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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为什么叫圣叹，据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记载：“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与。’”可见这是一位率性而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的读书人。明亡后改名为人瑞，他是希望自己活得久长一些，成为“人瑞”，可以看到清政权的垮台。这当然是我的猜测，一旦发现那个异族的政权已经巩固下来，各地的反抗陆续被平息，他就再也按捺不住，要以生命去斗争，去反抗了。
哭庙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有一个导火线，就是老百姓对清廷压迫的极度不满。而这种情绪，在一个非常时期，被宣泄了出来。
顺治十六年，江苏巡抚朱国治到任，苏郡大荒，人称“朱白地”，十七年十二月，山西人任维初任吴县县令，他用残暴的手段征收钱粮，“吴县非刑，预征课税”，凡欠粮赋不赶紧交齐的，就用有裂纹、被尿水泡过的大毛竹片抽打。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伏而出，不能起立。这是新政权的残暴统治，老百姓胆战心惊，且又无比愤恨。就在矛盾尖锐的时刻，顺治皇帝死了。
“哀诏”二月初一到了吴县，巡抚朱国治率抚、按、府、长、吴五署官员齐集府堂设幕哭临。诸生百余人集中于文庙，鸣钟击鼓，旋至府堂，跪进揭帖，相从而至者千余人，号呼而来，要求惩办吴县知府任维初，请他滚蛋。这个动作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试想“国丧”期间，正是“当事战兢惕厉，礼有弗备，明法随之”的敏感时期，老皇帝死了，新皇帝还没有临朝的“人神乏主，亿兆靡依之际”，那么多的人齐集而来，又不是为了哭丧，而是请愿闹事，岂不令人大骇。朱国治当场逮捕了倪用宾等十一人，想以此弹压事端。但这没能吓退苏州的读书人。金圣叹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当天晚上，热血沸腾的才子连夜草就了《十弗见》一书，痛快淋漓的揭露当政者的贪赃枉法的种种罪行，最大化地张扬了自己的人格精神。
金圣叹和这些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带头“抗粮哭庙”的后果，他们就是要在这特定的时刻，置生死于不顾，表明他们无可忍受的政治态度。这是反抗，是对刚刚站稳脚跟的清政权表示江南知识分子的愤怒和人心的向背。
金圣叹本来就是一个颖敏绝世，用心虚明，而又意气风发，自负其才，肆言无忌的大才子，在这场集体请愿活动中，毫不隐讳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是置—切于不顾了。
他好饮酒，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批改的六才子书——《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他在家中贯华堂设高座，召徒讲经，“每升座开讲，声音洪亮，顾盼伟然，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可见他在吴中文化界的影响。
这样一位才子的出头露面，对民众的号召力是巨大的，整个请愿活动的规模和分量可想而见。与顾炎武他们武装抗清的形式不同，金圣叹是坐地而战，以自己的名人效应，利用和平的手段，给清王朝以难堪。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金圣叹等人遭到了逮捕。朱国治往上呈送的奏疏上罗列这些闹事者的罪名是：“敢于哀诏初临之下，集众千万，上惊先帝之灵，似此目无法纪，恐动摇人心。”这当然是有关清廷大局稳定的大事，于是朝廷派人在江宁审讯，所有被捕者不分首从，统统判处死刑。《柳南笔记》对这个审讯过程说得更为详细一些：
当是时，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贼者，坐反叛，兴大狱，廷议遣大臣即讯，并治诸生。及狱具，圣叹与十八人俱傅会逆案坐斩，家产籍没入官。
金圣叹等十八人是同那些武装反叛的人一同问罪的，可见在清朝的当权者的眼里，苏州的哭庙案，是等同于造反的。
南京的三山街是行刑之所，十八年七月十三日，金圣叹、倪用宾、顾伟业、周江、来献琪、丁观生等人，被“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押赴刑场，炮声一响，“血腥触鼻，身首异处”。
