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是从戊戌变法开始到五四运动达到高峰的思想文化革命。在思想文化的革命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观念从启蒙运动的进步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观念，顺序也颠倒过来，从进化到进步。
中国在民族危难之机，接受了西方朝着未来特定目标在线性时间中发展的进步史观中最激进、也是最保守的形式——进化论。严复认识到，中西文明的根本区别即在进化观。“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23〕严复将一部批判斯宾塞的著作“译成”一部宣扬斯宾塞进化论的著作，发现进化论不仅是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还是一种可以指导中国自强保种的价值观和行动纲领。其中既有严酷得让中国人惊醒的宿命论，又有高昂的让中国人奋斗的激进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方面是弱为强肉、愚为智役、劣种灭而优种存、爪牙用而杀伐行的残酷，另一方面则是沉毅用壮、自由竞逐、天道运会、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化论不仅可以说明现实，唤起纷争，而且还可以在西方最现代的理论与中国古老的道家哲学之间，找到可理解的共同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24〕
改造世界必须先改造关于世界的观念。而改造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念的，是西方现代的以进步为核心，以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划分各民族国家等级秩序的世界观念。在空间中，中国必须重新认识世界秩序，承认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西方列强的优势；在时间中，中国必须重新认识历史，接受进步的观念与中国落后的事实，相信未来总优于过去，人类通过财富与知识的积累、民主与自由的实现，逐步走向幸福。任何一种历史观念都意味着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念。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是现代的。如果我们依旧相信古代优于现代，现代化就没有意义了。思想文化的革命最后开始。康有为的“三世说”已超越了治乱变通的历史循环论，明显具有普遍历史的进步／进化观念。康有为是否读过《天演论》，仍是一个学术公案，〔25〕但“三世说”显然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保皇者康有为在进化论基础上提出三世说，革命者孙中山在进步／进化论基础上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期：洪荒、神道、君权、民权。〔26〕孙中山的四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观中启蒙主义的进步思想已经压倒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为从改良到革命提供了历史观念上的过渡的可能。在进步／进化论上，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观点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进化方式在此危难之机，应该选择渐进还是激进。
中国在现代化运动的起点上不仅认同了进步观念，而且认同了西方的进步与中国的停滞。西方用中国文明作为“他者形象”完成自身的文化认同，中国也将西方文明作为“他者形象”认同自身。所不同的是，西方文化在认同自身时，没有一种体现话语霸权的“异域形象”塑造他们的视野，而中国在传统的“天下”秩序崩溃之后，已失去自身理解世界的观念模式，它所进入的有关世界秩序的话语系统完全是西方的，不仅包括西方文明自身的知识与价值，还包括西方的“中国形象”。这样，中国在西方话语系统中完成的文化认同，很可能认同的不是中国文明自身，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世界历史的原则是进步／进化，西方文明正在进步／进化，代表着人类发展未来的肯定性方向，中国文明久已陷入停滞，代表着被否定的过去。这是一个知识与价值系统，意味着文化霸权，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秩序；同时它也是一种神话或意识形态，意味着政治霸权，因为它将野蛮征服等同于文明启蒙，为民族国家成为帝国提供了“正义”的根据。中国开始面对西方冲击变法维新时，它面对的不仅是西方的政治霸权，还有西方的文化霸权。
中国文明陷入停滞，在中国已达成无人争议的共识。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冲突在于如何摆脱停滞，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冲突在于要停滞还是要进步，他们观点分立，但前提同一，都假定中国文明的停滞。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塑造中国的中国形象。面对西方这种强势的世界化扩张，东方不同文明类型的反应是不同的。西亚、中亚的伊斯兰文明与南亚的印度文明，在经济体系上被轻易并入西方文明的世界秩序，但在观念上却拒不承认这一秩序。东亚华夏文明始终拒绝这一西方中心主义世界经济—殖民体系，但在观念上却彻底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世界秩序与价值，其核心思想即认同西方的进步／进化观念并承认东方的停滞。1896年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时，已将中国与印度的守旧相提并论，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在“物竞公例，惟适乃存”的社会进化论普遍原则下分析西方“三百年来一日千里，我则二千年间凝滞不前，遂乃主客殊形，强弱易位”。〔27〕变法失败，进步／进化的环节从变法到革命，在革命将进步进化极端化的同时，中国认同中国文明停滞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也极端化了。《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二》，鲁迅说起初听英国医生将中国人称为“土人”还有些“不舒服”，因为“土人”就是野蛮人，“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毕竟都是事实，毕竟“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也就只好承受了，“实是别无办法”。
五
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中国的中国形象，中国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观念，也接受了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这是话语在知识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承认中国停滞，是变法与革命的前提，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前提。然而，承认停滞，接受进步，以此为前提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在观念上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困境。表面上看，停滞／进步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发展的前景，但实际上，由于某种起点上的陷阱，可能的前景也会变成幻景。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讨论停滞／进步话语为中国的现代化观念设置的本质困境。
