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10- 第1部分

　
4　目　录

书屋絮语　　书屋絮语　雨　　润
　学界新论　　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孙小著
　学界新论　　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　周　　宁
说长论短　“大历史”与个人经验　卢敦基
说长论短　问题　意义　分界　规律　蓬　　溪
说长论短　为分节号翻案　张睿壮
说长论短　科恩类型片的诞生与好莱坞的未来　萧　　森
书屋品茗　重读《咖啡店的政客》　赵家捷
书屋品茗　为思想自由而战　吴蓉晖
　书屋品茗　　从《爱经》到《爱的成年》　王　　淼
　书屋品茗　　脆弱的盛世　聂作平
灯下随笔　面对感觉的沦丧　刘士林
灯下随笔　性格卡片　周泽雄
教育论坛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　胡宗健
　杨金砖
百姓话语　时常把一把斋　马霁鸿
百姓话语　也谈茶与禅　黄　　明
其人其事　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袁　　毅
其人其事　胡适的书生气　耿介耳
思史佚篇　苏州先贤　山　　谷
专栏集萃　念楼小抄（之三）　钟叔河
专栏集萃　试说新语（之三）　董宇峰
封　　　　二　阮　咸　黄永厚文画
封　　　　三　陶制油灯　田　　原　文


　　《书屋》2001年第十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雨
　　润
　　人们因着各种理由，不断地砍伐树木。房屋靠着树木的支撑，建起来了；砍去树，除去草，地空出来，种上庄稼，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但那时，人们很少想过，如果树砍光了，草除尽了，会出现什么。
　　于是，下雨时，雨水冲刷着大地，将泥土带走，留下一片贫瘠；于是，不下雨时，地下连用来蒸发的水都变得稀缺。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下几天雨，便出现洪涝；几天不下雨，便出现干旱。在北方，树光了的地方，沙漠迈着轻快的步子，不停地向前推进。
　　这时，人们想起
　　了种树、种草。多年过去，我们看到了些成效。大地又出现了绿色。
　　但洪涝仍然很多，干旱仍然严重；种上的树，长成的树林，还经常出现病虫害。
　　一位内心充满仁爱的人告诉我，砍掉一棵树，除去一片草，只要几分钟；但长大一棵树，长成一片草，要数年，甚至数十年。那刚刚长成的树林，那刚刚长成的草地，还不足以挽留住天降的雨水，也还难以用它积蓄的那一点点雨水奉献给骄阳。
　　他还告诉我，树林不是森林，树林担
　　当不起森林的作用。要给水一个家，让它款款流进大地，需要有针叶林、阔叶林、灌木、草等等构成的森林，要是真正的混合林，而不是单一树种的树林。单一树种的树林保水效果不好，自身也难以抵御病虫害。
　　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要培育成一片林子，比种活一棵树，难。而要让各种树种的树木混生，长成一片森林，有人想到过这么做吗？想到了又能去做吗？就是有心做，又知道这有多难吗？
　　是的，让荒山绿起来，要比光秃秃的一片好得多了，但单一树种构成的树林，又是那么的脆弱，很难起到平衡生态的作用；只有混生的森林，让各种树木，挺拔的针叶树、宽阔的阔叶树、矮小的灌木，甚至匍匐在地的小草，共同生长，才能真正地平衡生态。
　　我常常觉得，森林是生态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脆弱的一环。我们要珍惜每一棵树、
　　每一根草，而对森林，我们要倾注衷心的爱。
　　刊本《五曹算经》
　　此系南宋刊本《五曹算经》卷首书影，刻于南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年）。《五曹算经》是我国的一部数学古籍，作者是北周的甄鸾（字叔遵，河北无极人），
　　他通晓天文历法，曾任司隶大夫、汉中郡守等职务。唐李淳风等曾为之作注。
　　《五曹算经》共五卷，内容包括田曹（田地面积测量法）、兵曹（军队给养计算法）、
　　集曹（有关粟米的比例问题）、仓曹（有关粮食的征收、运输、储藏问题）和金曹（有关丝绢、钱币的比例问题），合此五者谓之“五曹”。实际上，此书相当于是当年地方军政官吏的一部应用算术书。书中运用题大都取自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实例，解题方法浅显易懂，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五曹算经》始刻于北宋元丰七年（一○七七年），初刻本的责任校对为秘书省校书郎叶祖洽、王仲修、钱长卿三人。传世有明《永乐大典》本残卷、孔继涵《算经十书》本、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通行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版《算经十书》本。
　　（徐
　　雁　文）

　　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我读《管锥编》？　孙小著钱钟书先生的书总是很热销，钱钟书研究也总是个热门话题，可是作为其重要学术论著的《管锥篇》，我总觉得其底蕴亦即其思想价值并未得到认真、准确的解读。其实这部成书于“文革”动乱之际的皇皇巨著，其学术思想的基调就是人道主义（首先当然是十八世纪以还的人道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专制的鞭挞，因而在我看来，《管锥篇》其实也是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
