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自然又得把这些告诉胡，使他增添几次得意的狂笑。
戴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事先都得告诉胡，并经常保持和胡的联系。他与胡互
通电报使用几套密本，除一般用的之外，还有一套亲译的密本随时带在身边。当时
所谓“亲译”，实际上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去译，不过是由更亲信的人代译罢了，目
的是只让更少的人了解他们之间所谈的问题。有次戴笠匆匆忙忙决定去贵阳，迟了
一点告诉胡。胡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发给他一个亲译的电报，军统机要组的译电科泽
不出来。因为亲泽的那套密本戴笠带走了，所以他们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事，连当
时毛人凤也不能完全了解。
在他们平日来往的电报中，戴笠随时把有关反动派内部发生的一切问题告诉胡，
以便在某些问题上采一致步调，或彼此研究。他们在讨好蒋介石方面所采用的方法，
几乎是完全一样，除了在反共反人民和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方面尽力迎合蒋的心理外，
并且都是走内线和争取为蒋介石办理他的私事，成为蒋的心腹。在这方面，两人都
同样成功。他俩商定，将蒋介石的另一个老婆陈洁如和小儿子蒋纬国交给胡宗南照
料，而把同胞哥哥交给戴笠安顿，因此更增加了他们和蒋介石的亲信关系。
一九四六年春，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胡得到这一消息，悲痛万分，连忙赶到
南京，亲往中山路三五七号吊唁。我和几个大特务都赶去照料。胡进门看到戴的遗
像便泪水纵横，立即跑进灵堂抚棺痛哭起来。他哭了好一阵，才询问我们戴摔死的
情况。当时外间传说很多，胡也听到不少，便问我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告诉
他，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
不慎撞在山上失事。他当时还打算去戴摔死的地方看看，因为不能直通汽车，要走
许多小路，他才没有去。我把戴死后收尸的一套照片送给他，他含泪接收下来，又
绕棺走了两圈，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戴笠死去以后，毛人凤继承了戴的衣钵，对胡不但和过去一样，并更加依靠他。
当时军统遭到各方面的攻击，而胡却极力支持，一再在蒋介石面前讲好话。当时许
多特务对他这样的表现都表示感激，认为他始终是爱护军统的。毛人民对胡非常尊
敬，还是和戴笠生前一样，经常把有关南京方面的情况向他报告，不过没有过去戴
笠在世时的电报那么多。
一九四七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
的事。这些面粉是怎样来的，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金树
云和保密局陕西站站长侯定邦，为了抢夺这批面粉，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到了保
密局。毛人风打电报要金树云交出来，金也不肯接受。毛便写封亲笔信，叫我拿去
见胡。胡看到信以后，马上把金找去，勒令他交给我处理，并说明绥署不要这批东
西。这样，我才顺利地把它变卖掉。
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
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
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
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
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
叶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说这事
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
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风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
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
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
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
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
