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警备司令杨虎又是帮会大头子，一些与杨相识的居士们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请
他早日破案。杨听到后，感到对自己面子太下不去，决心要破此案，否则影响自己
的“威信”太大。
我是被指定承办此案的人员之一，接受任务后照例失去出事地点察看。我们在
观察中看到，这所庙宇不仅是四面高墙，还有好几层院落，从外面很不易进入。我
们都判断是内贼，曾搜遍全寺的每一角落，盘问过不少有嫌疑的和尚，而得不到一
点线索。最后发现围墙上的青苔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才认定是从外面进来的人干的，
都感到此案很棘手。
我们第二步办法，是找了几个惯做“拣露水”（黎明前偷盗的）、“收灯油”
（黄昏时挨门而人）和“掀帘子”（半夜挖墙洞）的头子一同去察看，问他们是哪
一路的人干出的？他们看后都一直摇头，肯定这是外来专做大生意的能手才有这种
本领。他们交不出人来，经我们一再逼迫，其中有个老头想了一下才说看情况不是
王胡子也是他的徒弟干的。这老头只晓得王本人业经“洗手”，在杭州西湖边安度
晚年，住址还是弄不清。
在无法可想时，我便决定去杭州一趟。当我找杭州公安局局长军统特务赵龙文
向他打听王胡子的时候，他马上把王的情况告诉我。原来赵龙文知道王胡子的底细，
王已向赵保证他的徒弟不在杭州做生意，所以赵同意王住在那里。当天，赵派了一
个督察陪我去找王。在一座相当讲究的别墅式的房子里，我见到一个衣着考究、态
度和蔼的老人，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个江洋大盗。当王胡子听到我说明来意后，
他笑着说：“徒儿们太不懂事，惹下乱子，实在抱歉得很。”他答应派人去上海看
看，如果是他的徒弟们干的，一定叫他们原物送还，否则也愿帮同想想办法找一找
线索。
离开王家，我问陪我去的那个督察，知道杭州还没有出过这样的案子。原来安
居在西湖边的豪门权贵的财物，是靠这个老头子在暗中保护的。我回上海的第四天，
龙华寺失去的东西已在夜间堆放在方丈室的门口，一样都没有缺少。半年后，我再
去杭州又见到王，他只说那件事是他的三个徒弟干的，别的情况他一直没有说出。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稽查处当副处长时，稽查处抓到一个偷窃美国大使馆时失
风的惯盗。他承认是王胡子的徒弟，我便找他谈了几次，知道王所教出的徒弟，都
有一套“翻墙越屋”的本领。外间传说这些人能够“飞檐走壁”，我出于好奇心，
叫他表演给我看看，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翻墙越屋主要是依靠一些工具。
他们经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叫“软竿子”，是用头发或丝线编成比筷子粗点的长绳，
一头有金属制成的钩子，抛在墙头上勾住了便可攀缘而上。这种“软竿子”平日可
以缠在腰间，不露痕迹。另一种工具叫做“硬竿子”，外形像手杖，内部结构有如
照相机的三角架，可以拉长一丈多，一头钩在窗檐边便可顺着爬上去。
他们有一种打碎玻璃推开门窗的办法，即先用划玻璃的金刚钻在玻璃上划出可
容手伸进的线框，再用涂好生胶的手帕沾在上面，稍于，轻轻一推，裂开的碎玻璃
都沾牢在手帕上，不会落在地上发出声音，这样便可从洞眼里伸手进去把窗上的闩
子拉开登堂人室了。
他们偷窃十几层高大洋楼住户的东西，总是白天先混人大楼内找地方躲起来，
夜晚从顶楼垂绳而下，去到他们看中的住户行窃。所以越高的楼房总是最上几层容
易被盗，因为这种地方不宜由下向上爬，只能从上而下，东西盗走后可从原路回去，
亦可从房里开门逃走。许多不了解这种情况的人，往往以讹传讹，认为盗贼能从楼
下飞跃到高层楼房上去，把他们说得有了不起的本领。
一些走江湖闯码头的盗贼，虽然不落帮，但还是有线索可寻，因为很少能够单
干而不需要伙伴的。像这些有本领的飞贼，当他们进行偷盗时，往往有一两人给他
们“把风”。如果这时正遇到巡逻的警察等经过时，把风的人则用事先约定的方法
通风报信，一方面引起做案盗贼的警惕，另一方面则分散警察的注意力。
“远贼必有近巢”。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盗贼，总得找地方住宿。他们偷到了