　　一、　专制的可怕：“口戕口”或许有人会问，何以见得《管锥编》有其思想、价值且集中表露于对专制的鞭挞？其实不仅钱氏本人早有明言，书中所引所述及其所论也是赫然在目。因此，顺着《管锥编》中的文本线索，我们不仅可以窥探与索解钱钟书先生“文革”当年的心路历程，对探寻当代中国文化人十年动乱时期的心境状态也不啻是找到并打开了一扇心灵的窗口。
　　人们或许记得，“文革”中曾流行一句很有点文学色彩的话：经过严冬的人才懂得春天的温暖。其实，经受过“文革”磨难的人才真正懂得以言治罪的可怕和言论自由的可贵，因为极左的实质其实就是专制，就是对舆论及言论的钳制。《管锥编》中论的虽是经史诗文，可是打开第一册就会发现，作者的旨趣并非仅限于学术问题，相反，对古代中国专制统治的揭露与鞭挞却始终为其不变的话题，其中对“口戕口”一语的诠释与阐述令人至今为之心悸。
　　“口戕口”一语本出于先秦古器物上的铭文，《大戴礼·武王践阼》篇始录之。《管锥编》中对此语的诠释颇为较真，首先是在论《周易正义》的部分里为释“颐”卦中的“彖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一语，钱氏先是引出唐人孔颖达对此语的《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继之则指出孔氏“《正义》语乃取之（唐人）傅玄《口铭》”。明眼人已可看出，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角度疏解“慎言语，节饮食”一语，已经悄悄地把立足点置于社会政治层面。然而更值得索解的是，他认为孔氏的《正义》仍未达到一语破的，因而指出：“《大戴礼·武王践阼》篇（中的）《机铭》‘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则未有言者。”换言之，“口戕口”的含义就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口戕口”的教训就是应“慎言语，节饮食”。而这也正是钱钟书先生的重要提示。
　　在这里，虽然“慎言语”与“节饮食”两大义项尚未分伯仲，但在引录唐人刘禹锡的《口兵诫》（“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阍，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基础上，钱氏却道出了自己的隐忧：“诸如此类，斤斤严口舌之戒而驰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管锥编》第一册第23～24页，以下仅在引文末简注页码）如果说这里所论尚属泛泛而谈，人们尚且感受不到专制的可怕，那么我们不妨再来看看《管锥编》中引述的几则“口戕口”的具体史实。
　　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桓子新论》时，为释“新论”中的“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数句，钱氏引录了诸如《宋书》、《魏书》及岳珂《？史》等众多古籍所载“口戕口”之实例。如《魏书·苻生传》载：苻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中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苻生非汉族的君主，其野蛮或出于文化的后进，但汉家的天子以言治罪同样穷凶极恶。据多种古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臣工表奏颂圣，每犯忌讳：‘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强盗’，‘体乾法坤’则隐喻‘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匪’，‘殊’拆字‘歹’、‘朱’，皆科以大逆谤讪，（故）当时有‘撰表（即成）墓志’之谣”（第971～972页）。
　　钱氏这里所引尚有南朝及清代的诸多有关“口戕口”之史事，但仅此已使人们感受到了专制统治的恐怖阴森。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管锥编》中一再言及“口戕口”及其种种实例？答案只能有一个：“有感而发”、“有为而发”（钱氏本人语）。因此，《管锥编》中的下述之论既是对历史上专制统治者的鞭挞，也是对“文革”当年某些头面人物的警告：“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妨，？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第973页）二、　专制的可鄙：愚民《管锥编》中对专制统治及其种种表现的揭露与鞭挞即使人们感受到专制的可怕，也使人们看到专制的可鄙。因为专制统治一方面凭借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也无耻地运用种种愚民措施。《管锥编》中有关这方面的叙述虽是理智多于激情，但细细品味，钱先生对专制统治的鄙薄与厌恶之情却依然是力通纸背，入木三分。
