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苋囊徊糠郑较衷诒愠闪恕赌藕啊返睦从伞！薄�2〕这段话开宗明义地表明了他的文字与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野草》是鲁迅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之一，许寿裳说：“《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3〕也就是说，《野草》是一扇门，引导我们由一目了然的庭院，进入小径交叉的幽暗花园。那是一个更加深邃、复杂的世界，伸手不见五指，然而，正是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或许是最真实的）鲁迅。在那里，鲁迅几乎像婴儿般蜷缩于黑夜的某一角落。在《野草》中，鲁迅视线的焦点已经由社会现实转向内心宇宙，思维方式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近乎哲学。而诗（包括散文诗），则是这种情绪的最佳传递者。在写作《野草》的同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鲁迅的写作，应该或多或少地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厨川白村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4〕于是，作为潜意识的梦，与哲思载体的诗，便表现出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厨川白村认为：“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才是艺术。”
鲁迅在白天奉献他的宣言和檄文，而在夜晚，他的话语则以梦呓的形式出现。有学者提出，存在着“两个鲁迅”。假设它成立，那么，它至少可以分为白天的鲁迅和夜晚的鲁迅。梦呓的存在，证明了人在睡眠状态下思维并没有停止工作。《庄子》曰：“其寐也魂交。”朱熹也说：“梦者，寐中之心动也。”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梦里，梦呓的内容应当明确的，但由于我们是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解读，所以，无法对它作出精确的解释，清醒者无法翻译梦者的语言。《野草》呈现了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5〕。
我却怀疑《野草》是否鲁迅的真梦。由于梦境与清醒被分隔于两个世界中，那么，一个人的梦不仅无法被他人解读，所谓“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李商隐：《闺情》），即使梦者本人，也难以在清醒状态下追述梦的每一个细节。梦是真正的黑箱，而梦者自己对于梦的记录，也永远地封锁在梦的国度里，无法走私出境。连鲁迅自己也认为：“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6〕与梦相比，《野草》有着艺术品所特有的完整性，尽管它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散乱的梦的姿态，但它仍然是艺术品，就像基里科以梦境为主题的油画一样。所以，《野草》中的梦不是真实的梦，而是对梦的仿制，是梦的赝品，是“伪梦”。
令我钦佩的是，鲁迅对梦的仿制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它表现出令人迷惑的特性。诸如“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7〕这类语言，堪称传神。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借用梦的外壳呢？我想，鲁迅试图借此完成他对自身灵魂的探索。他深知，人的内宇宙的复杂性是与外宇宙的复杂性相对应的，无法归结为几条简单的定律（诸如进化论、阶级斗争等等）。而现实中的鲁迅（即白天的鲁迅），正陷于价值系统的争斗中无法脱身。他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罪”（诸如“瞒与骗”，中国人的文化毒素与生俱来）而备受折磨，又亲眼目睹了西方文化的“偏至”；他倾心进化论，又见证了“新青年”的堕落；他相信人民的伟大，又无法摆脱“愚民的专制”的种种阴暗的思路，愤怒于他们身上的“奴隶意识”；他寄希望于反抗，又意识到反抗者又必将泯灭于“无物之阵”……无论他朝哪个方向走，都将与悖论不期而遇。汪晖对此的看法是：“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世界是由许多自相矛盾的观点、情感、思维形式构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在不同时期虽有消长，但同时共存和发展，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张力结构；鲁迅的内在矛盾并不仅仅存在于情感与理智、历史与价值之间，而且存在于情感和理智领域的内部。因此，那种试图把鲁迅思想纳入到一种有序的辩证统一过程的做法，或者，那种用东西方文化冲突或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来解释鲁迅的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简化了鲁迅思想和文学世界的复杂性。”〔8〕显然，复杂的世界无法归结于一个统一的真理。梦给展示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最佳场地。现实的价值体系对于梦境来说是无可奈何的，鲁迅以梦的方式从现实体系中成功逃逸。