东西，也得找出路而不是留下自己使用。过去许多大城市都有一种黑市，大都是在
天不亮时点灯做交易。许多盗贼偷来的物品就在这些地方脱手，侦缉人员便是从这
些地方去找线索。许多窝藏盗贼的窝主，他们既代售赃物，同时又是侦缉人员的耳
目，因为他们平日需要得到侦缉人员的包庇才能从事这门行当。遇到非破不可的案
件，他们也得帮助找线索，所以能在相互利用下存在下去。
我过去亲自承办过许多案件，当时都是以所谓破案神速，而被人称为“名探”。
实际上说穿不值一笑，很多是由于巧合或偶然的机会碰上的。这里我只举两三件简
略谈谈。
抗战前，国民党的一个师长梁华盛，有次到南京开会后一个人溜到上海去玩。
他在火车上认识一个衣着华贵的美艳少妇，举止阔绰，带有女仆两名和许多行李。
到站时，又有新型汽车来迎接这名妇女，梁华盛以为她是什么达官贵人的家属。当
她邀梁上汽车答应先送他回家去的时候，梁说自己还没有决定住什么旅馆，她便请
梁到她家去，把梁安置在客房内。第二天，梁醒来发觉随身携带的皮包不见了，这
个屋子里的主人和仆人都不在，才知上了圈套。梁急忙找当时京沪杭铁路局警察署
长吴乃宪。吴曾担任过军统上海区长，和梁是黄埔一期同学。吴找我帮忙，说梁的
皮包内除有七千多元现款外，还有许多重要文件，非替他找回不可。我和梁一同去
他住过一夜的地方查看，得知这是一所白俄开的公寓，原来租房的女客只付过一个
月的租金，已快满期，所有家具都是租用的，留下的几只箱子都装了破烂，没有一
点值钱的东西。梁焦急万分，再三请我帮忙，我口头虽答应下来，却毫无把握。
我先找了几个专在京沪铁路上“跑轮子”的窃盗盘问。他们听我说了这个女人
的面貌特征和当天情况后，都说不认识。我又找了那个地段的“地头蛇”查询，他
们也不了解。最后我只有用“守株待兔”的办法。
原来上海老北门一条小弄堂里有一座财神庙，这个“财神”是专门为所有在上
海操皮肉生涯和干坏事的女人供奉的。庙祝王某，是我的眼线。每逢初一十五，妓
女大都要来进香求神。有的女“拆白党”在取得财喜之后，更要来还愿。那天去的
人很少，我有机会从王某的房内看清每一个去烧香的人。我一直等到下午，还没有
看到梁华盛所讲的那个模样的少妇来烧香还愿。我正准备走的时候，发现有个穿得
非常朴素的女人向神龛前的钱柜内投了两块银元，立刻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借故走
近她的身旁，发现梁所说的唯一特征，右耳边有两颗黑痣。我便等她烧完香后跟着
出来，转了两个弯，又看到梁所说的一辆新型司蒂倍克小轿车停在那里等她。当她
正准备上车时，我将她逮捕，连车一同驶回侦察大队。一经讯问，她立刻供出有关
同党。我将她的同党先后捕到，并追出梁的皮包和七千多元现款。当时梁感到能如
此迅速破案追回原物大为惊奇，我也瞎吹一阵。实际上却是毫不费力，而是对方自
投罗网。
抗战前曾轰动一时的另一件大案，上海不少小报都以“破案神速”而大肆吹嘘
过。有一艘木船从安庆装了土特产品准备驶往上海，开船的头天晚上被国民党某部
逃兵两人，勾结专做水上抢劫生意的惯盗三人，半夜冒充检查，将船老板全家五口
和三名船工杀死抛人江中。这五名盗匪做案后将船开往上海停靠十六铺码头，准备
将货物脱手后逃走。我带队将这五个匪徒逮捕，从案件发生到破案不到四十八小时。
说来真是凑巧，我在水上并没有眼线，破获此案不过是“瞎猫捉耗子”碰上了。
原来，那只木船的老板有个亲戚熊某，与我有过些关系。熊某那次顺便搭这条船来
上海，匪徒们上船作案时他正下船去找人，回船时恰巧看到有人上船，并听到嘈杂
声音。他一看这情况知道不妙，便躲在暗处观看动静，不久就看到那船解缆向上海
航行，他便乘车连夜赶到上海。天刚亮，他发现这条船向码头行驶，船上的人一个
也不认识，知道出了事。他看到船停在十六铺码头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就这样把
这案轻易地破获了。
侦缉人员在向人谈起破案经过时，从来不提是靠什么眼线提供线索的。这一方
面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本领，另一方面凡是当眼线的都害怕匪徒报复，也不愿别人知
道他。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什么保障的，随时都可被匪徒们的同党杀害。这次破案后，
我只从那一船无主的货物中，提出十分之一还不到的钱给这个眼线，他也就很满足
