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个财迷，他靠牺牲白种女人和白人姑娘的灵魂来赚钱。
《世界新闻》，1923年七月二十二日
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展开了一系列大胆的诱捕行动，在索霍区，便衣警察接近看起来有可能贩毒的人，试图向他们购买可卡因。他们发现这些可卡因大多数来自于私下里接受贿赂的合法的药剂师。然而，随着被捕的药剂师日益增多，可卡因供应开始减少，有胆量的走私分子开始利用新方法把可卡因带到英国来。塞西尔。德。莱诺本人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可卡因走私活动：小船在隐蔽的埃塞克斯河口把药卸下，装进小汽车里，然后直接运送到伦敦。他说，麻醉剂来自荷兰，巧妙地伪装成雪茄货物运输。如果运麻醉剂的是条大船，药便封入防水容器里，在船开进码头前扔到船外，夜晚的时候再用小渔船打捞上来。还有更复杂，那就是把带有防水包装的货系在一大块海盐上，货就会下沉，盐完全溶解后才会再次浮上来，这时海关和警方早就走了。
尽管英国警方一开始的时候打击可卡因很有效，清除了大街上的可卡因，但是这样一来，可卡因的价格就会提高，从而使得毒品走私更具诱惑力。有人问1922年逮捕的一个德国毒贩子为什么要走私毒品，他指出他在德国买的三十英镑的可卡因到了伦敦价值就超过三千英镑。随着警方的警惕性越来越高，毒贩子也设计出了新方法来绕过海关。1922年《晚间新闻》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可卡因走私者的惊人伎俩”的文章报道说，在最近的抓捕活动中发现，可卡因藏在鲜花，蔬菜，德国泡菜，墨水瓶，甚至是猎犬标本里（要不是涉案的女人在快要通过海关前打开了标本取出一些可卡因来给自己增强体力，她本来是可以逃之夭夭的）。与此同时，养鸟的人也在利用信鸽从欧洲中部地区走私可卡因：把可卡因系在鸽子腿上，然后放它们回英国。《晚间新闻》报道了一起把可卡因藏在木头的纪念碑模型里面的走私案子——这个计谋毫无品味，“只有德国人的脑瓜子”才能想得出来。
英国人愤怒了。国会里有人在大声呼吁：一位议会成员认为，贩卖可卡因的人应该遭受鞭笞，因为“这些外国人除了这什么都不怕”。法庭对他们也同样毫不同情：一个塞浦路斯人同一年走私了“6，000剂”的可卡因到英国，他犯了个大错误，竟然试图把药卖给一个药剂师——英国仅有的几个自己可以买到可卡因的人之一。“愚蠢”似乎不是个能减轻犯罪情节的合适的理由：“我真希望我们能枪毙你，你这个流氓，”地方法官咆哮着说，接着判了他尽可能长的入狱时间。
就在英国围捕伦敦的中国移民的时候，可卡因灾难横扫欧洲。塞西尔。德。莱诺1922年来到巴黎，他发现那里的“可卡因比我所到过的其他任何地方使用得都广泛”。十年前的医学杂志报道说，巴黎超过百分之五十妓女都使用可卡因。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是蒙特马特区以及巴黎周围的夜生活区：豪尔区，拉丁区和香榭丽舍上的几个非常时尚的场所。从巴黎警方1920年的记录可以看出，他们在巴黎没收了70公斤的纯可卡因，但是直到1924年，全国禁毒小分队只有八个人。
西班牙也遭受了打击，警方报告说，巴塞罗那和马德里出现了专门的“可卡因瘾俱乐部”。比利时也同样，当地的医生报告说可卡因服用者清楚地分为四类人：知识分子，身体有病的人，精神不稳定的人，和那些从事卖淫行业的人。在意大利，情况还要严重，一家主要精神病院的主管在1920年提醒人们提高警惕，因为由于可卡因造成的偏执妄想症，导致了入院人数大幅增长。这也许并不令人吃惊：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这时的意大利人认为，一天用上五克可卡因才算时髦。
德国人也有了麻烦。因为无法保证一直可以获得充足的古柯供应，整个一战期间德国都在囤积可卡因。现在的德国筋疲力尽，负债累累，还要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金。德国国内的黑市火爆；金融上的萧条和精神上的压抑使得人们必然会寻找某种能让他们轻松点的东西来调剂一下。囤积的可卡因开始神秘地消失——结果只是出现在大街上。从一条记录上可以看出，直到1920年非法的可卡因还可以在药店买到，不需要任何处方，量大到一次卖出一公斤。毒贩子买上大量的可卡因，掺入大量的杂质，然后按照其实际零售价值的七倍或是八倍的价格在大街上出售。精神病诊所一直在加班加点，因为有很多看起来很健康的德国青年由于可卡因引起的偏执妄想症而入院治疗，究竟有多少人，至今无人知道。一家德国机构从1916年到1921年因可卡因中毒而接纳的入院人数猛增了近百分之一千。就连瑞士也出现了问题。