一、中国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观念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它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自省与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虚幻性。其观念基础不是建立在中国现实上，而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上。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其中包含着关于中国的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再现，也包含着相当程度上带有虚构色彩的西方文化的自我表现内容。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之中国”，其隐喻性原则与其说明中国的真实，不如说明西方文化的真实。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批判现实的文化革命，很可能批判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中国假定的现实。这样，文化批判的真实性基础被暗中置换了，其指导下的社会革命也有可能失去其现实基础。中国的精英总与中国的社会隔着一层，是因为他们的西方话语与中国真实隔着一层。这一陷阱除了使中国的思想游移于中国的真实之外，还使中国文化在重建主体性时失去主体性。中国建立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上的文化批判，表面上在批判中国的现实，实际上却在批判西方文化的世界话语——秩序为中国在西方中心的世界文明秩序中规定的某种角色。表面上看中国在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实质上却是西方文化继续在批判中国文明。中国的文化批判者自以为自己是本土文化批判的主体，实际上由于整个话语是西方的，他们的主体性实际上是虚拟的，除非他放弃文化批判，否则只能用西方文化批判自身。中国文化自省中最强烈的言说掩盖着一种集体失语的过程。
二、接受了西方的“停滞的中国”的中国形象，也就接受了产生了该形象的整个话语系统及其规定的世界秩序，中国停滞，西方进步；中国代表过去，西方代表现在；西方是西方，中国是中国。话语秩序分配着世界秩序。一旦接受了进步／进化的话语秩序，也就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与帝国主义秩序。而在这个秩序中，中国是被动的，劣势的，被否定的。接受进步／停滞话语，中国的现代化理念在起点上轻松，终点上并不轻松。因为这种话语规定了世界秩序的现实性，却没有明确超越这种秩序的可能性。对于西方文明冲击、征服东方文明，这种秩序是激进的，对于被冲击与征服的东方，则是宿命的。在启蒙主义中包含着这样的命题：东方的停滞是由于东方的专制，而东方的专制制度则是由东方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的。自然环境不变，历史命运也不可逆转。当时流行的文化地理学假设，如果每个民族的地理条件不变而让世界历史重演一变，肯定还跟过去一样。从进步到进化，不过是将自然环境的宿命因素变成人种或种族特征。人种不改造，民族历史的命运也不可改变，而改造人种的方式实质上就是消灭这一人种，进化出一种新的人种。进步／进化话语带有残酷的宿命论色彩。中国接受了停滞的中国形象与进步／进化的文明秩序，可在这种文明秩序中，既包括超越停滞的激进因素，也包含着超越即消灭的宿命因素。中国的现代化在文化观念上不是在选择发展或灭亡，而是选择在停滞中灭亡或在发展中灭亡。中国可以进步或进化，但已经不是中国了，它将变成另一种文明甚至另一个人种。
三、停滞／进步话语及其规定的世界秩序是二元对立的，停滞与进步，过去与现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必然在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或停滞或进步，或过去或现在，或中国或西方。而选择中蕴含的二难境界，不在于选择停滞与进步，而在于一旦选择了停滞或进步，也就必须选择其他两种对立中的一项，或过去或现在，或中国或西方，因为这三组对立实际上是相关联而结为一体的。选择进步就等于选择现在，而现在与过去是对立的，所以就必然否定过去，于是传统与现代化在中国就成为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相应的两种极端化态度——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分解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运动。更危险的还在于下一个层次，选择了进步与现在，就选择了西方，如果进步的现代化运动最终是将中国变成西方，那么，针对西方文明提出的中国自强运动，结果岂不背离了初衷。中国是在西方的一系列打击与侮辱下开始自强奋进，先器物后制度后思想，从物质到精神，如果都将中国西方化了，那么中国自强的起点是中国的生存竞争与进化，终点则是中国的消亡。中国的现代化与西化包含着本质的同一性与本质的矛盾性。中国希望要现代化不要西化，可现代化本身就是西化，这是同一种文明类型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界定。如果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彻底西化，自强的主体（中国）已经不存在了，自强作为手段，还有什么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主体，其认同方式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才是民族的，而且民族的认同是在文化中实现的，所谓中华民族在种族上是合混的，清晰的识别性在于共有的华夏文化。因此，“保种”与“保教”实际上是一回事。严复、康有为那一代人已意识到这种困境，只是激流之下，难以自持。
中国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观念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并将其作为整个现代化运动的精神起点。它既为中国的现代化展示了某种光辉灿烂的前景，又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埋伏下致命的文化陷阱。启蒙进步史观将中国固定在空间中，进步是西方的历史，停滞是东方宿命。社会进化论是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它设定的世界秩序是由种族的等级性秩序构成的，进化是其形式，竞争是其动力，优胜劣汰是其结局。社会进化论为革新者所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破坏力与革命性，然而，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作为西方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进化论既给中国一种激进的社会革命力量，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力量的历史作用。进化的主体是种族。作为种族，中国如果不自觉自强，就会被作为劣等民族淘汰，有“灭种”之灾。可是，在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世界秩序中中华民族又被视为劣等民族，无法与西方优等民族并立争，注定要被淘汰。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既是激进的，又是宿命的，它在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为中国提供了自觉自强的力量与可能性；但在终点上，又设置了灾难性的结局。
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中国文化批判与重建的起点，让人在希望中感到绝望。二十世纪初，改良激化为革命，暴动打破了政治上的停滞，帝制结束，共和开始，可鲁迅却发现，似乎最顽固的停滞寓于最剧烈的变革中，应验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预言，东方社会不管政治变动多么巨大，历史却没有进步。文化革命的困境几乎与政治革命的困境同时出现。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文化启蒙的起点上接受了停滞／进步话语，其中的背景与前景，问题与困境，也都在这个起点上设定了。中国变法自强，启蒙革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它要求独立而且与西方对立，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与西方同一。而且，二者之间，一方面分立一方面趋同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逐渐激化。现实是，现代的就是西方的；而中国追求的是，现代的但不是西方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文化观念上陷入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二难境界中，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或此或彼，而且中国的就是传统的，西方的就是现代的。
接受了西方进步／进化的历史哲学／意识形态，也就接受了停滞与进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而且或此或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