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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苇岸先生阅读、写作面对的墙上，一直挂着两幅肖像，他们是列夫·托尔斯泰和享利·戴维·梭罗。他对朋友们说，他是生活在托尔斯泰和梭罗的“阴影”中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人类的增光者”，仁厚的博爱和至善的赤诚以神奇的力量使他在同代人中出类拔萃。在一个不需要操守、良心，不需要高尚和理想的世纪末，苇岸先生不像某些作家那样放纵，随意为追求产量和追逐名利每日下笔千言甚至万言，他崇尚以最少的文字，写最大的文章，以生命的体验和刻苦的研读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回答《新生代散文选》编选者楼肇明先生提问时，苇岸先生曾说：“在这个文字被轻佻地滥用的时代，我尊崇古人对文字的敬畏和虔诚。巨量的字数对一个作家也许是有益的，但世界对此已经表示了它的忧虑。在散文的道路上，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虽然他写作速度很慢（一年写出两万字的作品对他而言是正常的），但这并不妨碍他谨严而又有节制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方式，使他的创作达到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和深度。他的著作和思想以及独具人格魅力的精神召唤，将滋养我们这些后继者永生永世。
按照苇岸先生的生前嘱咐，他的丧事从简，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和骨灰撒放大地时不放哀乐，另选他喜欢的安详的宗教清唱音乐（诗人王家新送给他的一盘音乐磁带）作为他最终的安魂曲。5月23日，在京及从外地专程赶来昌平的60多位诗人、散文家、学者为苇岸先生送行。10点30分，苇岸先生遗体火化前，由他的朋友、诗人树才朗诵专为他翻译的、他热爱的法国诗人雅姆的《为他人的幸福而祈祷》一诗：天主啊，既然世界这么好地作着自己的事情，既然集市上膝头沉沉的老马和垂着脑袋的牛群温柔地走着，祝福乡村和它的全体居民吧。
你知道在闪光的树林和奔涌的激流之间，一直延伸到蓝色地平线的，是麦子，玉米和弯弯的葡萄树。
这一切在那里就像一个善的大海洋光明和宁静在里面降落。
而树叶们歌唱着在林子里摇晃感觉到它们的汁液迎着欢快明亮的太阳。
天主啊，既然我的心，鼓胀如花串，想迸发出爱和充盈痛苦：如果这是有益的，我的天主，让我的心痛苦吧……
但是，在山坡上，纯洁的葡萄园在你的全能下温柔地成熟。
把我没有拥有的幸福给予大家吧，愿喁喁倾谈的恋人们在马车，牲口和叫卖的嘈杂声中，互相亲吻，腰贴着腰。
愿乡村的好狗，在小旅馆的角落里，找到一盘好汤，睡在荫凉处，愿慢吞吞的一长溜山羊群吃着卷须透明的酸葡萄。
天主啊，忽略我吧，如果你想……
但是……谢谢……因为我听见，在善的天空下，这些将死在这只笼子里的鸟，欢快地唱着，我的天主，就像一阵骤雨。
正午时分，他的骨灰伴着花瓣，被他的亲友们全部撒在生养他的故乡昌平县北小营村东边的东河里和旁边的麦田以及树林中，树才再次朗诵另一首苇岸先生选定的雅姆的诗《为同驴子一起上天堂而祈祷》。盛放苇岸先生骨灰的瓷坛原是他家中阳台上朴拙的菜坛，家人遵他遗愿，洗干净后用来装骨灰，由此可见苇岸先生一生的生活清贫、俭省、朴素之一斑。他心爱的藏书原来打算捐献给孕育他童年和少年的乡村学校，后来他担心学校不能按他的意思处理，加上乡村学校设施的简陋，天长日久了，怕这些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藏书散失掉，就仍集中保存在他的旧居里。在昌平和北小营村，有苇岸先生的一生和他那座没有墓碑，没有墓志铭的人世间最朴素、最自然、最原始的最后居所。他如同他崇敬的托尔斯泰一样，都有这样一座“世间最美的坟墓”（茨威格语）。
苇岸先生的生命虽已化作一？骨灰，撒入正在抽穗的麦田后，却换成了另一种方式的生命。
在他写下的绝唱《谷雨》中他这样寄托了他的梦想和宿愿：“麦子拔节了，此时它们的高度大约为其整体的三分之一，在土地上呈现出了立体感，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开始显露出男子天赋的挺拔体态。野兔能够隐身了，土地也像骄傲的父亲一样通过麦子感到了自己在向上延续……”苇岸先生来自辽阔的大地的深处，也将与大地融为一体，他的灵魂也将与大地上的万事万物荣辱与共、生生不息。
大自然质朴谦逊的儿子——大地上悉心的洞察者与罕有的倾听者——茫茫大地上漫游四方的行吟诗人和浪漫主 义思想家——最后一棵会思想的芦苇——苇岸先生——走向了无限接近天际的天堂之门的彼岸 ……
苇岸先生，一路走好！
胡适的书生气
？ 耿介耳
胡适向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话，从整体来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三人做比较，这个比喻的共同条件就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了大旗，直书“内皆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可见胡适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从胡适的从政经验上看，他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就有了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结果为胡氏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氏做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仍然没有成功。蒋介石以为胡适是嫌官阶太低，即以行政院长的位子相许，据说把个胡适急得犯了心脏病，惟恐却之不去。看胡适的一生，真正做过政府官职的要属在抗战期间担任的驻美大使一职。国难当头时出任此职，是胡适心系苍生而不得辞的表现。这样说的理由，就是胡适即使在这个职任上，也同样有负累的感觉，以至政府的免职书一到，他才如释重负。
