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引自张汝伦《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1997年第3期《天涯》，p。9。
〔2〕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3〕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
〔4〕《公冶长》。
〔5〕《先进》。
〔6〕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7〕参见《梁漱溟问答录》。
〔8〕《天涯》）1997年第3期《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一文。
〔9〕参加周少南编著《斯坦福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蔡元培《北大学刊》发刊词，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11〕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时常把一把斋
？ 马霁鸿
“翡翠白玉汤”的故事，几乎无人不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时曾当过乞儿，一日，他又病又饿，肚皮贴着后背，走路步步踉跄，叩了好多家的门，好不容易讨得一碗杂菜汤，其上漂着几片青菜叶子，几块豆腐残片，他迫不及待地一顿狼吞虎咽，吃罢觉得其味再美没有了。登基之后，他吃遍了山珍海味，总感到不如当年的“翡翠白玉汤”爽口，便命御厨将那汤细细做来。但御厨使尽了浑身解数，做尽了各种款式，他也没再能够尝到当年的那份绝美味道。
我们虽无缘坐上龙椅，但这位朱皇帝的感觉也是能够体验得到的。不是常听人说这几年的鱼越吃越没滋味了么？水塘子里养的鱼，用生长素催大增肥的“假鱼”，或者说“亚鱼”，不好吃还情有可原，可湖泊里钓得的鱼，江河里逮来的鱼，也同样有点味同木渣了。这到底是人的胃口上了档次，还是鱼儿们约齐了群体退化！
是的，好东西吃多了，就觉得无滋无味。凭心而论，这倒并不都是人们“作福”，而是好东西本身与粗糙食物甚至代食物缺少了对比，缺少了反差，人们的口舌因之变得木拙迟钝，丧失了对它的敏感。假如人们十天半月不沾荤腥，再来光顾鱼儿，恐怕对已变味的货色也觉得它味道好极了。
其实，在其他方面也存在着这种现象。新衣裳穿多了，就失去了穿新的那一份喜悦。热水澡洗多了，就难以找到沐浴的那一种欣快。成日在空调运转的屋子里呆着，就感觉不到温室的暖和。钞票多到了一定程度，就“穷得只剩下钱了”。这么说吧，得到的物质越多，幸福的感觉就越少。这是一个悖论，但似乎又是一个规律。讲究效益的现代人，这“幸福效益”实在不好讲究。人们的奋斗目标，社会的发展方向，很大一部分是为着物质财富的增长。那么，在物质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扼制物质对人的麻痹，消除人对物质的迟钝，从而求得物质财富与人的幸福感受的同步增长？回族群众的“把斋”习俗，也许能给人一些启发。
“把斋”的回族人，有着极强的自律精神。他们天不亮即吃过早饭，尔后整个白天水米不沾牙，无论肠胃怎样鸣响甚至痉挛，饥饿的“爪子”怎样抓心挠肺，都得忍着，都不会悄悄咀嚼吞咽一点什么。一直要到天色擦黑，“开斋”的时辰到了，才在一天里第二次端起饭碗。
把斋的宗教意义，我说不大准，但它的效益，完全可以想见：肠胃经过一天的“放空”之后，味蕾经过整日的“闲置”之后，夜采一口食物进口，其味哪能不美哉妙哉无与伦比。更有意味的是，一天斋把下来，令人在精神上得到了透彻的洗礼，深切体会到饥饿与食欲的感觉，油然升起物质来之不易的感慨，增强对幸福快乐的敏感度，并滋生出对物质享受的珍贵与珍惜之情，获得“得之愈艰，爱之愈深”的切实体验与感受。
话这么说，并不是要求人们都去过苦日子，去当苦行僧，而是在心理上降低自己的社会阶层，保持一种平民乃至“贫民”观念，将自己浸濡于一种清淡的心态之中。在物质的享用上，有意识地加以适当的克制和节制，淡泊华服，疏离盛筵，不贪馋福祉，不暴殄天物。也就是说，时常把一把斋，抽出一段享受的真空。这样，一旦重新咀嚼起生活品尝起日子来，便会觉得有滋有味了。
