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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心理学的最大困难是缺乏计量单位。当然，测验法和多种多样的“心理物理”方法能提供无数的所谓测量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只侧重于行为的当前可测量的方面，也就是说，侧重于反应的结果，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侧重于“性能”。但是，就以这些结果而言，还谈不上是计量单位：譬如说，如果一个人记住了十五个词中的八个，在记忆力的测验中，记住了空间轨道六个区中的四个，那么人们既不知道这些词或这些区彼此是否相同，也不知道如何把词的记忆和轨道的记忆来相比。批外，尤其重要的是，对结果的测量还不能告诉我们所观察的反应的内部机制，而要测量的正是这些内部机制。当然，人们通过二次方的相关能作出所谓“因素”的分析，但对这样发现的“因素”，人们既不知其性质，也不了解其活动方式。事实上它们仍然完全与所采用的测验有关，与结果或性能有关，而不直接属于形成机制。总之，心理学的测量方法提供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对细节的比较并从各种智力运算的结果这个观点来说都是有用的，但它们达不到智力运算本身，因为缺乏能够由果溯因的任何单位制。
尽管如此，情况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甚至也不是令人忧虑的，因为数字或测量结构丝毫不是逻辑－数学结构的全部。同时，虽说数字的使用比较来看极为方便，但在数字的对应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同形的东西。因此建立单位制的困难可能来自生物性或精神性（或二者兼而有之）的总体的结构本身，这些总体倒是更多属于拓扑学或质量代数学，而不属于数字的“群”，“环”或“集合”。哲学家常常就心理学对度量的这些抵制进行思辨。谨慎一些的心理学家则首先拒绝相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问题解决之前，他们使用分列在由多种概率论模式和多种代数逻辑模式、当然还有控制论模式构成的两极之间的，更大更灵活的逻辑－数学结构和工具。正是这样，在智力领域里，质量代数结构可以描述运算本身的运转，而不仅是唯一可以度量（目前来讲）的运算的产品或结果。此外，人们还可以分析这些运算结构，把它们当作属于控制论模式（包括决策论或博奕论的模式）先前发生的多种调节完全达到平衡后的形式来分析。至少在目前，在一切有关发展的问题中，凡是严格的度量不能成功的地方仍然有可能应用等级顺序排列（如古特曼等级表）。萨泼斯曾描述了一整套从名称分类到数字等级之间的等级。尤其是，当一个值与下一个值的间距不能还原为单位的组合（彼此相等），但已经能被过高或过低评价时，它可以说是“超顺序”等级。
借助这些不同的模式，心理学尽管还没有控制度量的问题，即全部化为数字和单位制的问题，但却已具有许多统计数据和质量逻辑－数学结构，它们在许多情况下足以对现象作出某种预见（例如在知觉和智力领域里），尤其是某种解释（请阅后面第7节）。
（c）经济科学差不多处于人口学和心理学所构成的两个极端状况的中途。这就是说，它的度量要比心理学容易，但实验却比心理学困难，其困难程度与人口学的不相上下，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或私人对经济的种种操纵相当于实验（做得比较好或很糟糕的实验）。
度量在经济学中要比在心理学中容易做到，因为经济领域里的价值交换同标志着伦理性的、政治性的或一般情感性的社会关系的质的交换相反，其本质就在于被量化。例如，有两个大学生很乐意或很高兴彼此自由看望，一个谈数学，另一个谈语言学，我们就不能说这是经济交换。但如果他们商定将这种交换定期化，规定每次用一个小时谈数学，一个小时谈语言学，那么这种交换就变成经济交换了，尽管交换的内容没有丝毫变化，而且这一交换还含有计量（此处是时间的计量，因缺少对提供的信息或主意的计量）。价格、货币等等就是这样构成并不仅仅是顺序的或“内涵的”，而且还是外延的或度量的量化整体。因此在经济科学领域内很容易找到各种真正的度量机会，并使其具有与各分领域相应的专门度量单位（如在社会…经济形成比较中的人均产品）。但是，我们距离一个象物理学那样各单位之间可以取得等值的完整的单位制还遥远得很。
