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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心境的情感内在性正应该是这种既愤激又疏淡，既充满激情又富有柔情的情怀，温而能厉的无意志的意志，它既有一颗放不下的心肠，为人生操思的拳拳忧心，又有飘逸旷达，澄明无滞的气质。许多中国诗哲是禀有这种情怀和意志力的。所谓既“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而又“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轼：《前赤壁赋》，所谓“万心抛付孤心冷，镜花开落原无影。只有一丝牵，齐州万点烟。苍烟飞不起，花落随流
水。石烂海还枯，孤心一点孤”（王夫之：《菩萨蛮》）。
这才是真正的诗性，真正的审美人格。它是恻然若忧的仁心，而忧不失乐；超然而至乐，而乐不忘忧。澄明与忧心，我与无我，忧与乐不相违。这也就是灵性，真正的诗性可谓即灵性。
⑴ 参阅尼采：《权力意志》，第801节，1952年德文版。
⑵ 《晋书》，列传第十九。
⑶ 《晋书》，列传第二十。
第三章 对人生之谜的诗的解答
自尼采以来，德国浪漫美学反思的起点，都少不了科技文明带来的人及其社会的普遍分裂问题。本世纪初，继尼采之后出现的生命哲学，把对感性生命及其历史境遇的问题，又进一步突出了。加达默尔曾回顾道：“在时代的哲学中，显现出一般的生命感觉的转变正在于，从康德的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更新中生长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仿佛突然一下就不可信了。”⑴
本世纪初兴起的生命哲学，主要得力于尼采和克尔凯戈尔。尼采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的批判，克尔凯戈尔对思辨唯心主义的反思哲学的卓越的抨击，给了生命哲学抗击新康德主义的力量。当时，新康德主义正为建立科学认识论拼命努力，无视人类的现实历史境遇，无视普遍衰颓的精神文化。生命哲学提出了两个反驳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意识的新口号，一个是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即生命的非理性，尤其是历史生命的非理性，另一个就是生存（Existenz）。它们对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逻辑主义的自满自足的体系意识是一个直接有力的冲击。
在这些生命哲学家中，名声显赫的是奥依肯、狄尔泰、西美尔、斯宾格勒。在生命哲学看来，宇宙内有一个单一的伟大生命力在拍着节奏，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终古地在革新自己。生命从它自己的实质里建立起形式和制度，一直到这些形式和制度的力量衰退了，生命才在自己川流不息的水流中把它打碎，拿新的形式来替换。他们认为，像思辨唯心主义那样，仅仅把生命视为隶属于心灵的一个范畴，看作诸多范畴之一，是说不通的。这样强调心灵在人性构成中的地位，和知识在人性中的作用，一碰到物质和生命的基本动力时，就不得不屈服了。
在确立了生命的本体论地位以后，认识论上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生命——历史相对主义的出现。真理、价值、意义都是根据生命的活动来设定的。没有绝对的形而上学体系。生命哲学家讲，他们的生命本体与传统的本体论毫不相干，因此，传统认识论的逻辑体系也就不管用了。据此，H·里普斯还为生命哲学专门提供了一个逻辑理论，即解释性逻辑。他认为，形式逻辑把逻辑结构看作是绝对的、普遍的，而生命则是主观的、个别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逻辑结构本身只能就其在生命中的作用来理解，生命创造了逻辑结构。真正的认识论问题是，怎样根据抽象形式在生命中的作用来进行解释。生命哲学的见解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所以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新哲学。
生命哲学对美学和艺术问题极为关注。但他们不是像新康德主义或其它学院派那样，去作经院式的探究。与浪漫派的传统一样，他们总是把美学和艺术问题与人生问题以及人的现实历史境遇问题联系起来。奥依肯讲，现代文明已出现了重大缺陷。实证主义把功利视为第一性的东西，唯理主义则根本否认情感，普遍的社会风尚是追求物质，这是机械化的文明。但现代人对现代文明深感不安，这已表明人们心中仍然葆有内在的趋向绝对的意义的精神倾向。这种神秘的无限倾向是人心中固有的最深刻的倾向，这一内心要求不能满足，人心就永不得安宁。那微妙而深挚的憧憬，就是这种欲求无限的意义的表现；紫罗兰或大自然所溅的浪漫的泪珠，就是这绝对憧憬的闪耀。这种绝对的欲求首先表现于道德现象。道德既不是为保存自己，又不是为了追逐快乐，所以，它本身就是绝对的超越现实。再就是艺术现象。美不是经验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质料中蕴藏着的超现实、超自然的东西。没有超越的要求，艺术活动就失去了意义。追求美，就是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去追求绝对或无限。