《野草》既是逃逸，也是超越。它标志着鲁迅作为一个怀疑论者的诞生，是作为文学家和思想者的鲁迅的一次大进步。此时的鲁迅已不像《呐喊》时代那样昂扬和自信，那样拳打脚踢，挥斥方遒，但他同时不会被某些貌似先进的理论所左右。李欧梵认为：“那些‘含糊的措辞’决不仅仅是为了避开审查的伊索式语言。它们不仅揭示出他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还揭示了他本人内心紧张的某种状态，显然是现实的政治和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内容。”〔9〕《野草》表现出某种超越性的思考，即关于人的本质处境与去处的思考，它远比现实政治更加重要。这种思考没有结论，但《野草》展现了它杂芜的过程。这本身便是《野草》的意义，如同“绝望的抗战”一样，它虽不会取得战果，所有的战士都将消亡于“无物之阵”，但战士的道德理想，只有在“抗战”过程中才能得以体现。作为精神履历的记录本，《野草》呈现出的多义性与不可解性，正是鲁迅追求的。而诸多学者孜孜以求，挖掘《野草》的象征意义，好像给梦里的每一个符号确立固定的身份，必定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把梦中意象当作标志不只是堵住了了解其更深刻含义的道路，而且进一步限制了那个含义，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无意识与有意识之间的鸿沟”〔10〕。面对《野草》，没有人能够发明一个解密的公式，但每一个人又都能寻找到与己相关的内涵，接受到来自过客、求乞者，或者死火的生命信息。任何给《野草》提供标准答案的企图，都将受到鲁迅本人的否定。
汪晖曾说，鲁迅“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声望仅次于毛泽东的人”〔11〕，这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也反映了鲁迅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姚文元对鲁迅作如许评价：“鲁迅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灵魂、他的核心，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鲁迅的一生，经历过多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胜利和失败，曲折和反复，聚合和分化，革命队伍一次又一次的一分为二，‘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但他像一棵在风霜中巍然屹立的劲松，不畏黑暗，不怕强暴，始终坚持着前进，毫不动摇地坚持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战斗，不断吸取阶级斗争的经验，终于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真理，练出了一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12〕
在姚文元等人的谋划下，鲁迅被安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显要位置上，与“红卫兵”小将们遥相呼应。白天的鲁迅于是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他的文字也仿佛《九阴真经》，成为革命时代的武林最高秘笈。我不止一次地从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鲁迅的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这篇文字里，鲁迅的快意恩仇与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嗓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即使不是落水狗，也会不寒而栗。此时（以及此后）的鲁迅，不断以“圣化”的形象出现——那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是意识形态为鲁迅量身订做的，并使鲁迅瘦小枯干的身体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潜心阅读《野草》以前，我曾经读过一本《鲁迅的故事》，这本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石一歌”完成的小册子，于1972年出版，一年后第二次印刷时，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册的发行量。出于“圣化”鲁迅的需要，这本书捏造了若干事实，比如《秘密读书室》一章，便捏造鲁迅于1927年在上海溧阳路一座普通的灰砖楼里开辟一间秘密读书室，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毫不犹豫地扬弃自己头脑中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13〕。书中还附有陈逸飞画的《秘密读书室》的油画插图。在那幅油画里，鲁迅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用纸罩着电”，“聚精会神地”通读马列。
