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上新旧姘头当街挥拳相向，一街看热闹的人。
1885年9月23日《申报》有文谈到“妇女寡廉鲜耻，侪辈相逢，往往询外舍之何方，问姘头为谁氏，直言对答，习不为怪，并无羞涩嗫嚅之形”。不但私下不知丑，公堂之上，广众面前，直认相姘，也廉不知耻，当时《申报》有关婚案中报道有非常多这样事情，且当时的“父母官”对这类姘居、弃夫的纠纷诉讼的判决，也多是少谈教化，顺应人情的。1882年2月25日《申报》之《风俗宜防其渐说》一文说，“或至涉讼公堂，官之断此等案件，每每准其分拆，或令赔偿前日所用之费，或令量予川资，劝令远离，从无有深究其罪者”。
当时人对以上现象所感叹的“上海之风气之于今日可谓坏极矣”、“此亦世道之变极矣”这些话，也许今天内地的大多数人对这样的历史现象也还是会这样说的，哪怕其中包含着许多现代社会的正当的离婚现象。
自然，从妇女求自由、求解放的角度来看，这些“台基”、“姘居”、“弃夫”现象中自然包含着许多女权的因素。在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外商业重镇里，在一个有钱有权人可以一夫多妻，而商品经济却逐渐占主导的社会中；在一个男多女少，“孤客多于恒河沙数”，家庭数量与人口总量不协调，女性又有一定经济来源，传统礼教控制不严的社会里，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现象是女性作为男人的私有物、占有物的封建属性，在中国的超前地瓦解。这种女性的封建属性的瓦解，对当时上海的底层男人原有的对女性的所有权、控制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底层男子原有的封建大男子主义整体“气质”，随之必然被一种特殊的城市化的“小男子主义”所取代——“上海小男人”就此逐渐越来越多。
无可否认，无论在“台基”关系中想维系女性相好的男人；或是“姘居”中无法娶姘头做妻做妾，却不想拆姘或被人拆姘的男人，以及在“弃夫”成风的潮流中担心被弃的丈夫们，都不可能再对女性随意“大男子主义”了。虽然经济状况、身体状况等一时不会有大的改变，可以用来保有住现有的女人，但改改脾气，守点雌，家里大小事多做点来讨女人喜欢，不让她容易生厌，这还是可以马上办得到的。普遍受到威胁的男人，性格都不得不变得低调、听话、柔和，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地域性色彩极强的大多数底层男子的性格底色，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这应该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推论吧。可请别忘了，最初的独身入沪工作的女人多是做女佣。
当然，后世的“上海小男人”形象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或屈权势，或做钱奴、洋奴等。但是我个人还是愿意认为，其形成的源头应在近代。所以，当现时大散文家们津津乐道，轻易地赞美一个地方的女人如何会收拾打扮，如何有风情时，如何值得去怀旧时，我却会头脑复杂一点，去结合了该城市的妓女史、风俗史去进行一点思辨，不至于就轻信了他们，跟着陷入到对过去的“意淫”迷梦中去。
“上海小男人”几成文化符号。当代作家如龙应台们还专门为此作文颂歌，她们多从女性的角度来评估，意犹未尽，一家之言而已。到底该如何历史性地看待这类社会现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确实不能一概而论的。
哥廷根思想与德国启蒙大学观
？ 叶 隽
戴问天先生撰文《德国的大学——从格丁根说起》（《书屋》2005年第5期），提到拙文《现代留德学人视野中的德国大学》（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8日）中关于Goettinger
Geist一词的翻译问题，认为此词以译为“哥廷根精神”为宜，确实不无道理。Geist这个词是德文中特有的词汇，不完全等同于英文的spirit，而特别蕴涵了德意志民族内在的一种性情、气质与精神。如他们常用的Deutscher
Geist，就以译为“德意志精神”（或“德国精神”）比较妥帖。之所以使用“哥廷根思想”，乃是照搬张维先生的原译：“……他（指Prandtl教授，笔者注）所代表的德国学术思想，以及他从他的老师August
Foeppl（近代应用力学创始人）那里继承的治学方法对我影响极大。人们将它称之为葛廷根思想（Goettingen
Geist，一言以蔽之，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学派的研究工作既解决实际中的力学问题，发展了力学的基本理论，又解释并预测了自然现象，促进了生产。他们往往从特殊着手发展到一般，再返回到特殊。这种循环式上升很符合辩证法。他对力学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国国界。”〔1〕我理解，张维先生在这里将Foeppl与Prandtl等人的治学思路系统化，故此统一称为“思想”，似乎比字面的“精神”更具有概括性。
戴文谈及的哥廷根大学的发展路径，倒确是给我们颇有启发〔2〕。一般而言，我们会以洪堡在1809年创立柏林大学为标志，认为这是德国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柏林大学不仅是德国大学的标志，亦更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大学的起点。即便在现代性的宏观视野中，作为民族国家大学发展路径的德国大学史，也具有普遍性的功用和标本意义，值得仔细考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大学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另类路径，就显得尤其需要关注。