这个惨案发生在康熙元年，刚刚坐上金銮宝殿的玄烨，在他御临天下61年的生涯中，开始了第一次杀戒，尽管其时他还年幼，不可能出于他的个人意志，但不管怎么说，这笔账是在他统治的纪年里算起的。从被压迫被奴役者的角度去认识，金圣叹的被杀，是读书人和平请愿以死抗争的第一例，也宣告了以这种方式进行反抗的失败。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金圣叹这个奇人的种种行状，在老百姓中间流传很广，其中不少故事被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了艺术加工，塑造出各不相同的金圣叹这个文人形象。《丹午笔记》说金圣叹在被逮捕时正在出恭（大便），差役在外面守候，金说：“此之谓公人。”虽是笑话，但也可见金圣叹的临危不惧。在诸多的流传故事中，有两则比较可靠的文字记录，很是耐人寻味。一是金圣叹的与妻书：“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示意得之，大奇！”二是《清类稗抄》所记：“金人瑞以哭庙案被诛。当弃市日作家书，付狱卒寄妻子。狱卒疑有谤语，呈之官。官开缄视之，则见其上书曰：‘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
金圣叹不是玩世不恭的文人，在53岁的年纪上，他不会狂傲到置自己性命都不顾的份上，他的这些故事依然是种不屈不挠的人格精神的体现，是“砍头不要紧”的告白，是笑对死亡的从容不迫的态度。在金圣叹死后三百多年的今天，读到有关他的这些材料，依然能感受到这位知识分子的正直、啸傲权势、无怨无悔的品行。他充分地展现了那个特定历史时刻苏州的士子，不肯俯就，不愿委屈，以死抗争的豪迈英气，直让今天缺少钙质的知识分子为之汗颜。
金圣叹归葬于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的博士坞。那是绕过灵岩山往光福去的公路的右侧，偌大的地方已成了军营。据熟悉情况的朋友告知，金圣叹的墓没有保存下来，在文革中被砸毁了，人们大概多耽于有关他的种种笑话故事，以为是一位佯狂佯颠、德行怪异的封建文人而已。
这倒是金圣叹的最大的不幸，世人没有读懂他，让一颗永不屈服、睥睨权势的灵魂在青山绿水中无所皈依。这多少让人扼腕。
三、 徐 枋
对异族政权的不满和无奈，汉族知识分子就像被迫穿上一件永远熨烫不平的皱褶的衣服，一辈子也不舒服。
时间的大手能磨平这心中的沧桑吗？
自1644年开始的明清易代，苏州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鄙视、仇恨、反抗的方式，除了公开的手段，如武装反抗和示威请愿外，相当多的人采用不合作的办法，遁隐山林，拒绝为清廷效命，在山水之间啸傲歌吟，进行完全个人化的读书写作活动。徐枋就是典型的一位“遗民”。
徐枋（1622～1694），字昭法，号俟斋，晚号秦余山人，是明清易代时，那个慷慨流涕，自投虎丘后溪的明少詹事徐禥的儿子，崇祯十五年举人。
徐禥字九一，号勿斋；崇祯戊辰进士，是詹事府的二把手，官职不高，却是苏州沦陷时第一个以身殉国的政府官员，他的举动在市民和知识阶层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徐禥临死前嘱咐23岁的大儿子，不得入仕清朝。从此，这位富有才气的青年，严尊父命，中断了他的仕进之想，从此过着隐居流浪的生活，最后隐居苏州郊外灵岩山至天平山之间的上沙村涧上草堂，足不迹城市。
《丹午笔记》简要地介绍过他：“昭法领乡荐，鼎革后，屏居上沙涧上，安贫乐道，以笔墨山水自娱，终身不入城市……著《历代鉴断》。康熙乙丑，大中丞汤文正公三至其门，不见。俟斋遭母丧，汤公亲吊，又弗见，遂回车。俟斋跪于中道半山，叩首曰：‘孝子徐某叩谢大人。’汤公叹息良久，如闲云野鹤，可望而不可及。卒年七十余，门人潘耒葬于香雪海之真如坞，无嗣。”
汤文正公，就是汤斌，河南睢州人，曾任江苏巡抚。他在苏州期间积极执行清朝廷的统战政策，对著述颇多，且能书善画，名扬海内的徐枋自然要以礼相待，但屡碰钉子。徐枋的母亲去世，汤斌去吊唁，徐枋仍避而不见，只是在汤往回走的半路上，以一个孝子感谢上门吊唁之人的应有礼仪，遥遥地表示感谢而已。他拒绝与清朝官员有任何的接触，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死。
清人陈康祺的《郎潜记闻初笔卷六》有一则关于“徐枋峻洁”的文字记录，在称赞他拒绝降清的蔡毓荣的求画态度的同时，却不相信他避而不见江苏巡抚汤斌的传说。陈康祺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他个人的想当然，是从自己的价值观念作出的推断。事实当然不是陈康祺所说的那样。徐枋就是一位至死都固守自己政治立场和信仰的读书人。