生命哲学的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著述也很多。本书无法作全面的涉猎，只着重评述狄尔泰的美学观。因为，狄尔泰的美学思想在生命哲学中比较突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德国浪漫美学的传统发展中，他起着重要的传递作用。他上承施莱尔玛赫、叔本华、尼采，下启海德格尔，在思想史、认识论、心理学、文艺史等诸多领域里也有不少开创性的建树。由于紧随生命哲学之后，现象学、存在哲学异军突起，加上两次世界次战的战乱，他长期被忽视。五十年代，随着解释学的兴起，他正受到愈来愈大的重视。
⑴ 加达默尔：《海德格尔引论》，1982年德文版，第93页。
第一节 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
每一种抒情诗、叙事诗或戏剧诗
都把一种特殊的体验突进到对其意义
的反思的高度。
狄尔泰：《哲学与诗人的人生观》
生活在十九世纪末的狄尔泰，深深感到技术时代即将来临的产痛。他认为，现时代中出现的普遍的实在化风尚，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他讲，“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普遍也是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实在论和它的世俗的旨趣。”⑴物理科学的方法建立了有效性知识的领域，驱使怂恿人们去支配世界。结果以数学为基础的物理学的方法肆意蔓延，甚至进入了哲学，而实验方法则进入了文学（如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实在论的单一特征也出现在诗人和小说家身上．理想主义的激情失去了它激起人心的力量。”⑵
科学怂恿着实在论，大地的构造的每一部分都被科学家测度勘察，植物和动物被收集起来送进博物馆，或者被学者们在书中分门别类，甚至人的头骨也被送上了实验的手术台。那些叫人目瞪口呆的科学发现缩短了人与地球的距离，人们畏缩地居住在地球上，却又在脚下肆意蹂躏大地。狄尔泰指出，现代人的心境更接近伏尔泰、狄德罗，而不是歌德。费希特、席勒的激情，谢林、荷尔德林的冥思已不复存在。自然科学产生出种种科学模式，不但浸漫了哲学、文学，也浸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日常思维方式，这是极为严重的事情。因此，“如今我们得问，对个体或人类来说，行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渗透我们时代的深刻的矛盾出现了。我们对于事物的本原，对我们生存的价值，我们的行为的终极价值茫然无知，如坠五里云雾之中，在这方面甚至不如一个希腊人……。今天，我们被科学的突飞猛进所淹没，我们甚至已无力回答这些问题，这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严重。……科学思想趾高气扬，至高无上，而人的精神在领会自身、领会普遍的意义方面却无能为力，这两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由此产生出当今时代精神及其哲学上的最终的主要特征。”⑶
哲学本应是探究人的价值、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科学。由于人类在开初认识自然的能力还相当薄弱，而认识、把握自然，又是人类刻不容缓的任务。于是，自希腊哲学以来，就有以人生哲学去解决自然实在问题的趋向，它必然导致反过来以自然实在的模式来解决人生哲学问题。这在近代以来越来越突出。狄尔泰在《施莱尔玛赫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就曾指出，着手解决人类的知识问题，自然实在的真实意义和要旨问题，总是萦回在谢林、黑格尔这些大师们的脑际。德国古典哲学的哲人们老在思考能否想象出一个更为壮丽的宇宙系统的概念。人的价值超越、感性个体的有限生命的意义问题一再有意无意地被耽搁了。
然而，诗、文学与艺术却总是牢牢把握着人的生存的意义问题，很少离开这一轨道。每当哲学忘却了自己的天命之时，文学、诗就出来主动担当反思人生的苦恼。诗人总是在生活的体验中汲取，而没有陷入概念体系的魔套。诗人越是受生活力量的制约，越是竭力要想悟彻生活之谜。所以，诗的历史揭示了人们感受和领会生活的意义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人性与世界的关系的真实价值。诗人仍是真正的人。普通人对生活的反思太无力，不能使自己在人生观的混乱中找到一个稳固的位置。而哲学家们又往往跑到虚假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去，陶醉于概念游戏。