与引领大学发展史风骚的南欧国家相比（如意、法）相比，德国大学出现晚两百年左右，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发展史上属于后发者。德国第一批大学的创建情况大致如下：布拉格大学（1349年）、维也纳大学（1365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爱尔福特大学（139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从十四至十六世纪，德国已拥有四十二所大学，是当时欧洲大学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国家。有论者认为：“德国大学是相当年轻的，但德国大学后来居上，对中世纪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3〕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大学虽有所进步，但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方式并未消除，而且划时代的科学，如数学、自然科学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更经过1618年至1648年德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不但不再是进步的表现，而被看成是过时和衰亡的教育机构，这种局面直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才出现新的转机。
在我看来，与其将十九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创建孤立地列为划时代标志，不如将十八世纪的两次大学改革纳入视野考察，因为这样既能显示历史演进中彼此难分的“血脉相连”，更容易比较出泾渭分明的“层次演进”。如果说，后者象征着现代大学的浮出水面，那么，前者无疑标志了传统大学的辉煌可能。这背后隐藏的判断是：中世纪大学的意义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其实，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德国三座古典大学城，都是中世纪时期就已诞生并一直在焕发着古典青春魅力的学术重镇——海德堡、图宾根与弗莱堡。事实上，这三座大学在现代大学的初创期虽并未有杰出的表现，但事实上一直负重前行，始终维系着德国大学内在演进的重要责任。
作为具备现代萌芽意义的第一所德国大学，当属建立于1694年的哈勒大学〔4〕。也就是说，在十七世纪最后的年头里，诞生了下一个世纪早期的学术重镇与文化城堡。虽然，这所大学在建立初期包容过坚持己见、与正统不合的托马修斯与弗兰克，从而一举成为思想自由的重镇；日后，沃尔夫也以此为基地，赢得了自己在哲学界的卓越声誉。但十八世纪居于德国大学中心地位的，还要算是新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其创建者、长期出任大学学监的明希豪森（Gerlach
Adolph von Münchhausen， 1688～1770）虽是选帝侯乔治二世（Georg
II， August即1714年加冕的英国国王，他同时也是1727年至1760年间的汉诺威选帝侯）的大臣，但作为大学学监，却相当成功，他就曾非常明白地说过：“我的大学伦理，以声誉和实用为基础。”〔5〕
从创办者的思路歧异，我们可以看出柏林大学的划时代意义。因为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是费希特，改革者则是时为普鲁士教育司长的洪堡。虽然即便是在德国古典时代的大学观念中，洪堡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也明显有异，后两者在主张弱化大学的科学功能，而强化科学院的功用，而且显然更加一致，这明显是承继莱布尼茨的基本思路；而洪堡主张大学同时承担“教学与科研”功能的思路，显然是针对当时传统的一种冲击。但总体来说，德国古典大学观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在与此前盛行德国的大学观相比较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认为，由柏林大学创立而导致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形成，正是针对以哈勒、哥廷根大学建立而形成的德国启蒙大学观。
后两所大学的创建，实际上就是两次席卷德国范围的大学革新运动，这当然与其时德国的启蒙背景紧密相关并深受其影响。莱布尼茨所开辟的启蒙路径，具有极明显的德国特色。虽然莱氏不以大学为安身立命之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意义不重要。继莱氏衣钵的沃尔夫，就曾以哈勒大学为自家的讲坛布道之所。而创建于十八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则无疑是启蒙运动的重镇之一。在我看来，正是哥大与德国启蒙的珠联璧合，才为德国学术／文化的鼎盛时代奠定下极为重要的基础。通过这两次改革，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哥廷根大学创办，德国大学逐步恢复了在学术上和科学上的地位，但仍然只能说是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的端倪，其基本思路仍不出实用之藩篱，而这正是启蒙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质。