了。船上的财物照例是主办人得一半，另外的一半归承办的有关人员瓜分。谁也不
会去管被害的“苦主”家属了。
我在上海几年中，也遇到过一些非常棘手的大案了，如上海邮政总局一次被抢
去现金四万多元。此案当时轰动全国，我和许多侦缉人员奉令限期破案。这件案子
虽发生在公共租界的北四1；！路，但邮政总局却不属于租界警权保护范围之内。抢
劫犯共有四五人，趁邮局向银行解缴现金时，将盛有现金四万多元的几个邮包抢走，
还当场打死一个看门的人，乘着一辆抢来的出租汽车逃逸。我们后来发现这辆汽车
被遗弃在沪西郊外，是匪徒先去租一辆汽车，将车驶往郊区后即将司机拘禁捆绑在
一间小草房内，由一人看守，事成之后再把汽车开往该处通知看守人逃走，将车抛
弃。
我和许多人研究案情后，断定被打死的看门人是个内线，当他给匪徒指明盛满
现钞的邮包后，正准备与匪徒们一同上车逃走时，警铃与警笛狂呜，匪徒不愿停车，
又怕留下他会供出其他的人，便发枪两响将其击毙。我们查明，这个看门人原籍苏
北盐城，匪徒遗下的弹壳是驳壳枪弹，因此推断这个案子是苏北帮的土匪干的。因
为上海帮的盗匪一般都爱用小手枪而不用驳壳枪。这是因为在大城市内作案使用小
手枪便于携带、隐藏，而在外地作案则要求射程远、威力大，所以大都爱用驳壳枪。
我奉命带着三名老探员去苏北侦察，从上船起就和帮会取联系。老探员有一套
办法，一上船就能找到帮会关系，到一个小地方住旅店也是这样。他们最引人注意
的手法是把手提箱等向地上一放，从身上掏出手铐，一头把行李锁上，一头锁在固
定的东西上。这样一锁之后，便毫不在乎地走开，一会就会有人来代为照料，回来
时便会自动来打招呼。他们住旅店锁房门也是用手铐，所以一路上到处都可以与地
头蛇取上联系。我当时还很担心这样明目张胆地出门办案会泄漏身份，他们却满不
在乎。经过一个多月，跑了苏北几个县以后，居然找到线索而将此案破获，追回三
万多元。这主要是通过各县帮会分子提供线索。因为这些盗匪抢到几万元巨款回到
家乡后便大肆挥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辗转相传，我们才能根据这些线索找到
有关匪犯。
我在常德警备司令部和洞庭湖警备司令部任稽查处长期间，常德城区很少发生
大的抢劫案，而四乡及附近集镇却不断发生大小案件。在前后三年中，我都是依靠
稽查处第一组组长胡葆文与惯匪有勾结，才保住城区不出大案。这个胡葆文被人叫
做“葆哥”的组长，专门窝藏盗匪坐地分赃。这些抢劫乡镇的惯匪，做案之后每每
住在他家。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装聋作哑，不去拆穿他，只要城内不出事便可交代
得过去了。
有次军政部官员的家属所乘木船在桃源附近被匪搜劫，抢去不少黄金和贵重物
品，军政部严令限期破案。我听说这些抢匪都住在胡葆文家中，由于案情重大，被
劫的是军政部官员的家属，不能像对待一般商民一样应付敷衍，便决定要破案。有
天晚上我亲自带人去胡家，正碰上胡和几个人在大吃大喝。他一见我去，知道已走
漏风声，便向我提出条件，为匪徒们说情，答应交出两个人和退还一部分赃物。我
考虑再三，为了希望以后不在城内出事，也只好同意不办主犯，由他们交出两个从
犯来顶替。他们交出的两个“匪徒”，我一问，原来是两个农民，因为无衣无食被
雇去搬运赃物，每人只得到十元，便作为“替罪羊”被处死刑，这件案子便这样算
是破获了。像这一类侦探与盗匪合伙破获的案件，我亲自处理和听到的还很多，这
里就不再多举。
侦缉人员也曾采用过一些西洋的所谓“科学办法”，在许多侦缉机关里设立指
纹、法医、警犬、理化、检验等机构，以利于案件的破获。但是这些从外国学来的
东西，每每由于主管人员的调动也随之变更。留德的主张采用德国办法，留意、留
日、留美的又主张采用自己学过的一套，甚至连一个指纹究竟应采用亨利爱德华式
或白脱里式也始终不能统一，各地都是自己各搞一套。许多老侦探对这些新鲜玩意
更是毫无兴趣。我过去虽然也提倡采用洋办法，实际上，我搞这项工作约有十年，
破获的案件数以百计，很少是用这些办法破案的，主要还是靠老一套经验和无数的
眼线。
过去侦缉人员办案，很少依靠指纹。这是由于一般人对现场保护缺乏常识，每
次发生凶杀或重大窃盗案，还不待侦缉人员到场，事主家属和看热闹的人早把现场
弄得很混乱，往往在一件遗留的凶器上沾满了新的指纹，而把凶手的指纹破坏了。
如果凭这种指纹去找凶手，十有九回不可靠。加以反动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