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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这里说到的“知识分子”，指的不单单是学了一些知识的人！
注释：
〔1〕陈红民《智者千虑》，《读书》1999年第3期。
〔2〕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
苏州先贤
苏 州 先 贤
？ 山 谷
公元1644年3月，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攻进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276年的明王朝寿终正寝。一个多月后，清军入主北京。
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开始了。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十五日，清将多铎进抵南京，大学士王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众跪降，南明小朝廷灭亡。
清军在江南遭到了远比在北方地区更为激烈的抵抗，苏淞地区的常熟、太仓、昆山、嘉兴、松江等处的反清武装斗争都非常活跃。八月，剃头令下，江阴、金坛、武进等地的抵抗进入高潮。江阴人在典史陈明遇、阎应元的率领下，合城男女，一体抗清，城破后，“咸以先死为幸，无一顺从者”；苏州城内外，武装反抗的白头军，“斩木揭竿，间有执戈矛、被甲胄者，皆以白裹头，大都用布，额加红点。手持二三大明旗号”，一度大败清军总兵土国宝。失败后，清军搜索杀戮，“城中死人无算”；明少詹事徐禥泛舟投虎丘后溪而死，中书舍人文震亨亦投河自杀，被家人救起，绝食六日后死去，遗书说：“仅保一发，以见祖宗于地下！”在常熟起义的同时，昆山民众也奋起抗争，人人手持“白梃”，集会盟誓于关岳庙前，设坛置明太祖皇帝神位，树大明旗帜，申明约束，宣布起义。起义失败，清军入城后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死溺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情况之惨烈，骇人听闻。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那个特定时代有名的暴力罪行，新生的政权需要用人血来染红易代的旗帜。除了镇压，还是镇压。有明一代，三饷加派，江南特别是苏淞地区的税赋较全国其他地区格外沉重，不如北方受朱明王朝的“皇恩”深厚；民众的性格柔曼温和，也完全不似北方人的强悍，但苏州地区民众对明王朝的忠诚，对异族的抗争却较北人为烈。他们宁愿“留发不留头”，以死来抗争异族的统治。苏州玄妙观前卖饼人拒不剃发，“歌曰，发兮发兮，白者父之精而黑者母之血兮，吾无发兮其何以见父母兮。闰六月十一日夫妇同缢死”；唱戏的周之兰，“妆扮正生角色，称名优，剃发令急，语其妻曰，必剃我发我宁死耳。妻应之曰，如是则我亦死耳，遂同投井死之”。广大民众的表现如此，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种种反抗，也可圈可点。
面对清军的武力镇压，在朝代更迭的变乱之中，作为知识阶层的文化精英们的表现，整体上看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顾炎武、归庄、黄宗羲、陈子龙、刘宗周等人的誓死抗清，另一方面是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江左三大家”等人的先后降清，为虎作伥，还有张岱、余怀等人的遁迹江湖。这些明末的知名人士的气节和操守，在社会政治局面发生裂变的情况下有了明显的分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迥然不同，连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包括秦淮河上的八艳，也明白了个中的底细。
明末士子的变节，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体人格的差异。
晚明时期，“桃花扇底送南朝”，已是人所皆知的社会溃疡，一个近300年的朝代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这儿发端的。这句话说得并不刻薄。
晚明士大夫知识分子，总体上说是一个极其堕落的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追求功名，一方面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在苏州七里山塘和南京夫子庙秦淮河畔，追欢买笑，与杨涟、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下，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的气节，聚会于无锡东林书院，既认真读书，又抨击时弊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态度相比，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些清流以道德、名节相标榜，如陈定生、侯方域、方以智、冒襄所谓四公子，政治上反对阉党，针砭时弊，不乏激扬文字，在生活上却是征歌逐妓，迷恋声色，流连风月。这种社会奢侈、糜费，纳妾蓄妓的溃疡，在士大夫中间蔓延得很快。生活上的放纵，最终导致政治上的投机、失足，这是外在生活方式和内在道德准则互为影响的人格缺失的表现。
东林党人在崇祯初年得以平反后，复社继起，投归门下的士子各有各的价值标准和人格操守，一时鱼龙混杂。“人各有志”这句话，道出了同一阶层的人的不同的价值利益取向。对于清廷的高压，复社中坚分子吴应箕、陈子龙等人奋起武装抗清；一部分如张岱、余怀等人隐于江湖，他们过多地沉湎于往日的生活当中而无以自拔，与其事奉新朝不如著书立说，无羁无绊更好；另有一批人却纷纷变节。在清廷随后采用软的一手，开科取士后，原本还有些犹豫的士子便再也抗拒不了诱惑，耐不住寂寞，争相投怀送抱，成为清王朝的臣僚。因为金榜题名、封妻荫子，就是他们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他们原先聚集在复社的大旗下，是因为既可以在功名的追求上有实际的好处，又可以在浮华奢侈的社会活动中浪得虚名，这些在红尘中视名利为生命的人，在社会激剧变化中，是不可能固守节操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没有经过重大政治考验和残酷的人生经历，是无法检验一个士子的真正品格和操守的。
一、 顾炎武
在明清易帜的特定时期的士子中，顾炎武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年少的时候就参加了太仓人张溥、张采领导的复社，投入到反对宦官权贵的政治活动中去，对于江南士子的醉生梦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梁陈诸帝之遗风也”。遗风泛滥的结果，自然是士风日下。
昆山遭清兵屠戮时，32岁的顾炎武和他同年出生的要好的朋友归庄，在大雨中逃脱。然而顾炎武的两个叔叔未能幸免，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断了右臂。嗣母王氏是常熟人，听说常熟被清兵攻破，于是绝食半月而死，临终时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顾炎武的“同乡同学同心”的归庄的两个嫂子及其子女死于城中，他目睹这场“弃华变夷”的社会剧变，认为苟活不如死，于是穿上和尚服，号普明头陀，亡命出走。