这一点也可以从知识精英与哥廷根的关系看出，海涅、俾斯麦、韦伯、高斯等人都曾在哥大求学（当然德国大学生往往是转学多校）。就中国留德学人而言，朱德、季羡林等亦曾与此校结缘。张维先生提出的“哥廷根思想”，虽然表面看去不过是物理学中力学领域的理论提升，但其基本思维方式中“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其实与大学理念中的“哥廷根思想”（此处特指代表着德国启蒙大学观）一脉相承，强调的都是实际功用。事实上，从哥廷根大学的发展史就不难看出，哥廷根思想的意义主要也在于，相对于人文学者的思维方式，它是以自然科学研究者为思想主体的。也就是说，他们探求的主要是求真求是的科学追求。日后季羡林到哥廷根留学，说：“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让你一进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6〕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留德学人陈省身这样回忆说：“十九世纪的德国数学当然是世界第一。德国的大学生可以到任何大学去注册。这学期在柏林听Weierstrass的课，下学期到哥廷根听Schwarz的课，随便流动。教授也可以流动。例如柏林大学已有M·普朗克、A·爱因斯坦，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在柏林大学自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就不妨到别的学校去创业。”〔7〕其实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德国数学的学科史，而且也是整个德国学术史传统。即由柏林大学与哥廷根大学构建起的德国现代大学的双重传统，而前者得到充分重视，后者却并未被认真纳入视野。
我要指出的是，作为大学理念不同路径的“哥廷根思想”与“洪堡思想”显示了路径的区分，值得认真对待。具体言之，则可分别将两者视为“德国启蒙大学观”与“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代表性理念。以人命名的洪堡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的三条关于高等学校的办学原则之中：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科学统一的原则，它们都指向一种非功利的、以科学本身为价值尺度的基本倾向。这是哥廷根思想中尚不太可能具备的，虽然两者有其发展延续的一面。而作为德国启蒙大学观代表的哥廷根思想，以大学命名，有其特殊时代的特殊意义。启蒙主义大学改革者强调的是，大学的首要功能在于其社会实际价值，大学之所以没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大学脱离国家的实际需要。而新的大学应当是国家的“学术矿厂”，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但这种过于实用、逐步向功利迈进的实用主义大学观，发展到十八世纪后期，已经成为一种占据统治性的惯性力量，并且波延到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成为必须被破除和反抗的负面标志。无论是奥皇约瑟夫二世，还是普鲁士教育大臣马索夫，都不约而同尊实用而轻学术，或谓：“大学学习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国家官吏，而非培养学者”〔8〕或称：“我完全赞同取消大学而代以文科中学和医生、法官等专门学院的观点。”〔9〕
在对抗启蒙主义思想的潮流中，以耶拿、魏玛为代表，逐步成为古典主义思想聚结的中心地。而就城市意义来说，拥有大学的耶拿显然比魏玛更有学术集结的优势。1789年，席勒在耶拿大学演讲“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对“利禄之徒”与“哲学之士”进行区分，就充分表明了此点。1803年，谢林（F。
Schelling）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关于学术研究型学习方法》的课程，延续席勒的思路，在学理上总结“利禄之学”的概念，并摒斥之。所针对的，都是其时甚嚣尘上的、渗透到大学肌体中的实用主义思维。作为古典思想的实践集大成者，洪堡的柏林大学改革则一举奠定下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典范意义，使得本处于德国本身的“观念之争”，具有了波及欧洲与世界的“范式功能”。
启蒙发展到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夸张的启蒙”、“极端的启蒙”。最初的启蒙，如果从莱布尼茨开始算起，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居于绝对压倒性地位的权力现状而出现的话，那么，到了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