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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利是个非常糟糕的科学家，极其固执己见，根本没有办法负责任何公共卫生部门。说他的试验是“业余水平”还算是溢美之词。这些试验不仅没有什么计划性，进行的时候还无可救药地存在偏倚：他对任何既定试验的结果如此有把握，以至于他只做那些他知道一定能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试验。有时候甚至连这些试验都得出了他不喜欢的结果，他干脆不理会这些结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1997年指出的那样，伟利对美国的反对服用麻醉剂运动方面的政策具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他是第一个赞成“零容忍”立场的人，还是第一个通过“伪科学”来把丑化麻醉剂的科学家。
然而伟利真正的兴趣不在麻醉剂上，而在食物上。他最开始是着手“证明”安息香酸（水果中发现的一种天然防腐剂）有毒（其实没毒），从而使得它被禁用。他对这次的胜利洋洋得意，接着开始对更大的目标实施一系列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伟利在实验室里的能力似乎完全可以与他在实验室外的能力相媲美：他是第三个在华盛顿拥有摩托车的人，却很快成为华盛顿第一个把车撞坏的人。
然而他能大显身手的地方，是搜集公众的支持。为了安息香酸的计划，伟利曾经召集了十二只天竺鼠，称它们我自己的“试毒小分队”，喂它们吃各种各样的垃圾来观察它们的反应。公众根本不知道他的试验方法有多么粗劣，对他的作法非常欢迎。试毒小分队！妙极了！伟利成为美国食物安全卫士，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他，所以当保护公众免受药物里的危险成分的危害时机到来时，公众同样需要他。
尽管伟利不是个药理学家，他还是决定来对付江湖假药。从1902年开始，他开始制订一项法案，这项法案不是禁止麻醉剂本身，而是要求专利药生产商在药瓶上列出药里的所有成分。如果一种药里含有可卡因，那它必须明确说明它里面含有可卡因。这种作法实际上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药关键的卖点之一常常就是它们的“秘密配方”。强迫他们揭示配方很可能会砸了他们的买卖（可口可乐发明之后的一年之内冒出了数不清的模仿可口可乐的产品，而可口可乐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秘密配方）。1906年二月，伟利向美国参议院提交了“纯粹食物与药品法”。议员们决定对它展开辩论。
碰巧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了一本书，促使参议院迅速通过了这个法案。《丛林》是一本揭露芝加哥的美国肉类加工产业内幕的书，作者是一个名叫阿普敦。辛克莱尔的信仰社会主义的改革家。书中详细地揭露了美国人吃的肉制品的真相，还披露了诸如此类的细节：屠宰场满地跑的都是老鼠，工人把抓住的老鼠同牛肉一起直接扔进肉类处理机里。公众怒不可遏，“纯粹食物与药品法”在参议院顺顺利利地通过，并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1906年六月签署生效。
这对江湖假药产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许多古柯制造商破产了：人们根本就不想喝什么振奋精力的补药，因为他们发现药瓶上写满了“毒药”这个词。一些厂家设法从配方里去掉可卡因，换上其他什么成分。另外一些厂家试图据理力争：安吉罗。马里亚尼于1906年声称马里亚尼葡萄酒里只含有“无限少的微量”可卡因，应该受到这项法律的豁免。他后来还辩解说，拿可卡因来代表古柯，就好像拿氢氰酸来代表桃子（氢氰酸是桃子上的小麻点中所含的毒素）。这是个空洞的比较，不过其实他说中了要害：把古柯产品同可卡因产品混为一谈是不公平的。
不幸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没有对那些含有大量可卡因的专利药和那些只含有微量可卡因的药物区别对待。伟利真正的敌人不是可卡因本身，而是那些不诚实的药商，因为他们闭口不提自己的产品里含有可卡因。他说：“我们不关心数量——数量多少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他错了。那些立法者不明白的是，古柯叶子以及由其制成的滋补品相对无害，因为人们通过服用它们而可能吸收的可卡因数量非常少。但是有一些可卡因专利药却含有数量相当多的纯可卡因，因此危险性极大：关键问题不在可卡因本身——而在剂量上。伟利似乎从来没有弄清楚这一点。
关键的是，“纯粹食物与药品法”也没能对禁止可卡因销售本身进行立法：一方面古柯酒和古柯兴奋饮料的制造者纷纷破产，另一方面人们仍然可以走到美国某个州的药店，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买到纯盐酸可卡因。
“纯粹食物与药品法”成功了，因为它在一年之内取消了市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可卡因产品和古柯产品。然而它也失败了，因为被取消的这些产品并不是那些真正造成危害的产品。最先倒闭的就是那些生产低浓度古柯补品的公司，它们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产品里去掉古柯，要么抛弃这种产品。哪一条路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些原来计划着数不清的其他江湖假药的公司很快就放弃了可卡因：犯不着费这么大劲儿。