　　在论及《周易》“观”卦中《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数句时，他即引述《墨子·明鬼》篇中的两段话（其一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并指出：“后世谈士阐发政教相须，与墨子暗合。”这后世谈士中即包括清初文学家魏禧与近代思想家魏源（一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一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虽然《管锥编》中对“二魏”有颇多称许，但钱氏于此对“二魏”的评论却表露了自己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夫设教济政法之穷，明鬼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二魏见其治民之效，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
　　可恨的是，不仅文化人中有这么一帮专为“治人者”谋的文臣策士，专制统治者本身对其中的玄机也是洞若观火，而且不独古代中国如此，古希腊、罗马以还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管锥编》中就此写到：古希腊、罗马文史屡言君主捏造神道为御民之具。圣·奥古斯丁斥君主明知宗教之妄而诱民信为真，俾易于羁绊。相传奥古斯德大帝（Augustus）云：“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此真“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之供状。（第18～19页）此“之供状”当然也就是供出了“愚民以治民”的可鄙伎俩。然而《管锥编》中对统治者愚民伎俩的揭露尚不止于此，同时还追溯了“愚民说”的由来及其貌似相左而实则为一的两种表现形式。在论及《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周臣原伯鲁“不说（悦）学”的有关史事时，钱氏认为找到了“愚民说”的源头（“愚民之说，已著于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庄子·紸箧》（“绝圣弃智，大盗乃止”）、《商君书·垦令》（“民不贵学则愚”）以及《孙子·九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等古籍中诸多议论，指出原生形态的“愚民说”就是原伯鲁辈的所谓“不说学”，也就是“治民如治军，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虽然这里的议论未免略嫌累赘，但说穿了就是，实现愚民的目的既可求助于鬼神也可借助于蒙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钱氏话锋一转同时提出了一个促人自省的警世之论：“文章学问复可为愚民之具。”（第233～234页）这里虽然无意赘引《管锥编》中引录的宋人晁说之以下众多文家哲人之说，但以“文章学问”为“愚民之具”同样是要达到“治民如治军”的目的。因此，从制造鬼神到制造愚昧再到制造规范的“文章学问”，其实都是专制统治者的一个既不可告人也不愿告人的可鄙图谋：“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三、　专制的可恶：养寇自重从《管锥编》、《谈艺录》中可以看出，钱钟书先生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理想，因而他对古代中国社会及其专制统治总是取一种审视的目光。在前两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如何评判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知识阶层的关系。但在统治阶级内部，专制体制又有何弊端呢？
　　在《管锥编》中论及《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臧孙氏有关“疾癦”之说时，钱氏由“疾癦”而论及“美癦”再论及所谓“外宁必有内忧”之说。“疾癦”何以成为“美癦”？他先是引出唐人柳宗元的《敌戒》作答：“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益之大”；继之则以宋人杨万里的下述之论作结：“天之于君，厌之者则骄之以嘉祥，爱之者则谴之以变异，绝之者则误之以强盛，爱之者则惧之以灾害。”换言之，这就是“疾癦”之所以又为“美癦”，或曰“外宁必有内忧”的正面含义。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事有貌同而心异者，释敌以为外惧，固远识谋国之忠也，养寇挟而自重，则老黠谋身之巧也；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钱氏归纳的这个连柳宗元尚且未知的“其二”，就是存在于古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腐恶机制：养寇自重。
　　何谓“养寇自重”？《管锥编》中屡举《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矢书射文种”以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尧等诸多史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