相反，在经济学中，狭义的实验，即分解要素和系统地变化要素是无法进行的。人们给经济学实验下的定义是：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讲，实验是为了引起或收集可观察的结果而对特定现实施加的直接行动或间接行动（索拉利）。实际上，如此设想的实验首先就是在一大套抽象概念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观察，而这些抽象概念本身受到新选择的作为假设的理论模式的启示。因此，实验就是理论模式与实验图式的结合，事实上也就是指引观察与应采取的度量的一种图式。它构成经济计量学的基本方法论。在这种
推理与实验的相互作用中，在这种方法论抽象的作用中，人们立即看到了一切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普遍特性。
然而，由于缺少狭义的实验以及总是存在着同时性和历时性要素的超乎寻常的复杂性，经济学所特有的困难在于如何使理论模式与实验图式相配合，后者有可能过于概括，分化不足，以致无法从分析中作出决策。的确，一个理论模式如果达不到实际上可检验的具体解释时，只不过是一个逻辑图式；反过来说，一大堆可观察之物没有相当深入的结构时，只是一种简单的描述。
可是，经济学运用的理论模式越来越精细了。数理逻辑、机械和随机模式、博奕理论、运算方法（带有线性和非线性程序）、控制论模式等等都相继被使用，必要时还和历史分析、制度参数分析相配合。但是另一方面，要把这一切方法应用于实验数据，经常遇到的困难是无法划分观察的范围和确定适当的抽象程度，因为除了一般规律和虽非一般但却适用于一个以上经济组织的规律之外，还有一个经济组织独有的规律，这样就不断地提出了按价值等级而定的类型学问题。
（d）语言学提供了一门其中几乎无法进行实验（实验语音学与心理语言学除外），但对可观察材料的系统分析又足以构成严格方法——其严格程度堪称其他人文科学的典范——的学科的一个极好范例。尽管如此，在这一领域同在心理学中一样，除了可以称之为局部的单位，即在一个限定情况内部任意选择的单位之外，无法制定计量单位制度。
语言学中对规则性的研究（为了不引起与物理学规律的混同，语言学家越来越不谈“规律”了）主要集中在逻辑因子，尤其是蕴涵的模式之上。我们知道，X蕴涵Y这句话意味着：一、每当给出X时就会观察到Y；二、可以观察到Y，而没有X，以及既无X也无Y，但绝不会有X时而没有Y。例如在音位学中，音素P和b都是爆破音，但却只有b要运用声带，这一情况就使得能预测它们的共同机制和它们的对立的规则性。
但从这样的逻辑形式和质量形式的规则性出发，人们自然能够进入到两个既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方向中去：一个方向是有关语言机制的外部结果的统计规则性，另一个是对机制为其表现的内部结构的分析。作为第一个倾向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齐普夫“规律”，它阐明了动词分类中种与属之间多少带有规则性的关系。这些确认的或然性于是提出了一个从语言所指的对象或语言主体或二者兼而有之出发去解释它们的问题。在历史性领域里（及其与同时性平衡的联系），马蒂内曾设法以表达性的需要与源于心理的或或然的节省原因这二者的调和来阐述音位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信息论中熵的作用，最近瓦诺夫还把它运用到了语言学。
作为第二个倾向的例子，应当推举各种语言结构主义的论述，其宗旨之一，如乔姆斯基的论述，就在于达到可能规则的变化本身的规则性，但有关解释模式的问题仍然开放着，人们正沿着控制论结构这个方向研究这些模式（如索姆让等人）。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一门人文科学在缺乏几乎所有的实验手段又不能使用一般性的计量单位的情况下，如何既达到了历时性的延续，又达到了同时性的调节，并终于为自己建立了相当精确的方法论，得以不停地而且经常是典范性地向前迈进。
（e）社会学和人种学在人文科学中也许占据着最为困难的位置，这是从三方面说的：一是不可能进行实验，二是由于缺少通用单位而对度量的抵制，三是现象的复杂性，因为现象都取决于制约人类生命与行为的全部因素（同界限比较明确的部门如语言学的对象正好相反）。再拿A节中所谈到的与自然科学的比较来说，社会学跟天文学一样，都缺少实验，但社会学却享受不到同数学推理相汇合的度量；它又同地质学一样，也是非推理的历时的与质的因素占统治地位，但它却不具备足够用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
尽管如此，在方法上仍有五条途径对这一如此困难的情况开放着。第一条途径自然是加细对变化和函数依存的数学分析。在这方面最近取得了一系列进展，主要是通过所谓的多样化分析，这种分析能超越因果方面的相互关系。“哥伦比亚学派”就是这样提供了许多有关公众舆论的论述（尤其请参阅拉扎弗尔德有关“两步流动”的论述，它们阐明利益因素，被动性因素或可塑性因素，操纵舆论的有关机制等等）。