在“文革”后期一本名为《鲁迅思想的发展》的小册子中，作者对鲁迅的思想总结代表了当时最流行的观点：“鲁迅的后期是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与前期相比，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虽然前期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始终站在革命最前列，为了当时的革命任务英勇奋斗，而且他的战斗是符合当时革命的要求的，做出伟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前期思想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片面性。后期与前期的区别在于：前期虽然有阶级观点，特别在‘五卅’运动以后，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明确，并且总结了一系列的对敌斗争的经验，但还不是自觉的阶级论者，而后期却是自觉地运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前期对人民群众的看法还不够全面，过多地看到人民群众愚昧、麻木、落后的一面，认为需要唤起他们觉醒，但后期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最聪明，最有实践经验。前期虽然也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救国救民之道，但要建立怎样的新国家，由谁来领导新国家还不是很明确的，而后期却明确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它而奋斗终生。”〔14〕汪晖指出：“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的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鲁迅研究被认定‘不仅关系到对鲁迅本人的学识和贡献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以及对中国革命史的评价，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未来的前进道路’。”〔15〕
这种以政治口径书写的文学评论，使以雄辩家自居的鲁迅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在顽固的政治公式的运作之下，“对于鲁迅精神中那些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不相吻合的独特而复杂的现象”〔16〕，或以“前期思想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片面性”一言蔽之，或以庸俗的政治原则生拉硬扯地进行强制解读，或干脆秘而不宣。1972年5月，“石一歌”在《解放军报》撰文指出：“鲁迅的全部文学活动，都密切联系着中国人民反对三大敌人的斗争，是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任务服务的。”〔17〕但它所说的“全部文学活动”，想必不包括《野草》的写作。无论怎样，《野草》都是鲁迅为这种政治阐释预留的一块绊脚石。即使今天重读《野草》，仍然能够感受到鲁迅对于这种图解的满腔怒气和巧妙的对抗。鲁迅的动作选择，一度被一个时代挑选出来了，放大并且定格，成为鲁迅的标准姿态，并像注册商标一样广为使用。但鲁迅以梦的方式，涂抹了他白天坚定的战斗姿态，使自己的动作重新变得含混不清。我们不得不跟随他的手势，来解读它们变幻莫测的暗语。
鲁迅对梦境的投奔是蓄意进行的。他把杂芜的梦作为抵抗现实逻辑的武器，如同疯人无须担负法律后果，梦也为鲁迅的思想提供了庇护所。在梦的包庇下，鲁迅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哲学探险，发出“怪鸱的真的恶声”，“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唯有黑暗与虚无才是实有”〔18〕，但这样的表白，在通常情况下，仅能以耳语的方式向他的情人低声诉说。而这种慌张和抵防的表情，显然需要夜色作为保护。于是，鲁迅开始意识到夜的重要性。按照普里高津的看法，那种把世界的全部复杂过程归结为几条基本规律的方法应该遭到彻底的摒弃，人们应当用新的多样性的解释语言，寻找解释不同现象的特殊语言〔19〕。他以假动作作出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晃动之后，从意识形态的网络中成功脱身，奔向“昏沉的夜”〔20〕，并潜伏下来。于是，鲁迅以准确的笔调和诚实的态度，描写了自己与黑暗融为一体的过程，以及猛烈呼吸黑暗气味的感受：“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21〕但这黑暗并非对现实生活的隐喻，而是一个更加深邃、神秘、复杂的世界。它令鲁迅迷醉，是因为它令鲁迅透过复杂的现象界，目睹了人的悲剧性境遇——那就是人类无量的罪恶与苦难，深渊般的虚妄与苦难，无法摆脱的毁灭，以及所有绝望的抗战。也正是这种绝望的处境，反证了生命的意义。“于是，在鲁迅那里，一切再也不显得那么单薄和程式化了。他笔下的世界总是蕴含着博大的、广阔的、有时甚至是神秘的艺术氛围。众多的感知触角、纷纭的意象以及无法察知的彼岸世界，在鲁迅作品中形成了辽远、苍冷的空间。这是一个黯然的、不可预测的所在，自然的神奇之景与人的迷惘的心境撞击成无数斑驳的感觉的碎片，这里充满了渴望与期待，困惑与失落，复归与放逐”〔22〕。
但是，鲁迅在对梦境进行仿制的过程中，仍是保持着醒者的身份的。他所提供的古怪场景，是他苦心孤诣地打造的布景，而不是梦境本身。对梦的判断只有在醒时才能进行，我们很少在梦里知道自己在做梦。所以，《野草》提供的梦境，皆是符合清醒标准的梦境，而不是梦境本身。究竟如何对梦进行界定，梦与醒的界限又在哪里？谁能保证这个被各种理论所瓜分的世界，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