顾炎武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入清不仕，是他自觉的而不是被迫的人生选择。他曾被明王朝诏用为兵部司务，率众抗清，三四年不剃发，不改装，隐居在太湖山区读书，其后他又一次参加武装抗清。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在社稷存亡的关口，以积极的行动投身到国仇家恨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去，是要有“死不足惜”的大义凛然的无私无畏的崇高精神的，是慷慨激励的终极价值的赴死追问。
顺治十二年，顾炎武43岁时遭遇了一次欺凌陷害。这年元旦他四谒孝陵，由金陵回到昆山不久，当地降清劣绅叶方恒为侵吞顾家财产，勾结顾家世仆陆恩诬告顾炎武“通海”（即联络在海外抗清的郑成功），欲置顾炎武于死地。顾炎武怒杀陆恩，被叶方恒告到官府，身陷囹圄。后经好友归庄多人奔走营救，得以出狱，却又被叶方恒纠集的暴徒殴打致伤。为此，他决心离开昆山走向北方，这时他已45岁了，元旦这一天他再一次赴金陵拜谒孝陵，返回昆山后，同人饯别，以两马两骡驮着书籍，开始艰苦颠簸的流浪生涯，行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数度在北京昌平天寿山恭谒明十三陵。49岁时曾短暂回过吴门，去绍兴谒禹陵，旋又北上，直到去世。
他排斥现政权，对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深感失望。环顾自己的亲朋文友，死的死伤的伤，变节投降的、埋名他乡的、热衷功名的，各行其道，分道扬镳，还有恶绅当道的现实，使他的生命价值无法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与其在这样的状况中窒息自己，困顿自己，不如“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去寻求更深更广的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探求更深更广的文化作为和贡献。这样做，生活也许艰苦，颠沛流离，但是能有尊严地生活着，保持独立的人格而不受污染和伤害。
顾炎武的选择是正确的。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释书，出门则以一羸二马，捆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呼老兵诣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正，必无所疑乃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识，或颠坠崖谷，亦无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诣渊涵博大，莫与抗衡与。”这是陈康祺《郎潜纪闻》中的记述，顾炎武在流浪中找到了自己，认真刻苦的态度，使他终于成为一代大学者。顾炎武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那个逐渐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中，皈依到汉文化的发扬光大之中。文化，实在是最具生命力和同化力量的民族生存、繁衍、昌盛的根本。
自顺治八年至金陵初次拜谒明太祖的孝陵后，他先后十次在钟山脚下跪拜明代开国皇帝的陵寝，在北方拜谒十三陵，特别是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的思陵。顾炎武在这儿，用这种行为方式，坚定并磨砺自己的反清复明的意志。他牢记母亲的临终遗言，拒绝征召，也不接受康熙的招抚去参修明史。他在自己的心中永远地拒绝这个虽已成气候的异族政权。
几十年的异乡流浪，目睹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当然也看到了康熙一朝社会渐渐复苏，新的政治及文化体制重建的实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思想已经有了一个飞跃的认识，把天下和国家的概念搞明白了。“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由来。他认为天下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易姓改号、改朝换代，这是君臣和肉食者关心的问题；而无君无父，败义伤教，即伦理道德的沦丧，属亡天下。他更为注重的是天下，亡天下是比亡国更为可怕的事。国家是个形式，更重要的是支撑社会的道德、信念和是非准则，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并投入的。这个思想，是与黄宗羲晚年在《明夷待访录》中所阐述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一个层面的意思。两位抗清的文人，最终在朝代易帜的思考上想到了一处。
顾炎武的目光越过了晚明东林、复社中的一些颓废人士的身影，“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这种状态是不能取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他的精神向度在流浪中得以确认，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更深层面的思考，关于社会、人生价值的重新认识。
他不仅解脱了自己以往的偏颇认识，也解释了现实生活，特别是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实际上，他已从国家易帜这个既成事实中，清醒过来，深沉地思索维系纲常，促使社会进步、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何在。
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学者，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著作行世。
昆山市玉山镇有条亭林路，在路的北端、玉峰山下是亭林公园，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马鞍山公园更名而来，为的是纪念这一杰出的爱国学者。顾炎武出生于昆山千灯镇，初名绛，字忠清，改朝易代后，他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其为亭林先生。公园的中轴线的北端立着高5．4米的花岗岩的顾炎武的全身塑像，手持书卷，目光前眺。塑像后面是粉墙黛瓦、翘檐高啄的顾炎武纪念馆。他和他的精神与山河同在。
二、 金圣叹
就在顾炎武离开江南北上后三年，清顺治皇帝去世。这一年是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
皇帝的去世是封建王朝最为震悼的大事，举国举哀，“先是各省抚按，率官坤设位哭临，市禁婚乐，妇孺屏息，爵愈崇者，尤必备极其哀，诚重之也”。哀诏传至苏州，巡抚等大臣当然也设幕哭临。
可是就在这全国举丧的日子里，苏州的读书人却发动了一场请愿活动，酿成震惊苏州乃至全国的“庚午哭庙大狱”事件，这个案件的诸多读书人中有一位不断被后人提及的“金圣叹”。
从1644年清兵入主北京算起，到顺治死时共头尾十八年，全中国虽然大致安定，但远还没有真正统一，各地抗清事件时有发生，即便在江南，不少爱国志士仍在为抗清复明奔走。这些文化人大都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如何臣服他们，对于清政府而言，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没有记载表明只比顾炎武、黄宗羲稍长几岁的金圣叹参与了武装抗清，但从明亡后他坚决不做清朝官吏的情况看，他是走的另一条反抗的道路。
金圣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