狄尔泰认为，现代世界是传统的宗教精神的影响逐渐消退的时代，是科学思想的效用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的时代，形而上学的戒律不断削弱幻想的力量，因此，必然出现诗人与哲学家交换位置的情况。这即是说，本来应该由哲学家去把握、追思的问题，如今由诗人来追问了。诗人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生命之谜上，他们对用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形而上学这样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来解释生活之谜深感失望，因为生命必须根据自身来加以解释。
从诗人的思考方式出发来解决人生问题，在狄尔泰看来，在现代是从叔本华开始的，这一精神随着与具有体系的哲学日益尖锐的对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现在它成为新的一代哲学兴趣的中心。他宣告，由于长期的科学哲学的统治，现在出现了新的哲学，哲学现状的特征是，哲学的最强大的影响不是来自体系，而是来自非教条化的哲学思想，它表现在文学和诗歌之中。如今，戏剧、小说、抒情诗都表现出强烈的哲学冲动。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梅特林克等，都成了大哲学家。
狄尔泰的这一见解是颇为精辟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系统论、操作主义、控制论、人类学等哲学或心理分析等准哲学的飞跃发展，文学、诗歌、戏剧则愈来愈哲学化了。表现主义的诗文，存在主义的小说，荒诞派的戏剧等等，都成了哲理玄思。里尔克的形而上学、卡夫卡的形而上学、康拉德的形而上学、普鲁斯特的形而上学，纷呈出一派光怪陆离的新哲学景象。
但是，诗歌、文学的形而上学化毕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它只是表达了诗人们在人类历史的巨大分裂面前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毅力和精神。实际上诗与哲学终究还是有别的。人生价值的形而上学的反思仍然应该是哲学的任务，诗应该永不脱离人的感性的感受、情感的领域，给处于寒冷的世界中的人以温暖、安慰、柔情，给处于生存的迷茫中的个体提供一个充满激动人心的温爱的心境。狄尔泰是多少敏感到这一点的。他在谈到古日尔曼时代的赞美诗时说，“它是那把个人互相维系在他们的存在的最高要素中的共同精神的表达。它吐诉出伟大的心灵颤动，这种心灵活动在节日中，在祭祀时，在大战前夕，在对死去的英雄的思念中，在把新娘引入新房时的节日般的气氛中，在节日的游行队伍穿过人群的狭道时充溢激荡。”⑷正是诗展示了心灵的伟大力量和对人生意义的永恒渴求。
因此，狄尔泰认为，诗人出来担当哲学家，只应是促使一种新的哲学的产生，而且这也是必然的。他举出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之于希腊哲学，文艺复兴的文艺之于十七、十八世纪哲学，德国古典文学（狂飙突进运动）之于德国古典哲学。
那么，如今的诗人哲学家所预示的是一种什么哲学呢？狄尔泰指出，他们所预示的就是生命哲学。“我们正处于传统模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之时，同时又在思考我们要终结科学哲学本身。这就是生命哲学的兴起。每一次新的拓展都要抛开一些形而上学的成分，更加自由独立地去开拓。上一代人中有一股主导力量形成了。叔本华、瓦格纳、尼采、托尔斯泰、罗斯金、梅特林克逐一对青年一代发生影响。他们与文学的天然联系加强了他们的冲击力，因为诗的问题就是生活的问题。他们的方法是深切地去体验生活，否弃一切原则上的体系的假设，这种方法一开始就直接指向人的生命过程，力图从中归纳出生命的普遍性特征。”⑸
如今，人的历史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应该寿终正寝了，因为它已不再适应改变了的人的历史存在，它所精心构置的关于世界的理性认识不再能继续解释新的生活事实。狄尔泰呼吁：让我们努力把握现代生命哲学的本质吧！当人们对基于普遍有效性和逻辑基础的方法论的依赖逐渐减少时，这就已构成了哲学的一个方面。从生活体验出发来对生命的意义作出解释，它应具有十分自由的形式，应以开导、领悟、信仰来取代系统化的论证。在形而上学这种虚假的普遍有效性的科学被永久地摧毁以后，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来确定生命的价值、目的和准则。
诗人的反思和追求进入了形而上学之域，这一现代历史现象的首要意义就是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破产，正是这一点，使现代诗人对哲学的促进与以往几次历史上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