自从1916年军队开始撤退回国，后面就很快跟上了依附者——巴黎的妓女，她们还把吸毒的习惯带到了瑞士。瑞士精神病学家汉斯。梅尔在他1926年出版的经典之作《可卡因上瘾》中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瑞士可卡因上瘾的程度，描写了一百多个严重的上瘾病例（他曾经亲眼目睹了他的一个病人一个夜晚竟然服用了十九克的可卡因！）他注意到，今天的可卡因瘾君子所遭受的所有常见的症状，包括鼻炎，鼻孔之间的隔膜穿孔（最早的记载出现在1904年；“用鼻子吸”可卡因的方法可能在二十世纪之交开始于穷人当中，因为穷人买不起上层社会极其迷恋的注射器），以及心脏不适。他饶有兴趣地发现，正如多年以前的印第安人早就说过的，以及曼泰加扎在1859年提到的那样，可卡因的的确确对提高肌肉的能力和耐力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
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个体能够具有相当的平衡和杂技本领，而这种本领需要他们的肌肉具有正常状态下他们无法达到的紧张度和灵巧性。我的一个病人完全处于幻觉中时候，能够像只猫那样灵巧地爬上一栋多层楼房的前墙。
《可卡因上瘾》汉斯。梅尔，1926
第二部分 专利药，蛇油与性第29节 黑人，中国人； 苦力和英国人（5）
梅尔对一种特殊的可卡因副作用特别感兴趣：幻觉。弗洛伊德的朋友，阿恩斯坦。冯。弗莱舍尔马克索夫是第一个体验到奇怪的幻觉的人——他感觉到有蛇或是昆虫在他的皮肤下面爬。产生幻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人们很快清楚这是可卡因中毒常见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给它起名字叫马葛南综合症——这是以曾经在1889年研究过这种病的一个法国医生的名字命名的——不过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街头巷尾的名字：“可卡因虫”。一个德国医生路易斯。莱文报道了使用可卡因的人在妄想之中会怎样试图消除这些触觉上的幻觉：
外围神经的不正常感觉会导致病人相信自己的皮肤下面有动物。这样导致的结果往往是病人为了清除身体里的异物，会造成自我伤害，而且在虚假的主观印象影响之下，还会伤害他自己的家庭成员。一个女人为了杀死“可卡因虫”，用针刺伤了自己。一个男人忍受着胳膊和双脚产生阵痛和疼痛感，以为自己正在遭受电刑。他认为自己可以看见连在自己身体上的电线。
《梦想国》，莱文，1924
马葛南本人也报道了许多自我伤害的病例，其中包括一个商人，他遭受着：
视觉幻觉（病人身边所有的物体似乎都在动），听觉幻觉（他每天夜晚都会听到可怕的敲门声），和触觉幻觉（他感觉自己的舌头上爬满了黑色的虫子）他会看见跳到的黑影，感觉一群蜜蜂围着他，还有一只海龟给他打手势。在他看来。所有这些物体，包括马和狗在内，看起来都比实际生活中的小。他声称自己不得不呼吸一种闻起来很污秽的气体。不时有人拍他的肩膀，陌生的躯体还会爬上他的皮肤他把针，钥匙和刀子插入自己的肛门，为的是——像他说的那样——呼吸一下，因为他的身体里充满了气体。
——马葛南，1889，引自《可卡因上瘾》梅尔，1926
在上瘾程度不那么严重的人身上，可卡因产生的妄想没有那么严重：梅尔发现他的比较有技术头脑的病人吸了毒精神恍惚之际，一般会把时间花在发明不同寻常的机械机器和小机械上。他的一个病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机器，可以在战场上把他的敌人一扫而光。其他许多病人一次又一次解决了永恒运动的问题，等到药劲儿过去了，发现他们只不过是在纸上涂下大堆的胡言乱语罢了。“一战期间”，梅尔指出，“法国战争部收到了可卡因瘾君子们幻觉之中研究出的大量方案。”
可卡因甚至还对苏联造成了伤害。一战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个可卡因消费大国——一位俄国科学家瓦西里。冯。安瑞普是可卡因作为局部麻醉剂的未被承认的发现者，另一位科学家瑟格。科洛米尼因为用药过量造成了第一起可卡因死亡事件。但是可卡因并不仅仅只作专业用途。一份佚名手稿“可卡因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出现在一份巴黎流亡者的杂志《数字》上，它证实了莫斯科中层阶级曾经大量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后来有人宣称这份手稿不是真的）。