徐枋不仅拒不见汤斌，四十年如一日，布衣草履，安贫守志，就连后来他的门人潘耒耐不住名利引诱，应博学鸿儒考试，被授官后来见老师，徐枋也拒不接见。潘耒在门外跪了三天，才让他进门。潘耒送上一方砚台，他也不接受，潘耒哭着请老师收下，徐枋叫人把砚台悬挂在梁上，表示不用。他著有《读史稗语》一书，后人称之为“卓绝鲜与伦比”，文章中，对于明末降清的洪承畴给予了最有力的鞭挞，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文化态度。
徐枋是一个真正能在名利和气节之间，视名利为不屑，固守气节至死不渝的硬汉。在这个有关个人操守、道德信仰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论是亲朋好友，门生故旧，还是高官显贵，都不能攻破他的心理防线。因为家境贫寒，他临死的时候，怕家人在处理他的后事时顶不住经济压力，而可能会接受清朝官员的资助，特别叮嘱家人一定要拒绝新任江苏巡抚宋荦为他安葬。
徐枋的所作所为，为人们所称道。《吴门表隐·卷十六》记叙了一个住在灵岩山名叫南岳和尚的僧人，出于对徐枋的尊敬，不断用香火钱资助他。因为徐枋足不进城市，他还驯养了一头驴子，每天将徐枋作的画驮在驴背上，运到城里出售，以解决徐枋的生活开支。时间一长，人们熟悉了这头驴子，称为“高士驴”。从这则有趣的记事的缘起，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徐枋的尊崇，记述得那么平实，也那么富有感情色彩。民众对士子的人格的看重，自有评判的是非好恶标准。对于降清的名士，民众的嘲讽更是不遗余力。有文字记述读书人对吴伟业的态度，可作一观。作为文人，吴伟业（梅村）是一代名士，他降清后，在虎丘山的复社的集会上，仍以导师的身份出现。第二天，他游览虎丘，在千人石附近却看见了这样一首针对他的题诗：“千人石上坐千人，不仕清兮不仕明。只有娄东吴太史，一朝天子两朝臣。”多么不留情面的辛辣讽刺，吴梅村看见了，脸红心跳，“废然而返”。在关乎名节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道德标准并不因为富贵、贫贱而有所变易，是超然于世俗得失的人心评判。
徐枋死于1694年，康熙三十二年。他的墓葬地是好友戴南枝为他选择的，在香雪海西南的真珠坞。费用是戴南枝和徐枋的学生潘耒共同筹措的。
徐枋的这个归葬之地，《百城烟水》简介：“青芝山，在邓尉西南。山之右为真珠坞。
群山四抱，一隅稍豁，其景最胜。”有记载说，徐枋墓位于光福乡香雪村珍珠坞，墓穴完整，墓碑刻篆文“明孝廉俟斋徐公之墓”。1999年的秋末冬初时分，我从苏州新区的度假饭店出发，驱车前去拜寻，数度去问当地居民，皆不知有珍珠坞。直到后来遇到香雪村的文管员，才领我去一处已改名为山坞里的地方。青芝山和弹山环抱，名副其实的一处山坳，江南称之为“坞”，是散文家描述为“山间松万本，参云翳日；碧栏红榭，与白波翠癊相映发”的风景相当优美的地方。在山坞里23号，一处十分宁静的田家宅院里，66岁的陈姓老太太告诉我，这个姓徐的墓，已因为开采石料而被毁坏了。我怅惘四顾，满目青山，不能不感到极度的失望，没有人知道这位被称作明末“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徐枋了，在这个“任是深山更深处”的地方，也同样没有逃脱市场这只大手对文物的可能破坏。徐枋是真正地走进山坞里面去了，与青山融为一体。
这难道意味着气节的颓丧和一种道德精神的消亡？
江南地区的明清易代在绝对时间上，只是一两年之间的事，但老百姓特别是封建知识分子弃旧事新，却是几十年的时间也难以适应的。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是在康熙手上开始的，所谓“康熙之治”，究其实质也只是满清少数民族在汉文化的发扬光大的层面上所做的努力被汉族百姓所认同而已。这是个双向的努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个不断被认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的气节、大义逐步淡化，而人格操守和道德良知却日显凸出。
钱谦益、吴梅村、侯方域等人的变节投降，和顾炎武、金圣叹的反抗，是这个过程还未开始时的必然的两种价值观、道德观的分垒，是民族气节的高扬、贬抑和人格操守的彰显还是低下的标识。判断这种忠奸善恶的大是大非，是同时代的每个人一眼就能分明的。
清人邓汉仪《题息夫人庙》诗曰：“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楚文王灭息国，掳息夫人归，生二子，但她始终不同文王说话。比起顾炎武、金圣叹的执著反抗，徐枋所承受的心理磨练似乎更能考验人的精神意志，柔韧却永不弯折。
浙江余姚的大学者黄宗羲同顾炎武一样坚决不事清廷，也曾召募乡勇成立“世忠营”武装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