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放肆起来。有次，从延安方面来的几个将领经过青木关时，正遇到下大雨，检
查人员故意要他们下车立在雨中，慢慢检查，弄得这几位周身湿透。大特务们听到
这一情况，都哈哈大笑起来。
设在朝天门附近的检查所，所长为王兴国。这个所的主要任务是检查旅客和货
物。当时许多赴江津、北碚等地的学生教师常常被他们留难。有一次，某教授带了
几本鲁迅先生的著作，封面是红色的，他们一看，便不由分说要把他带走。经过旁
边很多人证明，这些书是抗战前出版的东西，是国民党准许发行的，最后他们总算
没有把人带走，而这几本红色封面的书却被扣留了。
这个处于一九四四年间，又插手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他们认为这对他们大有
便利，因而成立一个督察室。督察室主任为石振江，办公地点设在两路口汽车站内。
特务们除了利用这个机构来进行监督公共汽车公司的职工外，更利用在车上工作的
方便，进行盯梢、监视等活动。同时，特务们长期拿免费票，优先乘车票，亨受特
殊待遇。特务们本来是不买票的，这些免费票便拿去给自己的亲友使用。当时从重
庆到磁器口的一家私营汽车公司，被弄得叫苦连天，一车开出几乎半数是不买票的
特务和他们的眷属。
交通统一检查处拿着军委会这块牌子，把过去由地方机关和宪兵等设立的检查
机构都“统”了过来，宪兵附属在各个检查所听其指挥，地方军警机关的检查机构
都被迫撤销。但军统有关的单位，戴笠却并不要求统一。他认为多一层检查，便多
表现一份力量，可更加周密，所以这个统一工作只去统一别的单位，而不统一自己。
当时这些无法无天的检查人员，处处找人的麻烦，戴笠却在军统局局务会上常常称
赞这些部门的工作，认为在控制交通方面军统已有相当的力量和办法。
这个处几年中的确查出不少私货和违禁品，没收了不少东西，但由戴笠下令发
还的也为数不少。当时一些与蒋介石侍从室人员有关系的大商人，托侍从室的人向
他讲讲话，或者走宋美龄的路子，或者通过杜月笙等人向他讲情，再大的事也可以
解决。反正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找他的麻烦，他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有次军统局
需要一批旧式汽车配件，我派人从这个处的仓库中清出一批没收来的货要了回来。
原来我认为已经没收，便动用了一些，不料有人托宋子文的亲信向戴笠说情，他竟
答应发还。检查处便派人向我要回去，我还不出，便向戴说明是局里动用了。平日
他对我到处打主意搞东西回来总是很高兴，常常对人说我像个管家的人，这次却大
发脾气，一定要我退出去，即令已经用了的也要买回交还。原因就是上面有宋的来
头。
几年来检查处公开办的案子，最大的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走私案。林
为孔祥熙亲信，如果不自恃来头大不买账，而事前通过有关的人向戴笠说明一下，
问题不会闹成那样结局。外间传说戴笠坚持要杀林世良是为了林那笔货物的奖金，
这完全不是事实。当时军统对那样一笔奖金真可说满不在乎，主要是林世良看不起
人，以为有孔祥熙还怕谁。结果把问题闹得公开出来以后，叫戴笠这个死要面子的
人让步，他无论如何不肯干。因他统治那么多部下，公开叫他不办林，他对部下无
法交代，所以他才坚持到底，要是早和他联系上，他决不会真正铁面无私的。
抗日锄奸团
抗日锄奸团（军统内部简称为抗团）是军统在大专学校中的一个外围特务组织。
它是“九一八”后在天津、北平等地的大学与专科学校中开始组织起来的。负责人
先后由曾泽、祝宗梁担任。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大专学校中的学生，除了一些
大官僚、大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女外，更有不少大汉奸的子女。
这个团在华北活动时，还曾做过一点对敌伪斗争和情报方面的工作。七七事变
以后，有一大部分团员由祝宗梁带领南下，辗转逃到四川，性质便完全改变，而成
为军统在各学校中的职业特务学生。抗团也成为军统直接领导的一个专在学生中搞
特务活动的单位。它当时的办公地点是设在赣江街八十二号万寿宫内军统训练处办
公室楼下，有六七个人专门在那里办公。戴笠对该团很重视，经常找祝宗梁当面指
示工作和了解情况。
一九四二年秋天，我随戴笠去成都，祝宗梁也随同前往。戴笠曾抽出很多的时
间，每天晚上要祝去约集在成都的抗团学生，分批接见，了解各学校情况，还和他
们一道吃晚饭、跳舞。
抗团的成员不是每个都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军统只是利用这些人在学校里搞特
务活动。戴笠很坦率地说，过去锄的“奸”是“汉奸”，现在要锄的“奸”却是