道。那天我和叶翔之一同应邀在他家吃晚饭，他一提起这件事便感到万分痛心，想
不到他身边会有共产党又很久没有发觉。他用解嘲的口吻对我们说，他因专心致力
搞军队，对这些事一向没有很好的注意，这方面太疏忽。他说，过去连范长江是共
产党他都弄不清楚，一直到他向蒋介石保举范去美国，被蒋介石骂了一顿，说他连
这人是共产党都不清楚。我们听了也只好说：“长官太忙，哪有许多时间来注意这
些事。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的关系。”总算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
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
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
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不料飞机
到平凉出了毛病，险些把叶摔死。胡听到非常着急，立刻向驻在西安的空军交涉，
另派飞机把叶从平凉送往兰州。
一九四九年春，我去上海见到毛人凤时，他叫我抽时间去西安一次，接叶霞弟
到昆明去住，并叫我在昆明给胡找一幢漂亮房子。因为胡宗南和陈诚一向搞不好，
胡不打算送叶霞弟去台湾，毛人风也希望她能住在昆明。我拖到这年夏天才去西安
见胡，说明我已为他在昆明准备好了房屋，希望他送叶去昆明居住。当时他看到整
个形势已无法挽回，大陆将无安身之处，表示暂不送家眷去昆明，还是送台湾。那
次他对云南情况向我询问了很久，虽没有肯定表示要立刻派部队去云南，但却非常
垂涎这个地方，认为是可退可守，比西北要强得多。我听他谈话的口气，已经没有
信心能把西安保得住，尽管他在我面前还是满口有办法。这从他当时的一段谈话中
便可看出他苦闷的心情。
他对淮海战役中蒋军统兵将领不能合作，致遭各个击破，一败涂地，十分不满。
我曾冒冒失失问过他，西安会不会有问题？他答复我时，态度依然很骄傲，不过却
说过一句：“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的。”他还夸口说，在蒋军将领中他最
了解共产党，谁也比不过他。他吹嘘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搞了十来年，得出一套经
验，他的办法比共产党更高明。不过我离开西安不到一个月，便看到西安只一两天
时间便已解放，他匆忙逃到汉中。
抗战胜利后，我两次去西安，亲眼看到和听到他部下一些高级官员如盛文、袁
朴、汪震、董钊等人，整天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情形。我曾经好奇地问过当时军统
在西安的一些负责人，为什么这种腐化的情形胡不加以整顿？这是因为戴笠一向吹
嘘胡治军极严，并且以身作则，才引起我的疑问。当时他们回答我说：“胡长官一
向夸耀自己部下如何好，谁敢把这些人的丑事去向他谈，弄不好要碰钉子，所以乐
得不提，反而可以皆大欢喜，一团和气。”他们还告诉我，胡对自己部下也派有特
务去监视，这些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也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问题不揭穿，
也就马马虎虎的算了。
我最后一次和胡见面向他辞行时，他叫我把云南的情况随时告诉他。我回云南
后，因和他没有约定密本，只向毛人风发过一个电报，请他转给胡，向他报告云南
夏秋间的情况，但没有得到他的答复。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毛人凤在昆明住在我家时，曾不止一次地叹息，说胡宗南
没有听他的劝告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否则云南即可成为军统的天下。因为毛人风
想在昆明杀一大批进步人士而遭到卢汉的拒绝和拖延，感到很不痛快。胡宗南被解
放军从陕西赶出逃到川陕边境时，毛人风还打电报向他说明过云南当时的形势，建
议他抽调一部分兵力兼程前往，以便确保云南。我对此也寄以很大希望，曾多次向
毛探询胡的回电。直到十月初，毛才告诉我，胡回电表示，暂时无适当部队可抽调，
但答应一定要设法派兵到云南。毛还叮嘱我保守秘密，但一直等到云南和平解放前
夕，也没有看到他的部队的一点影子。
以上是我所了解到的胡宗南与军统特务的一部分情况。至于他和其他一些军统
头目如郑介民、唐纵等，我只看到他们之间一般的往来，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特殊关
系。
军统内幕
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
旧社会里，盗窃盛行，侦缉人员包庇窝藏，坐地分肥，其中黑幕罄竹难书。解
放前，我主要是搞军统特务工作，有一段时期以侦缉队队长的公开职业为掩护进行
活动，因此对其中门道略有所知。前几年，我在电车上遇到扒手掏我的腰包，当场
被我抓获。事后，友人笑道：“这个扒手太没有眼色，居然扒到他老祖宗的头上来
了，真是小偷遇到了大偷。”现就记忆所及，将旧社会中这些情况缕述于下。
