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说还要调查。有的人甚至干脆大骂浦熙修一顿。父亲救女心切，还是百折不挠地天天到这些人门前去恳求。在他的印象中，只有邵力子的态度还要算是好的，他老老实实的说：当权派不肯放人，着急也没有用。洁修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回北平去了。
罗隆基也想到过到南京去营救，但是也没有门径，弄得不好，自己还会被抓起来。在重庆采访中认识的参政员张潜华，这时是立法委员了，他也为营救浦熙修奔走，也没有结果。从官方得到的答复是：几次要抓她而没有抓，现在抓了，就决不轻易释放。浦熙修在狱中，并不知道外面营救的这些周折。
浦熙修被捕这事，也影响到了罗隆基的行动。一九四八年底，叶笃义奉命劝说张澜和罗隆基去香港，并且说有办法帮助他们安全离开上海。罗隆基说：“浦熙修现在被关在狱里，我一走就一定连累她。”不肯走。而张澜的态度是：“努生（罗隆基字）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也不去。”也不肯走了。不久，张澜和罗隆基就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起来，失去了行动的自由，陷入了险境。
在淮海战场上，十一月二十二日，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十二月十五日，黄维兵团被全歼；而杜聿明统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更已经陷入重围，等待着被歼灭的命运。蒋介石已无可战之兵。在这面临败亡之际，他显得更加凶狠，下令屠杀政治犯了。十二月二十五日，浦熙修他们正在为胜利在望行将出狱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卢志英的脚镣被打开了，晚上十点多钟，他被带了出去。浦熙修想，大约是开堂夜审吧。大家都不愿睡觉，想等他回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后来听到在他那间囚室里有狱卒在收拾东西，接着是分赃不匀的争吵声，就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为了卢志英的被杀害，她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两天之后，《文萃》周刊的陈子涛、骆何民两人，也这样被杀害了。
一九四九年元旦，典狱长把这些政治犯集中起来，向他们宣读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政治形势是有一个大的变化了。浦熙修想，大约快要释放了吧。果然，同牢的人陆陆续续被释放出去，女牢里更只剩下两三个人了。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也就在这一天，关在宪兵司令部的政治犯都被弄走了。一些是转移到别的地方关押，一些是被杀害。《文萃》周刊的吴承德就是这天被解往宁波杀害的。浦熙修和另外的十来个人被宪兵押上一辆大卡车送到了羊皮巷军事法庭。她想，在他们末日来临的时候，也许有人肯做件好事吧，就要求押解的宪兵给她父亲打个电话，告诉他：她已经转押在此地。父亲接到电话，第二天果然来看她。她感觉到这里的看管已经不像宪兵司令部那样严密了。
李宗仁为了作出有诚意和谈的姿态，一月二十六日下令释放政治犯。这时，罗隆基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邱昌渭是李宗仁的亲信幕僚，罗就托邱帮忙。邱拿着李宗仁的名片到宪兵司令部要人。几经周折，到二十八日，邱才把浦熙修接了出来。这一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戊子年的除夕。邱昌渭送给她一张飞机票，她立刻到了上海。
一月三十一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由人民解放军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浦熙修想立即经香港转到北平去，但罗隆基一再要她留下来，和他一同走。他说：“中共几次派人来，要我到香港，但我不忍留下你而独走。现在等我把表老（张澜字表方）说服，等我把肺病特效针打完，我们一同走。”那时罗隆基和张澜同住在虹桥疗养院。
浦熙修不得不留下来。开始，罗隆基介绍她在韩鸣家住了些日子。韩鸣做过《新民报》的记者，在上海兼做生意。后来，罗又介绍她住在一个王姓实业家的家中。主人不在家，只有杨姓夫妇看门。她想走又走不了，住在这里，那焦急烦闷的心情真难以言状。等到罗隆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好，真要走的时候，浦熙修却怎么也不肯走了。这时南京已经解放，她想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她要在上海迎接解放，如果绕道香港，又不知何日才能到解放区。她这样一坚持，罗隆基他们也不走了。
不料这一耽搁就出了麻烦。五月十日，张澜、罗隆基被特务逮捕了。国民党要把他们劫持到台湾去。现在轮到浦熙修营救罗隆基了。她去找过王安娜（王炳南的妻子），请她设法，没有结果。她觉得，住在王姓家里，几乎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不是个事，就搬到郁风的母亲陈碧岑老太太家里去住。这时，她常常跟着彭文应到美国领事馆去探听消息。直到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那天，张澜、罗隆基才被救出来。
浦熙修算是如愿以偿在上海迎接了解放。
五 适应新时代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浦熙修随张澜、罗隆基等人一同到达解放了的北平。
临离开上海前，《文汇报》刚刚在上海复刊。因为浦熙修有为《文汇报》香港版撰写“南京通讯”的渊源，徐铸成很看重她的才干，让钦本立给她送来了聘书，请她在北平建立和主持《文汇报》的办事处。到了北平之后，陈铭德、邓季惺要她回《新民报》。而胡愈之、萨空了认为她是民盟盟员，应该到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去，这张报纸刚刚在六月十六日创刊，正需要人。她很兴奋，不但失业的威胁一去不复返，面前还有三个工作可以听凭选择。
《新民报》当然是关系最深，可是那时报社里劳资纠纷正严重，浦熙修是和资方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名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股东之一（她获得过报社员工按年资和出力程度的赠股），觉得这关系不好处理，只去干了一个月就不去了。
去《光明日报》的事，她同罗隆基商量，罗以为盟内的事不好搞，这张报纸也不易办好，不主张她去。她想也是，自己当初入盟就是抱的无所谓的态度，现在革命已经胜利，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她对自己这“盟员”的身份也不当做一回事。罗隆基赞成她搞《文汇报》的北平办事处，这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改名为北京。浦熙修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她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这些领导人。当有人把她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说：“你就是坐过班房的女记者呀！”使她感到无比的兴奋和亲切。
徐铸成也是出席新政协的新闻界代表，九月初，就提前从上海来北京了。九月十日，他和浦熙修同到灯市口朝阳胡同三号看定了房子，决定租下来作驻京办事处用。他交给浦熙修六万元以备急用，其余的再由上海汇来。在这些日子里，她要出席会议，要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还要抓办事处的开办工作，也不知道她是怎样忙过来的。在当时徐铸成的日记里可以看到点滴的情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看到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本报，（政协会议）开幕日专电均当天登出，而《大公报》、《解放日报》则未见，可见熙修之努力和工作深有经验。”
