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化，建立起世界的空间（地理）与时间（历史）观念，并以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反思、批判基督教神学，解放思想。西方社会迅速进步，西方人在自己的进步中看到中国停滞，并在确立进步的历史观念的同时确立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在异域与本土的关系中构成的中国形象，异域的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能够证明本土的价值，本土文化在它所构筑的“他者”形象中界定与认同自身。西方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明中国，不如说明西方，不了解西方文化的背景，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社会心理。中国文明事实上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现／发明一个“停滞的帝国”的异域形象，可以确定一个体现着启蒙主义自由精神、西方文明所代表的进步的信念。
西方一边在发现中国，一边也在发明“中国”。停滞的中国并不是现实，而是西方为了确立进步观念与西方文明在西方化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进行的虚构或发明。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指出，西方人在“永久大变动”的近代文明背景下讨论中国“相对稳定状态”中的进展，很难摆脱简单化与偏见。〔12〕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也从未停滞过，只是发展变化的快慢速度与急缓程度不同。康乾盛世150年，中国社会经济规模空前发展，人口翻了两倍，城市化进程也非常明显。弗兰克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时分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扩张，指出马戛尔尼访华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都有大规模的发展，不仅国内市场扩大，而且已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网络。〔13〕马戛尔尼在东亚看到一个“停滞的帝国”，实际上，他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乾隆皇帝的华夏中心主义一样偏狭无知。1790年的中华帝国，仍具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内贸市场，国民生产总值仍为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与欧洲国家平均水平差不多。如果说发展缓慢可以成立，停滞则无论如何也不是中国的现实。西方“发明”一个停滞的中国形象，目的在于肯定启蒙主义的进步观念，肯定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逐渐形成的现代文明。对这种新生文明的认同，必须同时建构一个时间与空间上的他者。时间上的“他者”为古代，空间上的“他者”为东方。恰好“东方”又代表“古代”，时空经验就统一了。另一种相似的表述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用世界空间中的美洲、亚洲、欧洲代表历史时间中的的未来、过去、现在。在特定文化观念中，某一异域形象的意义决定于它与本土的关系以及它在本土世界观念格局中的位置与功能。
西方“发明”一个停滞的中国的异域形象，不仅在进行西方现代文化的自我认同，也在构筑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地理大发现不仅发现一个空间中的不同的民族与国家构成的世界，也发现这个世界中不同民族与国家在时间中的历史。西方人关于世界的知识与信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一边在现实中发现世界，一边也在观念中为他们所发现的世界建构出一种可理解的“秩序”来。亚当·斯密说：“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道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14〕我们不仅要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上理解它的意义，还要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上理解它的意义。旅行者在穿越人所居住的地球的空间的同时，也在穿越人所经历的历史的时间。他们去一个先进异域旅行，就如同走入未来一个或几个世纪，他们到一个落后的国家或原始部落，就等于回溯到前几个世纪或人类的摇篮时期。“世为迁流，界为方位”，人在世界中旅行同时经历时间与空间的变换，旅行在地理上不同区域移动的时候，也在历史的不同阶段移动。《楞严经》对“世界”的解释，恰好说明旅行的坐标。旅行同时扩大人的时间与空间视界。知识在积累着，世界的秩序开始在观念中形成。旧世界在扩大，新世界也在扩大，世界可以分为新旧，也可以分为东西。世界分为不同的地理区域，各个民族、国家处于不同世界的不同区域，不同的气候、土壤、资源又决定他们的历史。欧洲人的世界观念逐渐变得完整起来，在时间与空间中伸展，整个东方从埃及到中国，将人类历史向前推延了6000年到8000年。东方代表过去，美洲是一片天真原始的处女地，正展示出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美国独立之后，欧洲代表着现实，一种正在摆脱过去（东方）向未来（美洲）进步的现实。
文艺复兴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启蒙运动则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启动西方的世界性扩张大潮，启蒙主义者跟在冒险家后面，在观念中进行“知识扩张”，他们以培根的经验主义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思想武器，试图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构筑一幅完整的图景，并将其置于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世界的空间是二元的，分为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以地中海为界，东方扩展到太平洋，西方扩展到美洲。世界的时间是三段式的，过去、现在、未来，以线性历史的方式从过去发展到未来。正如旅行在时空交错中进行，观念中的世界秩序也在交错的时空中进行。美洲是他们发现的“新世界”，亚洲是他们发现的“旧世界”，他们在美洲看到未来，在亚洲看到过去。
启蒙主义者努力在知识与观念中“发现”并“建设”一个完整的、体现人类幸福价值观的世界秩序，该秩序的核心就是进步，进步的主体是西方，世界其他地区与民族只是对象。这其中既有一种知识关系，认识与被认识，又有一种权力关系，因为发现与被发现和征服与被征服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启蒙主义者都是欧洲中心的世界主义者。他们描述世界的目的是确定欧洲在世界中的位置，他们叙述历史是为了确立自由与进步的价值，并将欧洲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启蒙运动为西方现代文明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观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中的世界秩序。它在空间中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及其风俗法律的多样的、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性结构；在时间中表现为朝向一个必然的目标的、线性的、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的进步。启蒙主义者都是历史主义者，他们将世界的空间秩序并入时间中，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理解不同民族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其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已不仅是人类经验时间的方式，甚至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必须先在历史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停滞的或进步的，在历史之外或在历史之中，然后才在世界的共时格局——即文明、野蛮的等级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约翰·巴罗发表他的出使报告，希望“能使读者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确定中国在文明民族的阶梯上可能占有的位置”。
