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
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一九三三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
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
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
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斗争，
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
死的主因。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
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
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
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
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这么办，因为把杨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
既达不到威吓宋的目的，还可能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徒然增加政府的麻烦。他坚持
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显示特务的力量，威胁宋庆龄先生，
又可以不负破案责任。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
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当时那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的人很少。戴笠于六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
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他化
名赵立俊、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在上海专门负责军统行动工作，
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行动科科长。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
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及几个行动员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
一幢三层楼房内，组部也设在那里。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都举行了宣誓，
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
严厉制裁。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十七日早上动手，因为他们刚一到达中研院附近即碰上法巡
捕房一辆巡逻警车，以后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因此不敢动手即分别溜回。十
八日早上六点多钟，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
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
在中研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约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
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还
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的时候，杨领着儿子又登上另一辆汽车。当汽车徐徐驶出
亚尔培路三十二号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先生一闻枪声，立刻知道是要杀害他。因早在一个多月前他接到过几封恐吓
信和特务寄给他的子弹，他不但置之不理，还比过去活动得更积极，却没有预料到
特务们真正敢对他下此毒手。在这生死关头，杨自知不免，但因爱子心切，立刻用
身子袒护小佛。所以特务们连发十多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
幸免于难。凶犯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听到
枪响，早已指使司机将车开动。这时过得城因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转来再去追
汽车时，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跑一面喊：“等一等我。”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
而这时附近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因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立刻从车上
向他发射一枪，仓皇中未能击中要害，便加足马力开车飞奔。 凶手过得诚刚完成任务，没想到反而挨了自己人一枪。他想挣扎着逃命，但四
面围追过来的巡捕已接近了他。他自知无法再逃，只好举枪自杀。一弹从胸侧穿过，
他虽痛极倒地，却没有死去，结果被巡捕捉到，立刻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
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先生抵医院不久，即以伤重不及救治而逝世。凶手过得诚经急救之后，到下
午即能说话。经巡捕房派人向他追问，曾说出他叫高德臣（参加军统后的化名），
是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但还不敢说出真实情况。
戴笠听到杨已被刺身死的消息，感到非常高兴，但一听到过得诚已被捕并说出
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戴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任华探目的军统特务范广
珍，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接近过。当晚，这个凶犯便也“重伤不治”
而死去。第二天报纸刊出杨遇害经过时，都只提凶犯高德臣的名字，并说高在刺杨
时因凶手四人相对射击，被同伙打中一枪才被捕去云云。二十日晚上，戴笠便很得
意地回转南京，向蒋介石复命讨赏。
戴对这个为他卖命的过得诚，除了假仁假义地表示悲痛外，还对他的家属给以
抚恤，过得诚的儿子也一直由军统负责养育。抗日战争期间，戴笠曾多次以过得诚
“任务完成后，无法逃走，自杀成仁”的精神来教育特务学生，并对过一再表示赞
扬。以后在重庆修建中美所范围内的马路时，戴又把一条路命名“过得诚路”。
当杨杏佛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以及举行追悼时，华东区一些担任情
报工作的特务又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看有些什么人去吊唁，当场说了些什么话。
当时去的人最为特务们所注意的还是宋庆龄先生。她在二十日下午带着两个女秘书
到殡仪馆吊唁，异常悲愤，讲话语气也很激昂。当一大群新闻记者（其中就有特务
利用记者身份的几个人参加在内）包围着她的时候，她表示为此事已发表了一篇声
明，向全世界公告，指明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鄙
手段吓倒。
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先生，特务们对这些
人也很注意，并将他们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汇集起来送南京方面转报了
蒋介石。
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
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
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
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
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抗战时期我在
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虫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
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
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
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
暗杀，而要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
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
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
（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
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
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
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
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
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
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
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
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
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
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
（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他们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
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
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
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
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
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
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
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
回鸡鹅巷。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
“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
重庆，以后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
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
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
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
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庚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
误认邓为史的保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
以灭口。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泳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
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泳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
从田野中飞奔逃脱。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
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
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
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
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泳赓才
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
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
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这时，特务们却从蒋介石手中领到
一笔五千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破自己
的案，倒可多得五千元的奖金！”
军统内幕
囚禁期间的叶挺将军
一九四一年一月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使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纠集七个师的兵力，围攻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
捕后，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很长时期。这之后，蒋
介石命令顾祝同将叶挺将军解往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实际上是交由军统局去看
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杨继荣，公开职务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
处长。叶将军解到桂林，即由杨继荣派办事处警卫组特务将叶囚禁在桂林七星岩附
近一个山洞内，内部看守由军统特务负责，外部另派一个排的宪兵担任警戒。
一九四三年春间，蒋介石又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将军解往重庆。我当时任
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我有个兄弟叫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
处的警卫组组长，是负责看守叶将军的人。有一天，我接到他从桂林打来的长途电
话，说他第二天将乘班机解送叶将军到重庆，要我去接他们。我当即与军统司法处
处长沈维翰联系，他告诉我，早已通知军统特务团（又叫特务总队）团长杨清植做
好了准备，希望我和杨一同去机场照料。
第二天上午，我和杨清植到了重庆珊瑚坝机场。当其他所有乘客都下了飞机后，
我才看到沈默陪着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人最后走下来，手上提了一盏植物油灯。这
种油灯是用几根竹子做成架子，上面安放一个铁制的碟子，灌上植物油，加上灯芯，
便可点燃。
当沈默向我和杨清植介绍这便是叶将军时，我们先向他行了军礼，他客气地点
了点头。我说了一句：“军长辛苦了！”他毫无表情地回答：“没有什么。”走出
机场时，他仰头看望了一下，便自言自语地说：“呵！到了重庆。”我很好奇地问
他：“军长为什么拿着这么一个油灯？”他微笑着把灯举得高高的，说：“我这两
年一直和它做伴，我准备把它带在身边作一个永久的纪念品。”
杨清植专门为叶将军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