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带着无限悲伤的情绪上了汽车。
到了贵州息烽县后，杨虎城全家又在军统设在阳朗坝的看守所住了一个时期。
这个看守所以后改为军统息烽监狱，是一个可容三四百人的集中营，专门作为囚禁
中共人士、进步人士和违犯军统纪律的军统特务分子用的。如中共四川省委罗世文、
车耀先、党员张蔚林、张露萍、冯传庆、杨光等许多人，以及民主人士马寅初、黄
显声等都在这里囚禁过。只要关在这里两三年，便被折磨得连走半里路都不能支持。
连军统特务们谈到这个监狱都会不寒而栗，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就可想而知了！
在息烽的囚居生话
一九三九年戴笠到了息烽。他看阳朗坝高公路太近，怕出问题，便命令特务们
另找地方。他们发现离息烽县城十多里的高山顶上有个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
一番后，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在附近修建供特务队和宪兵等居住的房屋竣工以
后，便将杨移送过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丈多高，里面有一所道士观，只有一个大洞
口可供出人，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观建在山洞
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气候干燥的地方过惯了，对这种
环境很不适应，加上心情不快，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
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请求，愿意自己拿出点钱，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
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得要命，听到杨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
便极力替他向戴笠请求，终于得到批准。杨很高兴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
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便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
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如何，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戴于一九四零年又
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
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
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
办法。那是用一节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
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
个便得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
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白天，杨可以在门口走动一下。他最爱走到离住所几十步远的一个山嘴上去眺
望通过息烽的公路，因为山上终年没有外人来往，只有从那里可以看看往来在公路
上的汽车。一到夜间，便不准出门，只能在屋内活动。
我当时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
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用的东西。当
时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的关系很深，戴特予照顾。
加上张夫人于风至与赵一获（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
她们都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回不少东西，生活比较好点。至于杨虎城，因为蒋介
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虽有一点钱，又不便拿出来用；加上
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
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
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军统对杨将军的待遇有时即令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九
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一些问题感到苦恼。
杨当时对于带在身边的小儿子教育问题很关心。军统又不准他儿子去上学读书，
怕走漏消息。他便多次请买一部百科全书（或万有文库）给他儿子阅读，后来总算
准许了。他对此很高兴，自己也常拿这些书消遣。我每次同他谈话时，他只谈谈在
欧洲游历时看到的东西，矢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有一次偶然提到他和李虎城守
西安的旧事，他马上就不愿再谈下去。我很敬佩的，是他的记忆力和听别人念东西
时那种专心注意的精神。他同人谈话，不但能很清楚地记得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看到过什么东西，而且在别人谈话中，什么地方有问题或不符事实，也能在听完以
后一点一点地给指出来。
约在一九四一年间，杨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孩。这给他精神上带来不少安慰，但
这种暂时的安慰，很快就变成忧伤。因为军统认为他夫人谢葆贞思想进步，不但对
她的言行特别注意，并且经常有意刺激她，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
有些神经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
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更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以应有的照顾。有
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得难以下咽，恰好遇上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
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
对，拔脚便跑，回去后便说她有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
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然回到玄天洞内一个人去居住。经
杨再三请求，才答应让她住在洞外自建的房屋内，杨则搬进湿暗的玄天洞去。就这
样把他们夫妇拆开，杨对此很为悲愤，但在那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办法。杨夫人被
特务们这样折磨，神经越来越失常，整天叫骂，特务们都不敢见她，终日把她关在
房内不让她出来。杨每听到她叫喊，又不敢去劝慰，只有暗中挥泪，难过异常。
一九四一年冬或一九四二年春，戴笠去看杨，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戴提
出请求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
彦去接替李任队长，另外派原来在特务队任医官的张静甫兼任副队长。戴笠认为李
家杰经常反映扬夫妇情况，看守有功，提升李为中央训练团警卫组上校副组长，代
理他自己所兼任的组长职务。
龚国彦，浙江人，系戴笠所办杭州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戴一向认为他忠实可靠。
龚外表较李对人温和，实际上同李是一样的毒辣阴险。张静甫，河北人，系戴笠所
办湖南临澧特训班毕业的特务，曾学过几年医，但没有什么临床经验，除在医药费
上会揩油外，什么病也看不好。杨夫妇有病，并不找张静甫，而是经常请息烽军统
特训班医官去诊治，偶尔也请过几回中医。约在一九四四年前后，杨夫人病情有了
好转，才准许杨搬出洞外，与她同居。
戴笠对看守杨的工作，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警卫布置外，还特别叮嘱军统息烽监
狱主任周养浩（养斋）经常去看看。周是戴的小同乡，也是一个非常凶狠残暴的特
务头目。戴很信任周，因周管理息烽监狱那一整套的严密管制犯人的办法，很为戴