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文明自我意识自觉的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观念，就在那个时代奠定了。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进步图景，规划好西方观念中的世界秩序。这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分属于过去、现在或未来；这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在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与停滞在过去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这也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的工具。启蒙主义者信仰进步，将历史当作人类的存在方式，将停滞与进步当作历史的尺度。世界中每一个民族文明的性质、价值与命运，都要经过这一尺度的衡量。封闭与停滞意味着野蛮与灭亡，只有向着未来不断进步，才是希望。
三
启蒙哲学家在东方与西方的空间框架内，思考在时间中发展的世界历史，停滞的中国便出现在人类进步历史的起点上。伏尔泰是第一位试图在进步模式内叙述世界历史的人，在《风俗论》中中国与印度的出现，只是作为一个起点，或理解西方兴起与进步的参照系。伏尔泰清楚的是历史的起点与终点，不清楚的是进步的过程。伏尔泰的历史进步观仍不明确。他对处在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的某些明显的停滞现象感到奇怪，但并不妨碍他对中国的道德的同情甚至钦慕。杜阁1750年在索邦神学院做的题为《人类精神持续进步的哲学概述》的三次演讲，标志着启蒙主义进步史观的确立。杜阁的进步史观中包含着一个悖论：进步就是在历史中逐步建立理性与公正，然而，理性与公正却建立得越晚越好。西方在混乱中自由，在竞争中合作，在激情与不断的战争中进步；东方则在秩序中同一僵化，在和平中停滞不前。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代表着未来与过去。在杜阁的思想中，中国是东方的典型。中国很早就建立起统一与和平。但是，在这个专制帝国里，秩序和美德因为建立得太早，很快就成为窒息社会进步的因素。理性和正义是各民族人民努力的目标，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不能达成得太早，中国就是因为太早地获得了这一切，所以文明久已停滞不前。杜阁在这里试图解决早期启蒙主义者的中国观中的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崇尚中国的和平与美德，利用中国的自然神学批判基督教神学；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否定中国，中国明显的停滞状况与他们信仰的进步史观相矛盾。伏尔泰意识到的矛盾，即中国文明的美德与停滞的问题，在杜阁那里解决了。杜阁提出了一个看上去自相矛盾的命题，即理性与正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又不能太早达到。中国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他们很早就进入了理性的乐园，但因此却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
进步是启蒙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它表现为一种知识化的信念：人类文明已经、正在而将会朝着一个可以预期的方向演进。这个方向可能是科学知识、自由民主与物质财富的积累最终导致的幸福，也可能是一种绝对精神的实现。不管怎样，是循着同一模式朝着一个可知的主导目标发展的。人不但有能力进步，也有能力预见、把握进步。进步是全人类的普遍命运，人在历史的进步中创造文明，甚至进步就是文明本身。而进步一旦从知识变成信念，也就从科学变成神话。解构西方关于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既是解构西方的一种中国形象——停滞的文明；又是解构产生这种异域形象的本土视野——西方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中国是否停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人要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一个体现进步与自由的世界秩序。停滞的文明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其意义不仅限于确定中国文明的意义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还在于认同一种世界秩序及该秩序中西方文明的意义。
欧洲人在建立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在建立世界观念体系。海涅谈到德国哲学时说，英国人占领海洋，法国人占领陆地，留给德国人的，只有天空。但思想也是力量。没有人比康德更深刻全面地理解启蒙精神。他坚信人类历史具有一个合乎理性的目标，根据这个目标，哲学家可以写出一部以人类进步为线索的世界历史。这部历史不仅可以整理出人类过去历史中合目的发展的线索，还能为人类物种“展示出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的远景”。康德期望“哲学的历史家”能够写出一部体现人类终极目标的普遍历史来，黑格尔完成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启蒙主义“线性的、必然的、目的论的、进步的历史观念”最系统的总结与发展。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自由精神的进步，终点是自由的实现，起点则是一个自由精神尚未开的、物质的、奴役的社会。西方代表着历史的终结，东方则代表着历史的开端。中国文明停滞的真正意义是中国文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由精神。福山说，“黑格尔是最先严肃处理印度、中国等欧洲以外‘不同人民之国民史’的欧洲哲学家之一”。〔15〕实际上，在黑格尔之前，伏尔泰、杜阁、孔多塞都试图将中国与印度纳入他们的世界历史的进步框架中，而且，他们都认为——如果说伏尔泰的意识还有些模糊——中国出现在世界历史的起点上。
停滞的中国成为世界历史永远的起点。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历史的意义几乎等同于进步，不过进步指自由精神的发展。自由精神的发展在中国文明中还没有开始，所以中国文明永远滞留在历史的门口，或者在历史之外。启蒙思想家看到中国的停滞，但不否认中国曾经发展。黑格尔将中国的停滞绝对化，这样不仅否定了中国的进步，甚至也否定了中国的停滞。黑格尔的独创并不在于为中国设定了世界历史时间框架中的起点位置，而在于在自由精神的演进历程中解释这个起点位置的意义。黑格尔不仅确定了中国文明停滞的意义，甚至否定了停滞的意义。如果自由精神从未在中国展开，也就谈不上停滞。他说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处于历史之外、时间之外，没有进步，也无所谓停滞或衰退，只有“纹丝不动的单一性”，所有的“变化”，战争、杀戮、掠夺、篡位，不过是“重复那终古相同的庄严的毁灭”。黑格尔的论述尖锐到冷酷，在他看来，中国文明不仅陷入一种恒久的、抽象机械的单一性中，停滞不前，而且，即使改朝换代、改革或革命，实际上也是换一种形式重复过去。没有变化发展可怕，将单一性的僵化停滞寓于不断的剧烈“变革”中，不变在万变中，就更可怕。无所谓进步也就无所谓停滞，这是历史同一概念的肯定与否定面。中国并不是生活在历史中，因为过去的从未过去；中国也没有未来，因为进步从未开始。在中国，只有恒久不变的单一性，因此，“最新的也是最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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