“内奸”（反动派侮辱共产党的名词），因此责任更大，更不易完成任务。他们当
时在各学校中的活动，一方面是做情报，一方面是搞破坏。他们以抗日救国为幌子
来拉学生，也设法混入各种进步组织中去。他们对学校里一些真正爱国反蒋的学生
团体，则暗中进行打击，必要时便借助于军统公开特务机关来进行迫害。部分团员
家庭经济困难，军统便给他们一点帮助。其他的人一般不拿固定待遇，有困难时可
以由军统代为解决。
军统对学校方面的工作，除抗团这个组织以外，还直接派许多特务到各个大专
学校中去。我记得有特务派人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戏剧专门学校（先在江津，后迁
北碚）、音乐专门学校、会计专门学校等，还有许多已记不清楚。每年暑假期间，
戴笠把这些人召集回来，成立一个暑期训练班来训练一下。因为这些职业学生在各
学校中一向伪装进步，军统从邮检所中检查出来的一些进步书刊，必要时也给他们
去看看，让他们能够懂得一些新的进步名词。不知道这些人底细的人，往往被他们
的进步名词所迷惑。可是戴笠也知道年轻人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一不留心，便
会弄假成真，所以就利用暑假来训练一下。
每期调训的职业学生总有一百多人。这些人分别在各个学校中干特务活动，既
不受抗团的领导，也不和抗团学生发生横的联系，这是军统当时在各学校中的双层
组织。即使是国民党政府控制很严的陆军大学和中央训练团，军统也要派人在里面
去活动。如陆军大学的调查组，便是专在陆大搞特务工作的。这个组的组长邹陆夫
经常把陆大师生言行向军统汇报，同时还替军统在这个学校中拉干部，军统中有不
少是陆大毕业的学生便是这样拉进去的。
中央训练团是轮流调训中央和地方干部的，人员非常复杂。蒋介石利用这个机
会加强对嫡系骨干分子的教育，也是拉拢地方干部和杂牌的一种手法，因此各方面
的人都有。这个团初成立时，就决定把警卫组这一单位交给军统，最初由戴笠自兼
组长，以后才由李家杰、张业等继任。这个组有三十多名特务，经常暗中注意受训
人员的言行。蒋介石对这里的情报是很重视的，特务的小报告便成为蒋介石考核干
部的资料，所以一些调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的言论会影响其前途的好坏。
蒋介石和四大家族的主脑人物每期必去中训团，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当时反对
他们的人太多，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依靠特务来保护他们。每次蒋介石、宋子
文、孔祥熙等人去讲话时，特务们便前后左右密布，随时防范可能发生的异动。在
讲台下面，专有一排小窗口，特务们从里面张望，可以看清楚每个听讲的人的动作。
这些人紧握着上了膛的手枪，随时准备向每个企图危害他们主子的人射击。台上的
人虽然在从容讲话，而台子下面的人却紧张万分。
兵工署警卫稽查处
军统为了镇压兵工厂的工人，于一九四零年前后成立了这个警卫稽查处，先后
由张师、廖宗泽任处长，杨蔚任警卫总队总队长。在此以前，各兵工厂均有自己的
警卫大队或警卫队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军统才直接插手掌握这个部门的工作。
当时从各地迁到四川和重庆等处的兵工厂很多，对这些数以万计的工人，一下子集
中到了重庆，蒋介石对此感到不安。我因和张师私交较好，经常到他们家中去玩，
不时听到他谈起有关这个处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兵工署是俞大维的天下，俞自恃得到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不希望
别人插手到他的势力范围内。原来一些兵工厂分散在各地，问题不显著，抗战时一
下子集中在陪都的约有半数，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向俞大维指出：如不好好注意，
一旦被共产党渗入活动，那时便无法再控制。为了及早防范，叫他和戴笠合作，把
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交与军统，俞只负责整个行政和技术、生产方面的工作。经蒋介
石说明后，俞只好答应让军统插人。在他和戴笠商定组织这个处的章程中，便公开
提出，是为了防止共产党渗人兵工厂发展组织进行活动。
戴笠对蒋介石交下的这个任务，是异常慎重从事的。他选定了曾任特务处（军
统前身）书记长的张师来担任处长。他曾考虑再三，认为张是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
