记得神话与俄狄普斯“情结”这个典型例子）二者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接相当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象征表示的规律既与集体现实有关，也与心理现实有关。因此，不言而喻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直接研究神话表象就能对这种高于语言层次的普遍符号学作出头等重大的贡献。譬如说，列维…斯特劳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设想这一语义学时，他就因此给这一广阔而又困难的领域引进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是荣格和弗洛依德的分析所特别缺少的。
不过，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很显然，在某种文明水平上可能是普遍的规律不可能在还具有科学思想的社会中没有应用。当马克思提出经济与技术基础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问题时，他也因此提出了一大堆有关各种可能的意识形态生产类型的性质和运转问题。为了证明这些问题是如何必然会提出来的，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马克思学说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帕尔多在他的社会学中，又采用了显然受马克思学说启发的一种区分。实际上，在帕尔多看来，社会行为是由他称为“剩余物”的某些感情需要或不变量引导的。但社会行为——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实际上不是以赤裸裸的或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包含在帕尔多称为“派生”的各种概念、学说等等之中的。于是人们马上可以看出这些“派生”构成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但其性质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们在一个变化的和次等的概念机构之下含有基本的和永恒的情感意义。
本章的宗旨是从方法论观点，特别是从未来的观点揭示共同机制并提出跨学科之间的问题。因此就不能不提一下一种格外有意义的倾向，即有关形式是理智的、内容是情感的那些学说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在一种建立在高水平符号系统之上的普遍符号学的可能扩展和受马克思启发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分析之间构成一个明显的连接点。弋尔德曼对冉森教义的研究为这种连接提供了一个杰出例子。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那是因为它是社会学中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一：理论研究导致了对直至那时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的存在的预见，即发现了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历史人物。弋尔德曼以路易十四时代穿袍贵族的社会和经济困难来解释冉森教义。这样，教义所宣扬的全部脱离人世使构成一种集体的、情感的情形的象征性表现。但是，根据这种社会象征性表现的分析所复原的纯粹冉森教义，在历史所知的人物（阿尔诺等人）身上并未得到全部实现。因此就必须假设有一个全面的冉森教徒，他正因为是彻底的信徒所以不为人所知，他领导了这场运动，但没有公开露面。弋尔德曼经过如此“计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认为必定有这样一位领导者的存在之后，终于在巴柯斯神甫身上找到了他，并且证明了直至那时都未被人们想到的他的实际历史作用。
由此可见，有许多文学、艺术和形而上学产品可以属于这样的分析。它们的句法与语义面目应该是基本的，尽管难以揭示，而它们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面目则是明显的。
18．意义领域中的历时性问题与同时性问题
如果孔德的社会学已经把问题区分为静态的（“顺序”）和动态的（“进步”），那么可能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第一个为人文科学中同时性考虑与历时性考虑之间的相对对立提供了一个主动地位。诚然，语言史和词源学并不能解释一切，因为词的意思在变，如同生物器官可以改变功能一样。而这种变化是根据语言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真正平衡所产生的需要而决定的。
然而，作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意义系统，在同时性平衡与历时性变化的关系问题上，呈现出一种特殊情况。如同我们所见到的（第九节），正是在规范结构领域，人们遇到了这两个方面的最大依存，因为规范——诸如智力运算结构等——的发展，就在于一种逐渐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结构越接近它的最终封闭状态（而且这一最终状态丝毫不排除它以后并入新的结构中去的可能），同时性的平衡自然越依赖于这一逐渐自动调节的过程。在价值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中间情况：这些价值越同结构（规范性价值）关系密切，越不符合一个变化的运转的连带需要，它们就越依赖于它们的历史。至于意义系统所特有的“词音、词形”，在它们是约定的或“任意的”范围内，它们就更加从属于一时之需，更加与它们先前的历史无关。因此，正是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观察到的是最少的现实平衡与历时性之间的关系。比如，人们在一个人为的和专业的记号系统，如数学语言中就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