同月二十九日：“至办事处，已粉刷一新，家具则尚未购置。熙修拟雇两信差、一厨师、一女佣，另聘一记者、一文书，征余意见。当嘱全权办理，并请物色记者人选。”
据重庆《新民报》同事韩辛茹回忆说：“记得解放后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北京东单青年宫剧院的一次会议采访中。她已经离开《新民报》，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工作。她对我说：‘现在国民党已被打垮，全国解放了，我们这些当年在重庆跟国民党反动派作过殊死斗争的人，比一般人更懂得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真应该加倍努力工作。’”浦熙修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工作的，能够有这样高的干劲和这样高的效率就不奇怪了。
现在，她有了称心的可以发挥自己才智的工作岗位，有了安定的生活条件，她和罗隆基的关系这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罗的才学和风度早就令她倾倒。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中的共同斗争更加深了友情。就因为他的出现，使她最终和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的袁子英离了婚，被捕以后他多方设法营救，最后还是他找人救出来的，是个可以共患难的人。因为自己想留在上海等解放，他也陪着不走，因而陷入险境，可见对自己的感情……两人都曾经有意结婚的，以前是环境不许可，现在解放了，条件根本改变，按说他们要结婚的话，是不再有什么障碍了。可是，他们没有结婚。关于这事，她在自传中说了一个大概：“与罗隆基的关系也是我解放后一大苦恼问题。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和他结婚了，他也无意与我结婚。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她说得很简单。女儿冬林的悼文说得详细一点：“现在有必要谈谈罗隆基先生。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就见过他。由于国民党撕毁政协和谈协议，中共代表团先后撤走，从此娘少了一个可以常常走走、谈谈心的地方。中共代表团留下的财产是交给民盟中央接受并保管的，民盟接受这个任务冒很大的危险。这时民盟中央也就搬到了中共代表团原驻地梅园新村。这说明党对民盟的信任和两党的亲密关系。此后娘便常常去民盟中央，从而与罗有了深交。那时我正在上初中。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娘在众人的反对下，思想是矛盾的，但最终是听了话，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婚姻问题。一九五二年，我在长春空军部队时，她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她不准备和罗结婚，由于多年的感情，仍作为朋友交往为好。”
妹妹安修远在解放区，对罗隆基这个具体的人不会有多少了解，为什么会“反对尤力”呢？她反对，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资产阶级政客”这话很难听，“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说法就没有那么难听了。中国民主同盟，就正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安修的丈夫彭德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熙修的记忆里，民盟，罗隆基，坚决勇敢地同国民党作过斗争，也是革命党；她不知道，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出版，第573页）这个指示是发到各中央局、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彭德怀当然明白中央的这个意图。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上的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即使是同罗隆基这种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浦熙修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她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回顾往事，说到一九五二年或一九五四年去看望范长江，“曾经和他谈到入党的问题，他告诉我五年后再说吧，那是为了罗的问题”。可见同罗的关系成了她争取入党的主要障碍。个人感情事小，政治追求事大，今后同罗就只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了。
可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要把多年的感情一朝割舍，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她少年时的同窗好友陈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到青岛开会，找到了在青岛大学工作的同学黄春云，遇到了住在同一旅馆里的陶强。当我和黄、陶三人出门游览时，又遇到了熙修，这样的巧合真使我们惊喜交集……我感到熙修似乎有心事，悄悄问是什么事使你闷闷不乐？她一如以往那样坦率地告诉我：妹妹安修再三劝她离开罗隆基，找个共产党员交往结婚。而实际上，她与罗双方早就无意结婚，但和罗的关系始终使她苦恼。”
这已经是一九五六年的夏天了，她还在为此事闷闷不乐，放不开。事实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终她一生，也是放不开的了。
浦熙修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投入到《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中，在一九五○年上半年却有一件事情应该提到，就是上面曾经想调她去参加创办《新观察》的工作。储安平办的《观察》周刊，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解放以后复刊，改为半月刊，办了半年多，办不下去了。在一九五○年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六卷第十四期上刊出了一个《〈观察〉改组声明》，说：“《观察》出版至本期止，即告结束。此后本社同人将加入重新组织的《新观察》半月刊工作。”七月一日，《新观察》出了创刊号。刊名的字体同原来的《观察》完全一样，显出了一点承传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刊物。就这样，用可说是温和的手段消灭了一个有影响的旧刊物。像《观察》这样知识分子放言无忌的刊物在新社会是不能容纳的了。在筹办《新观察》的时候，领导方面对这事颇为重视，想办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取代原来那个颇有影响的刊物。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把浦熙修、戈扬、子冈和郁风四人找去，要她们去办《新观察》。他说：“我想了好久，我想请四个女将来办一个风行全球的杂志。”浦熙修没有去，还是留在《文汇报》。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北朝鲜的人民军有二十万兵员，有重武器。南朝鲜只有六万军队，没有重武器。战争开始，人民军势如破竹，三天即攻占汉城。到九月初，人民军推进到了釜山外围，占领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