对付共产党一向有经验，所以在起草组织章程中也叫张师参加。张在这时提出过不
少戴。俞两人均认为很重要的意见。最初戴、俞两人都只想到在各兵工厂中成立警
卫稽查组来进行监督，张懂得一些中共活动的规律，便提出必须能让特务深入车间，
经常进行检查，既可防止工人破坏活动，又可借此接近工人，以便进行收买和监督。
但军统特务中懂技术的实在太少，以后还是由张师想出办法，以检查安全的名义深
人车间，便不一定要求什么技术了。这一意见果然得到戴、俞两人的赞许，所以在
这个处下面设有一个安全科，各兵工厂警卫稽查组设有安全股，目的便是防止工人
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又能借此与工人直接打交道，这比站在一旁监视的作
用要好得多。
当时俞大维最担心军统要过问兵工署和工厂的账目。据说这些账款军需署都不
去审核，由他直接向蒋介石报销。戴笠知道他的心事，便说明派在兵工署的特务听
从他的指挥，并不过问其他事项，所以这个处很顺利地成立起来。处以下设有总务、
稽查。安全、司法四科。当时反动派为了防止兵工厂工人罢工和其他进步活动，便
把所有工人均按现役军人待遇，不准工人组织工会，不准罢工。凡是不服从命令的
均以“军法从事”，轻则坐牢，重则枪决。一经军法判决，便不能上诉申辩。
当时为了统一领导各兵工厂的警卫大队或警卫队，成立了警卫总队部，由副处
长杨蔚兼总队长。虽说是统一领导，实际上戴笠对此还是作了些让步，即对各兵工
厂原有警卫大队负责人，如无特殊原因，基本上不更换。因为这些人大都是各兵工
厂厂长自己所用的较亲信的人物，马上更换易于引起反惑，对于在各厂建立警稽组
的工作不利。因此这个总队部是有名无实，杨蔚对此很感不满。戴劝杨蔚慢慢来，
并告诉他，不一定去调换这些大队长，可以改用吸收他们参加军统组织的办法，把
他们一个个拉过来，这样对军统的工作有利得多。
戴笠知道蒋介石对俞大维非常宠信，所以再三叮嘱张师要设法和俞处得好，不
要去触犯俞的权利。有一次，某兵工厂警卫稽查组组员陈昌熙报告该厂某高级职员
有共产党嫌疑，戴笠没有查清楚即报告蒋介石将这人扣留。后经俞大维提出交涉，
戴连忙将人放出并把密报人陈昌熙予以枪决，用来讨好俞大维，所以他们两人之间
一直没有闹什么摩擦，俞也不讨厌这些特务。
这个处的特务，多半是军统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其中不少是经过张国焘
训练的，是从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种政治训练班中出来的。这些戴笠当成宝贝一样
看待的学生，因为不能按照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派到中共解放区去工作，戴笠便退而
求其次，把他们派到这个处来对付共产党。
几年间，经这个处逮捕的进步工人和可疑分子达一百余人。逮捕原因大都是为
了看《新华日报》，或是在背地里骂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但从来也没有找到共产
党的组织。戴笠吹嘘这是由于特务防范周密的缘故，在纪念周上他公开报告，说这
个处有很好的“成绩”。
当时许多军统特务都希望调到这个处工作，因为生活待遇好，工作也不紧张，
加上许多兵工厂厂长都懂得特务们的心理，每月以种种名称，如特别费、额外办公
费等，给这些特务一点津贴，因此彼此相安无事。当时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军事
情报处长鲍志鸿等大特务，都揩油住在鹅公岩兵工厂的职员宿舍里。
我有一个兄弟叫沈玉龙，在南岸某兵工厂当警卫稽查组长。我去他那里看过几
次，了解到一些特务对兵工厂工人的控制情况。他们采用的办法，是将整个工厂区
包围起来，在交通要道设立许多稽查哨所，到处设置岗位，出人厂区的人员都得交
验证件。他们对一些平日活跃点的工人则暗中派人监视，同时收买一些落后工人充
当他们的眼线，遇到工人们聚集时便偷听他们的谈话。工人们对那些稽查员非常讨
厌和蔑视，总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有一次，稽查员逮捕了一个工人还没有解送走，
被其他工人发觉，便把稽查所包围起来，非叫释放不可。厂里的一些领导人出来劝
说，工人们不听，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那个工人释放了。那个工人出来后，一直大
骂，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要逮捕什么人，只有趁黑夜暗中行动，并在没有被发觉
时偷偷解送走。稽查处的成员与工人之间，彼此总是采取敌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