胡适的地位，在中国本世纪的头五十年中，基本是处于主流一派的，尤其到了四十年代，他的地位和声望都远高于当时的一些闻人硕士。在政府的眼里，尽管他并不与自己过分的亲近，但胡适的精神资源和力量还是颇值得利用的。这就有了1948年蒋介石玩的那次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的把戏。当时，国民党欲召开“行宪国大”，选出“总统”、“副总统”后，再由“总统”提名“行政院长”，组成“行宪内阁”。为了稳定时局，使自己能在争权夺利的纷乱中稳操胜券，蒋介石搬出了一个书生——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适在这个时候出现，自然会成为党系之争的挡箭牌，急骤倾轧中的缓冲带。这一次，蒋介石要送给胡适的，是行将做一国之主的“总统候选人”。由胡适日久形成的与政府若即若离的姿态看，似乎“总统候选人”的角色亦不足撼动他的“独立”之志。但是这样的重镑炸弹，确使胡适感到了几分眩晕，遂半推半就地应承了下来。因为这件事似乎容不得胡适的置疑：3月30日就有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向他通报，胡适犹疑不定；31日王世杰两次见胡，再做鼓动，胡适开始半信半疑，防线将溃；当晚，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遣他的副总编兼采访主任陆铿，去为胡适写“总统候选人”小传；4月1日，陆铿约见胡适，胡适大喜，“近视眼似乎放出了光彩，面部保持微笑”（陆铿回忆），并将自己的家世、经历一一道来。当陆铿说到要把“民主”当作小传的重点时，胡适拍拍他的肩膀：“好极了！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已经盼望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应该为它的实现而尽力。”话到兴奋处，胡适已有点进入角色了，情不自禁地谈到“当选”后的安排。他说，根据“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责任内阁”中的“行政院长”掌握行政权，因此，“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请他担任了”。俨然是要称孤道寡，做政治权利的分配的封官许愿了。〔1〕然而，就在当天的《申报》上，登载的却是胡适、于右任等二百余名代表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的报道；当晚，胡适再次见王世杰，再次推脱；4月3日晚，蒋介石约见胡适，仍“执意”要将“总统”给他；4月5日，了解最新动向的王世杰急忙把蒋介石仍将担任“总统”的消息据实转告了胡适；第二天，闭幕的国民党六中六次全会决定，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3月的最后几天里，胡适的心理陡然涨落，对于今人，谁也不好揣测其真实心绪了。
虽有胡氏拒高官于前，但这一次，胡适是当了真的。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在季老的印象里，说胡适“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知人论世，对于胡适而言，能抓住其“书呆子”的这个侧面，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儒的入世意识对于中国士人来说，是已经流淌于骨血中的。经世致用，兼济天下，是士人的最高理想。退而求其次，独善其身而已。对于大儒，自然有远高于一般的非常之想，对于小儒，给一个官禄，也就苟且了。胡适自然不会权且苟且，此前的小小部长院长不在话下，这次一下子给了个“总统”，就不能不令他神情凄惶，不知所措起来，继而以为是真的，以至于竟快意地对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言下所透出的庙堂气概亦可冲天。
但胡适终究没有脱略了一身的书生气。胡适命里无官，实在是因为性格里不能做官。混沌一点说，我们的文人宿儒们，大致都难脱掉这一层书生气的。也就是这一点点书生气，造就了真的知识分子群。我仔细地思考这“书生气”的内容，觉得也是十分地简单，不外乎一是看问题容易较真儿，二是生活理想化罢了。谢泳写过一篇《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述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的事。“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竟然极妥帖认真的改了，搞得胡乔木下不来台。李慎之先生自知是钱钟书的“书生气发作了”，即从中斡旋。钱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自云“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等等。谢泳解释钱钟书的作为，是多年压抑下的“反弹心理”，是要“出口气”，就似乎有些言过了。看钱钟书的《围城》，没有人不觉得钱氏的世事洞达，但看钱钟书的生活，就远非如此。写得出锦心绣口文章的，甚至参破世象的，却不一定就能做得出来。比如钱钟书，这样的事必是了然的，但一做就又回复自己的本真了。心性中的东西总也难于改变，为文的事和为人的事也远不是完全一致的。汪子嵩议论过“钱端升的天真”，照理看研究政治的，怎么还要“天真”呢？其实，学问毕竟是学问，正如书生毕竟是书生一样的。西南联大时的政治系历届系主任无一不坚持要在政治之后加上一个“学”字，当时张奚若对学生说：“毕业后希望你们能继续研究政治学。……最不希望你们去做官。”为政做官的现实与寻访学问的理想是大异其趣的，张奚若的用意自然分明。
知识分子的较真儿，是通常为人讥讽的私处。然而惟其较真儿，才存有了他们的理想境界，也才使其在自己的生存空间里安身立命。近读韦柰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2〕其中有一段叙述文革期间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黑帮”挨批的场景。在文研所，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斗大会之后，都要被“游街示众”，在大院里转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头，手里拿一面锣，“当当”地敲，众人围观，孩子们则投石块、吐口水。为了区分众多“黑帮”的不同身份，他们被要求每人用一块黑布写上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