第二条途径是在可观察之物的背后寻求作为变化系统的“结构”的作用，其动态平衡是可以作定性数学（普通代数）分析的。这就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运用的结构主义方法。他力求用因果的、蕴涵的解释来超越作为可观察之物之间函数依存关系的因果关系，而这些解释是以隐蔽的总体系来说明可观察之物的。
第三条途径主要以那些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派为代表，方法是协调结构主义分析与历时分析，通过结构与发生的结合来进行解释。这种历史－结构主义倾向与人种学研究联系起来时（还应该指出近几年来几乎到处出现的、又一次对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形式所表现出的兴趣），其性质自然有利于西方观察者的“非中心化”。
第四条方法论途径（在我们对天文学的简略思考中人们已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是在低等级上研究高等级上的重大现象的影响或相应的东西。微观社会学就以此为己任，并在有关小群体的活力实验方面以及初级社会行为的分析方面获得了显著成果。但微观社会学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不同等级的衔接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永远是亚系统之间或亚系统与整个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点，在理论上最初得到的答案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步骤地努力建立一些抽象模式（用逻辑－数学符号论的语言，但有时也可以用模拟法）。第二种又等于是在社会关系或社会行动的细节中把结构主义与功能分析结合起来。帕森斯的普通社会学——他自己称之为“结构－功能”社会学——就是如此。他不仅研究社会的总平衡形式，而且还通过对基本的“社会行为”（价值等等）的分析来研究各等级间的衔接。古德纳或布劳的“新功能主义”也是如此。他们研究“相互性”和交换，从中寻找使个人人际关系变成阶层本身的那些亚系统的协调工具。
第五种方法很少被运用，但在许多学者眼里依然是开放着的。由于一切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足条件）是由老一代培养出新一代，任何有关人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发展的比较研究在集体给人性带来的影响方面都提供了决定性的信息。在每一个问题上，如逻辑的社会性质、精神性质或生物性质问题、道德感情问题、符合或象征系统问题等等，这种对形成过程的分析方法不可否认是富有成果的，而且也已经证明了个人思维“运算”与任何社会“合作”中的运算的性质的深层同一性。
五、人文科学与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大潮流
在回顾了人文科学的某些方面以及它们在创建及发展中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之后，现在似乎应该按照本章的标题来确定它们在整个科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了。但是，除了上述那些为了达到对人类现实的客观认识而必需跨越的障碍之外，还有最后一个障碍，它也许是最重要的障碍之一，或无论如何就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言是最为独特的障碍。因此，在确定各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相互位置之前，有必要先谈谈这个问题。
这一极大障碍是同第二节中已经谈过的思想非中心化的困难以及“我们”对创建科学的认识主体的影响（见第三节）密切联系的。它的产生只不过因为科学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也总是站在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这一事实虽说在数学、物理学、甚至生物学（在最后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处于边界地区了）研究中关系不大，但在人文科学研究的某些问题中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语言学在各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