做了官的，时常把一把斋，微服贱鞋，挤挤公共汽车，逛逛粮市菜场，恐怕就不会觉得搁在轿车里的臀部不稳妥不舒坦。发了财的，时常把一把斋，端端粗茶淡饭，住住茅舍小店，恐怕就不会成日抱怨厅堂灯也不红酒也不绿，成日掂量良家妻女和包厢小姐。普通老百姓，时常把一把斋，推开“雀巢”，封紧“可乐”，恐怕就不会不感到“农夫山泉，有点甜”哩。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今后物质财富必定越来越丰裕，“翡翠白玉汤”必定越走越远。在物欲的滚滚洪流中，人们不但需要在物质上更需要在精神上时常把一把斋。坠胀的肠胃排空了，疲乏的味蕾歇够了，人们才有可能平衡增多的物质和从其获得的幸福快乐，避免吞噎一蟹不如一蟹的尴尬味道。
也谈茶与禅
？ 黄 明
《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但最初茶是作药用的，神农尝百草用之解毒。后逐渐成为皇室贵族的特权饮料，至晋隋才在民间普及。陆羽于公元760年隐居湖州苕溪，闭门十余载著述《茶经》，影响天下声名海外，世尊为茶圣。
陆羽是弃儿，被竟陵笼盖寺住持僧智积收养，壮年后与僧人皎然结忘年之交。皎然是中唐著名学僧，传世文集10卷，诗文中多处提到与陆羽的友情，以及共同采茶、制茶和品茶。所以，陆羽的茶文化思想吸收了许多佛家思想。
佛教崇尚饮茶，有“茶禅一味”之说。“禅”是“禅那”略称，意为“静虑”、“修心”。禅宗自南朝宋末达摩在中国创立，至六世分南北两宗，而南宗慧能的顿悟说较北宗神秀的渐悟说更近禅旨，得以承继五祖弘忍衣钵，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风流所及，宗派纷纭，于南宋传入日本。
茶之作为饮食在寺院里盛行，起始是因为形而下的健胃和提神。禅僧礼佛前必先吃茶，而且学禅务于不寐，不餐食；惟许饮茶。如此修心悟性，以追求形而上的心灵净化，对自然的感悟和回归，在静思默想中，达到真我的境界。禅的意境多少和茶的精神意趣相通，茶的清净淡泊、朴素自然、韵味隽永，恰是禅所要求的天真、自然的人性归宿。
品茶的环境宜清、宜静、宜闲、宜空，而不宜过雅。徐渭说：“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霄静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里青藤讲的是文人雅士的品茗环境，似乎过于雅致，而难达禅宗论道“自心是佛”的空灵之境。我以为陈继儒强调的“一人得神”和张源讲的“独啜日神”更近茶道之道。
论茶道，近代日本似乎更有心得。茶自唐代传入东瀛，至十五世纪僧人珠光奠定了一套简单朴素的茶道仪式，十六世纪经千利休进一步完善，坚定确立了闲寂、枯淡的茶道美学观点，并使之升华到民族艺术的高度。日本是岛国，偏安一隅，民族单一精致，善于吸收、总结、沉淀、堆积和挖掘。而且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像中国茶道受儒道释三位一体的综合影响，而最终归于“中庸”平和。日本茶道由僧侣引进，始终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自宋代禅宗东布，更使茶、禅融会贯通，达到“茶禅一味”的三昧之境。
禅和茶道对日本文化影响至深，川端康成获诺贝尔文学奖致答辞中，贯穿全篇的就是一个深深的“禅”字。在《美丽的日本与我》中，他几乎例举了所有高僧的诗句，以及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的茶道、花道和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论及茶道时他说：“‘和敬清寂’的茶道所崇尚的‘闲寂与空虚’，当然蕴含着心灵的丰厚。极其狭隘简朴的茶室反而内藏着无边的广阔与无限的优丽。”最后论及虚无，他写道：“道元的四季歌题为‘本来面目’，虽歌咏四季之美，实与禅相通。”
品茶的确是一种美的景致，茶道的确含有深刻的文化精髓，而茶与禅的确有着一种浓稠得剪不断化不开的千丝万缕的情结。我们不妨静下心，暂且从一天的喧嚣中解脱出来，让心灵步尘赵州和尚一并“吃茶去”。
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
——追忆苇岸先生？ 袁 毅1999年5月20日晚上，忽然接到北京《文艺报》冯秋子女士的长途，她告诉我苇岸先生于19日晚上19点在昌平县医院溘然长逝了。这个噩耗来得太突然，简直令我有些猝不及防，我真的没想到年仅39岁的新生代散文家苇岸先生这么快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21日清早，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给苇岸先生的家人拍去一封唁电；电文是这样的：“苇岸先生您走了，走向芦苇摇曳的彼岸，二十四节气就此成为绝响，大地上的事情还有谁能续写？我将终生铭记那一晚您给我兄长般温暖如春的款待与这多年您给我朋友般浑融无碍的援手。您为文学献身的音容笑貌将留给我萦怀不去的记忆，您写下的纯净大气的文字将滋养我们一生一世。”