那些生意完全依赖着古柯的人发现自己有了麻烦。安吉罗。马里亚尼专门为美国市场引进了一种不含可卡因的马里亚尼葡萄酒，可是卖不动。与此同时，治疗感冒和哮喘的药在全国都卖得非常成功。制造商在药瓶上贴上了标签，提醒顾客里面含有可卡因，但还是和以前卖得一样好。
这项法案的确从市场上取缔了许多含有可卡因的媒介药物，然而它对真正的可卡因上瘾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可卡因瘾比较大的人根本不服用古柯补药——他们要么使用高浓度的鼻烟和喷雾剂，要么使用纯可卡因。显然，要把可卡因从街上赶走还需要施加更大的压力。然而伟利跑到一边忙着对付另一种有隐患的药物，咖啡因，所需的压力从哪里来呢？答案并不遥远。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报纸和广播报道上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最终导致美国人全面禁止可卡因。这次运动靠的是激发美国人最深的偏见——再捕获他们心低最深处的恐惧。他们的法宝就是种族主义。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25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1）
新闻上刚一开始出现有关可卡因上瘾的报道时，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不仅是因为可卡因有这种迷人的作用，还因为上瘾的人属于中上层阶级这一点让他们的同代人兴奋得发抖。这些人常常是医生和医学专业人员，这些可怜的令人悲哀的人充分享受了可卡因，却失去了一切。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由富变穷的故事，讲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故事，这便使得它更具吸引力。染上可卡因瘾的人被描绘成悲剧性的人物，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常常被称为“不幸的人”或是“受害人”。
但是，随着可卡因上瘾的故事越来越常见，读者对他们失去了同情。可卡因上瘾不再令人感动：只会惹人烦。随着越来越多的可卡因涌入美国，价格也随之下降，就有更多的人买得起它——造成可卡因使用者所属的阶层没有那么突出。新闻报道开始强调的不是“不幸的人”，而是“上瘾的人”和“可卡因狂”。这些受害人得到的同情更少，因为公众认为他们染上药瘾不是因为医学研究而造成的不幸，或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以身试药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快乐服用可卡因造成了。这样一来，瘾君子的形象从出现了问题的具有悲剧色彩却又受人尊敬的绅士（或是淑女），渐渐变成了坏的，自私的，危险的——而且还可能犯罪的——瘾君子，或是“可卡因狂”。
这样一来，可卡因第一次同犯罪联系了起来，二者之间建立了明显的因果关系，直到今天还有人这么认为。随着可卡因价格越来越便宜，数量也越来越多，发动这场可卡因狂热的人们开始躲得离它远远的，最终害怕了起来。不久，可卡因和犯罪之间的联系就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1911年，哈弥尔顿。莱特——美国反对服用鸦片运动的领袖，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是个酒鬼——的新发现让《纽约时代周刊》的读者大为震惊：
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市负责执行州和市的制药法的机构都一致认为，滥用可卡因直接刺激人们去犯罪；它或许还是增加犯罪级别的所有因素中最不同寻常的一个。非法使用可卡因是最难对付的，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暂时提高犯罪的能力，结果他们为了拒捕，会毫不犹豫地实施谋杀。
《纽约时代周刊》，1911年三月12日
可卡因似乎不仅有诱导暴力和犯罪的倾向，而且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对自己施加暴力。《汉普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卡因地狱里的八年”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名叫安妮。梅尔斯的女瘾君子的故事。梅尔斯回忆起对可卡因的渴望驱使自己采取绝望的手段：
由于可卡因一开始的效果是盗窃癖，所以我不停地惹麻烦我故意拿起一把剪子，把一颗填满金子的牙齿撬松。接着我拔出了这颗牙，把它砸开，拿起里面的金子就往最近的当铺跑（血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浸湿了我的衣服）。我把它卖了八十美分。
引自《奇异古柯》，肯尼迪，1985
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里夫兰。墨非特——这个人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篇报道之前他就曾经因为预言摩托车“永远也不会在美国流行”而被记载下来——进一步把可卡因同犯罪联系了起来：