所称赞。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
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周经常去陪杨打打
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
虽然有了这些严密布置，但戴笠还怕不妥，便连息烽县县长的职位也抓过来，
先后介绍军统特务邓匡元、徐羽仪、陈国桢去当县长。这样一来，所有地方组织一
起掌握在军统特务手中，共同配合看守杨的工作。当时军统在息烽有特训班、监狱、
仓库，加上看守杨的特务队、宪兵、电台和电机制造所等，如果不是军统特务去当
县长，任何别人充当，连县政府大门都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的特务们拆掉。当时不要
说住在这些特务机关附近的老百姓叫苦连天，有冤无处诉，只能眼看这些腰上插着
手枪的特务横行霸道、无所不为，甚至连经过息烽的汽车司机，都要提心吊胆捏着
一把汗。凡是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只要特务们一招手，汽车就得停下来，如果停慢
了，就会听到“叭”的一声枪响，再不识相，第二下就会使挡风玻璃穿一个洞。
抗战胜利后的迁移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妇、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
想到他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共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
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
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于右
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
蒋半个月，而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总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
一直希望蒋能释放他。一九四六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并到重
庆，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
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他被囚
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
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
这样会更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杨夫人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
她病了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借故刺激她。到了一九四七年，她便含着满腔愤恨，与
世长辞。杨悲痛异常，便把杨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终日抱着幼女，老泪
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室外。这时说话变得
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些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不久杨患胆石病很重，到一九四八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
“四一医院”去开刀。这个医院当时已移交给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医院沙磁分院。
医生从杨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含矿质很多的泉
水所造成。杨的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
同龚国彦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很消沉，我想陪他到附近散散
步，他不肯去，要我坐下同他聊天。后来听龚国彦告诉我，杨有一次走到杨家山后
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便很感慨地说：“怎么
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姓名只差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旁边的华表上正刻
着“龙蟠虎踞”等字样，他触景生情，长叹…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
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
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被杀害的前后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
共反人民的本钱输得精光，无可如何，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登台之后，想用一套假民主方法来欺骗一下人民，苟延残
喘，便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
报》刊出这一消息后，龚国彦因事前未得到通知，不知怎么办好。这突如其来的消
息，他不敢让杨知道，便把当天报纸扣着不让他看。杨天天看报，了解国内形势，
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蒋介石如退休，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
报纸，就很疑心，一直找龚追问。龚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他大笑道：“总算
盼到了今天！”他随时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没问题了。
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了命令，但退休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
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风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
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代总统一看命令兑不到现，便打电报给重庆
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
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说毛人风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
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的新闻“毛人凤在哪里？”内容大致是说：据杨市长谈，
因为找不到毛人风，也不知杨虎城在什么地方，无法执行代总统命令。其实杨森不
但早知道杨虎城在什么地方，并且还同杨经常见面。杨森伯事久多变，便建议将杨
虎城暂迁别处。
当时保密局重庆公产管理组组长周养浩（息烽监狱结束后调到重庆）便以长途
电话用浙江江山县的土话向毛人民请示，经毛人凤向蒋介石请示后，决定将杨移禁
贵州。当龚国彦、徐远举（鹏飞）等向杨提出准备迁移时，杨大怒说：“代总统有
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要死就死在这里！”龚国
彦硬说软功都没有结果，而且吵了多次。徐远举只好请周养浩去劝驾，周再三说明
利害，不走不行，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什么人的话都不作数，要他再忍耐一下。
又坚持了一天，杨只好答应去贵州，但提出三个条件，要先解决：第一是撤换龚国
彦，因为几年来龚对他折磨够了；第二要求把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从另一看守所内
调来同他一道走；第三要周养浩送他去贵州。这三个条件都由毛人风批准。特务队
长龚国彦调走后，改派了比龚更凶恶的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鹤接充。宋
绮云是杨多年的秘书，后来也被蒋介石连同他妻子一起囚禁，一向与杨隔离。宋妻
在狱中也生了一个男孩，比杨女稍大一两岁。这次由于杨的请求，宋夫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