许多人都知道，在旧社会里，强盗、小偷、扒手等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秘密组织，
各有各的“行规”，各有各的暗语。据我所知，在抗日战争以前，专门干这些行当
的人，不但有组织，而且一般都能遵照执行，即所谓“贼有贼伴，盗有盗伙”。这
些行当，分帮分行，各有一套，各行其事。以上海为例，除了本地帮之外，还有苏
北帮（也叫江北帮）、安徽帮、浙江帮、广东帮等。每帮之中，又分为吃什么钱的，
如胆大不怕死的当强盗“吃明钱”，手脚灵活的“吃洋火钱”（当扒手），眼明腿
快的“跑顶宫”（专门趁电车、公共汽车刚开行时由车外抢人的帽子）和去火车上
“跑轮子”（偷行李货物）。
除了分帮分行，又分地段，不能随便侵入别人的地区去“抢生意”。如果不听
警告，轻则挨一顿打，重则有遭到砍去手脚等处罚的。至于为抢地盘，结伙械斗也
是常有的事。
当然也有少数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既不落帮，也不在行。但这类人
是最容易失风的，不但侦缉人员要抓他，吃这行的人也会把他“丢”出来。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精”，这是过去盗贼们自己常说的口头语。那是说一
个初出茅庐的人，第一次是生手，被捉关在看守所或监狱以后，便可在这些地方找
到有本领的师傅，传授他一套“本领”。等到刑满释出后，他就成为一个熟手。万
一再次被捕人牢，他又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再出去时便成
为精通此道的老手。有些人还可以收上几个徒弟，所以他们对于坐牢看成是加强本
领与结识伙伴的机会。
一个老手入狱，有他一套“亮相”的手法。他一进牢房，如有相识的便招呼一
下；倘若没有，便把手里提的东西或衣服之类向壁上钉子上一挂，并且用手摇一摇
钉子，一边说：“我上次在这间房里钉的这颗钉子还很牢实。”如果有人抗议这是
自己刚刚钉的，他便说：“那我钉的谁拔去了？”这样的一些话，无非说明他不是
初次人牢的生手，别人不能欺侮他。
当时上海本地帮对外来帮很不满意，认为外来帮在和他们抢饭碗，彼此之间仇
恨很深，经常发生斗殴。外帮到上海“抢码头”，曾牺牲过不少性命才打出天下。
虽然以后通过帮会头子们协商，划分过势力范围，但一直不能相安下去，经常还要
“吃讲茶”进行谈判，重新划分区域。在“强者为王”的旧社会里，盗贼也不例外，
往往是有实力的占了便宜。
有一个时期，各帮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大致如下：老城区是本地帮的基地，英法
租界内有一部分地区可以去游击；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是广东帮的范围；英租界有一
段是归浙江帮；十六铺一带归安徽帮。其中还有些细节划分办法，我已记不清楚了。
反动派的治安机关和租界巡捕房的侦缉人员默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对破案是
有帮助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只要一个电话，东西马上可以原物奉还。
许多人都知道盗贼有“三天不动赃物”的规矩，其实有时一个星期内也不会动。至
于那些不人帮的却是到手即动。
上海南市有个扒手头子，虽然已有四五十岁了，人们还是叫他的小名“阿狗”。
有次军统局书记长唐纵到上海视察工作，在老西门附近下汽车，只走了半条街就把
钱包丢掉了。他很着急，因钱包里有一个小笔记本记有很重要的东西。我找到阿狗，
第二天便将原物要了回来。唐纵一定要见见这个高明的扒手。阿狗再三恳求，说干
这行的最忌“亮相”。我则软硬交施，非要他交出不可。当晚他约我到他家去，介
绍他的徒弟和我见面。一见面，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高明的扒手竟是一个在
中学读书的女学生，只有十多岁。她苦苦央求我不要带她去见唐，我只好回复后说
扒手害怕已经跑了。 抗战开始后，情况起了变化。在重庆，除了本地帮的组织还是照样存在，并与
侦缉人员有联系外，而上海、南京、武汉等地逃去的“下江帮”，就往往各行其道，
所做的案子便不易清查出来。
盗贼人帮落行和拜师，除了希望有伙伴便于办事以及相互照应外，还希望学到
本领。抗战前曾横行东南一带大城市的大强盗王胡子（原名王鹤，年老了蓄长须，
江湖上一班人都称他为王胡子），便训练了不少本领高强的徒弟，专门偷盗住在高
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豪门巨富。当时英法租界内十几层楼的洋房最上几层的住客常
被偷去不少贵重物品和现金，久久不能破案。有一年，龙华寺内的方丈室失窃，被
偷的有玉佛和金银法器以及手抄的善本经文。这个庙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旁边，当
时警备司令杨虎又是帮会大头子，一些与杨相识的居士们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请
他早日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