让我来指出“可卡因狂”所犯的罪行不仅仅反映在他们疯狂地渴望得到可卡因之上，还反应在服药之后的疯狂的愉悦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州的爱斯伯瑞公园杀死小史密斯。玛丽的凶手就供认说自己是可卡因上瘾的受害者，还有芝加哥警察局的副警长告诉我的一桩尚未破获的谋杀案，种种疑点都指向可卡因这种新罪恶，可卡因罪恶，也是我们要对付的最严重的罪恶，已经证明它是犯罪分子和最不同寻常的暴力行为的制造者。
《汉普敦杂志》，1911年第一期
犯罪的确令人惊恐，然而后来发现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种族思想。如果白人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会犯罪，——那么，黑人服用了可卡因后会干出些什么来呢？大多数人认为黑人不服用可卡因就已经非常疯狂。从1900年左右开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在跃跃欲试了。这个答案如此可怕，以至于很快就获得了动力，《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道说“有报道说南部某些地区的黑人开始对一种新的恶习上瘾——用鼻子“吸食”可卡因或是染上“可卡因瘾”。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没过多久，公众就发现：
美国某些的确的黑人使用可卡因的情况简直就是骇人听闻问题地区的警官告诉我们说，瘾君子们被可卡因弄得发狂，他们要得到可卡因真是易如反掌。
《美国制药杂志》，1901年，引自《可卡因之战》，埃迪 等，1988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服用可卡因呢？《英国医学杂志》解释得很清楚。据这份杂志说，一切都开始于新奥尔良，那里的工人轮换班给蒸气船装卸货物，需要持续工作长达七十个小时不停止。黑人搬运工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他们干得更起劲，时间更长，吃得却更少，反过来又把这种习惯传给了种植园的工人，工人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可卡因。没过多久，正如波托西城的西班牙工头一样，庄园主们发现可卡因对维持秩序非常必要：
今年，如果不能保证在附近某个地方买到可卡因的话，许多亚祖河边上的种植园里的黑人就拒绝干活，据说有些庄园主在种植园的供应物资中储备了可卡因，就像定量分发威士忌一样定期给黑人分发可卡因。
《英国医学杂志》，1902年十一月28日
黑人不光是服用可卡因，而且用得很多，乔治亚州的华生上校——一个热切的反对服用可卡因（和可口可乐）的活动家——在《纽约论坛》上报告说：“我去过亚特兰大的蒂卡杜大街上的一些黑人酒吧，老板们告诉我说因为黑人染上了卡因瘾，弄得他们简直要关门大吉。”
整个美国有关黑人滥用可卡因的报道都是刻意捏造出来的，目的是要吓唬北方那些头脑狭隘的中产阶级白人。他们已经读过有关可卡因对诸如医生和律师之类受过教育的白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但是黑人！该死！他们连喝酒都不能让人放心。没过多久，美国白人的偏执狂思想开始表现在报纸上。华生上校接下来还说：
勿庸置疑的是，可卡因能很快影响到大脑，导致南方的精神病院里塞满了不幸的受害人。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习惯性地使用可卡因，会在精神上变得不负责任。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服用它还能保持精神健康。这是一种最糟糕的伤害大脑的方法。
《纽约论坛》，1903年六月21日
华生的结论非常坚决：“南部各州有色人种犯下的许多可怕的罪行”，他这样写道，“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可卡因瘾上去”。与可卡因有关的黑人犯罪事件在整个二十世纪头几年急遽增加，与此同时，有关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故事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暴力，也越来越不可信。这里面最著名的，便是由真正的公正报道大师——爱德华H威廉姆MD——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的打着“黑人可卡因狂成为南部的新威胁”的旗号下所作的报道。这是那种让你读了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就意识到其实一点也不好笑——的报道。读着他的文章，你就能在头脑里勾勒出他的形象来：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家伙，长着一部修剪得很整齐大胡子，戴着金属框的眼镜。他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一个严肃的家伙，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一个忧心忡忡的人。他当然很清楚如何给自己的故事开个好头：
几年来一直有谣言说南部麻醉剂上瘾的情况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