我和苇岸先生的最早结缘，得力于诗友安民兄。1992年底我调到《武汉晚报》副刊部做连载编辑和文学版编辑，我很想在版面上有意识地向读者推介一些新锐散文家的作品。安民兄给我寄来苇岸先生与他私下交流的一篇散文《我的邻居胡蜂》，让我看看再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大作，感觉在素朴纯粹的文字下面，跳跃着蓬蓬勃勃的生机与诗意，是非常难得的散文精品，就擅自主张发了出来。然后给苇岸先生寄了一份样报和一份剪报，并附上一封约稿的短简。很快就收到苇岸先生从昌平寄来的信和稿件，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和唐突，而是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在他宁静大气、干净灵动的字里行间，我触摸到一颗热爱自然、献身文学的灼热的赤子之心，同时又使我感受到文学同道难能可贵的亲和力。此后，书信往返、电话交谈就成了我和苇岸先生这六年来经常联系的方式。
在陆续编发了苇岸先生和其他新生代散文家如安民、原野、老愚、彭程、周晓枫、杜丽等人的散文作品后，我就想策划几个专版，专门向读者集中展示一下新生代散文作家的阵容与实绩。其时，苇岸先生正着手在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他将与他熟稔的一些新生代散文家的地址和作品介绍给了我，此后我就在1995年7月11日、7月25日、9月26日分三个专版，在《武汉晚报》副刊文学版《白云阁》上集团式推出了新生代散文家钟鸣、原野、苇岸、安民、于君、罗强烈、冯秋子、方希、元元、周晓枫、胡晓梦、尹慧、王开林、杜丽等14人的作品，在读者中间和文学界受到广泛关注。苇岸先生读了我寄给他的三个版和我写的《新生代散文的崛起》一文，十分兴奋，连夜给我打来长途，他肯定了我“不时出新的建设性编辑创意”和敢为人先的编辑立场，同时又与我探讨了新生代散文的走向和存在的不足。
苇岸先生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晚上10点至11点钟给我家里挂电话，谈论当下文学的流变，交流读到的好书，评议非暴力主义和素食主义等等，从来不谈很多人热衷的消遣与放纵的话题如金钱、女人、权势、地位等等。他的声音淳厚，富于磁性的质感，在沉静平和的缓慢语速中，流淌着温煦如春的话语和穿透纸背的思想。苇岸先生说他和我心性很相契，无论是文学观念或审美取向上，还是对人生、艺术、社会、自然的看法上，我们都有不少灵犀相通之处。他不只一次地告诉我，我们之间首先是朋友、是兄弟，然后才是作家和编辑的关系。我每次写信都用“您”来称呼他并尊称他为先生，他几次诚心诚意地告诉我不要这样称呼他，他要我只呼其名，这样更随意、更亲切一些，我写信和打电话告诉他：无论在作文还是做人上，您的文品与人品都是我敬仰和尊重的先行者，我发自内心视您为先生。在我再三恳求下，苇岸先生才勉强默认了他以为不太妥当的称谓。1994年9月10日我儿子出生后，苇岸先生有一次很晚打电话给我，在谈话的间隙，他听到我儿子的啼哭，他以为是他的电话铃声吵醒了孩子，这之后他说：为了不打扰孩子的睡眠，他一般不在晚上10点以后给我挂电话。此后，晚上他就很少给我打电话，有事就在白天打到我办公室。从这件小事上，我深切感受到他作为一位仁厚兄长的慈爱博大的胸襟。苇岸先生是一个极其善良、厚道、严肃、认真的人，是一个正直、谦卑得近乎圣徒的人，心如赤子的他对所有人都抱有美好的祈愿，对自然界所有弱小者都抱有悲悯的眷顾。他在《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1997年11月27日我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小说月报》第七届百花奖的优秀责任编辑奖，出发前我给苇岸先生打电话，想在回武汉前一晚到他家去看看他。苇岸先生知道后很高兴，说：除了我，你还想见谁，只管说，我来替你张罗！我不好意思太麻烦他，在他诚恳的请求下，我就托他帮忙联络一下在京的文朋诗友如冯秋子、杜丽、于君、止庵、郑单衣等人，想趁借宿他家的机缘大家聚会一下，顺便约约稿。29日夜幕沉沉中我从天津冀县赶到北京市区内，然后按照苇岸先生事先给我画好的详细路线图，又转乘公汽、地铁和面的，径直寻到苇岸先生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14号楼6单元5楼，对准楼梯左手的一扇门，我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