与此同时，莫斯科刑事机构在十月革命过后不久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这些机构里充斥着染上毒瘾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妓女。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革命期间的营养不良，或是物资奇缺，导致可卡因的“裁切”率越来越高），这些人鼻粘膜穿孔的比率比西方要高得多。据报道，这种情况在俄国军队中尤其常见。但是没过多久，苏联社会的毒品上瘾水平迅速下降。可卡因在苏联消失的原因很简单：暴力手腕，政治阴谋和镇压一起发生作用，保护新生的苏联免受可卡因之灾。正如西方二十年后发现的那样，毒品上瘾——同失业，无政府状态和宗教冷漠一样——只有通过天翻地覆的社会剧变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治疗。自从现代意义上的非法毒品中毒到来之后，滥用非法毒品真正的达到最低潮是在二战期间。在那之前，服用可卡因是整个欧洲以及远至澳大利亚和埃及都十分熟悉的消遣方式。然而如此巨大的可卡因世界市场需要与与之相应的巨大的可卡因供应。这些可卡因来自何处呢？
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德国，至少一开始是。俄国的可卡因产业由大约十个公司组成，全都座落在法兰克福八十公里的范围之内。这些公司里最出名当然是默克公司了。早在1910年，它每年就大约产生5，3000公斤的纯可卡因——百分之七十五用于出口。在战后的不安情绪与毒品上瘾增多的影响下，你可能会以为德国人会放慢其可卡因生产的步伐。事实上恰好相反。可卡因在世界市场上是价值极高的一种产品，也是少数几种能够赚取硬通货的产品之一。
德国人大大提高了可卡因的生产。在一次又一次的非法毒品没收中都在装有可卡因和海洛因的容器上发现了标有德国制药生产商的商标和标志。1925年的前四个月，光是德国一个国家就向瑞士出口了超过1，500公斤的吗啡，554公斤的海洛因和516公斤的可卡因。但是这些麻醉剂要到达的最终市场显然比瑞士远得多：这么多的海洛因足够供应瑞士合法的医疗需要再用上一百五十年。
德国这一招很聪明。尽管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认可海牙协议，仍有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慢一点。瑞士就还没来得及认可它——所以通过瑞士运输麻醉剂并不违法。到瑞士后这些药再前往何处，那就谁爱管谁管了——反正德国已经赚到了钱。当瑞士不得不遵守新的国际禁毒法的时候，这个漏洞便堵上了。不过没过多久，又出现了其他的漏洞。
从1921年开始，国际社会引进了一种新的系统来监控危险药物的国际运输。这个系统要求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具有进口和出口证明。出口可卡因之前，买方需要向卖方提交一份证明，说明你出口危险药物已经获得了法律许可。卖方国家要证实这份证明是否真实，然后提供这批药物所附的他们本国的出口证明。交易双方都必须的他们的药物交易进行精确的记录。人们希望，这样一来，只需要查阅这些记录，就可以追踪到世界上一国与另一国之间的国际毒品运输而不至让这些药不知所终。不幸的是，这个系统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一开始，禁毒协定就只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化学物质为非法药物。聪明的毒贩子意识到，只要把毒品转化成其化学变种，就根本不需要什么国际证明。可卡因和海洛因被伪造成不违反法律的形态，公开运输到世界各地，等到达了目的地，再转换成海洛因和可卡因。
一家著名的瑞士药物公司的一桩生意轰动一时。它交易的是一种显然无害的叫作乙酰基丙酰吗啡的化学物质，直到1928年才有人指出，这种物质很容易就可以转化成吗啡。瑞士方面知道这种化合物并不违法，干脆把它邮寄到市场国。另一种绕开国际规定的方法是把可卡因从制造商那儿直接运送到该制造商在购买国设立的跨国子公司那里，而不是运送到购买者那儿。这样一来，可卡因尽管到了国外，可是仍然——从技术上讲——属于制造国的财产。这样就不需要任何进出口许可证。可卡因一旦到了国外，当然就进了当地的黑市。对这种走私行为的量刑很宽松：1925年在汉堡逮捕的一个贩毒集团承认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把“成百上千”公斤的可卡因转移到了世界各地。这个集团里只有一个成员被判监禁：入狱一个月。
渐渐地，随着国际立法和警方执法日益严格起来，此类的漏洞都被堵上了。不过最大的一个漏洞还是运行了近十年。1928年在鹿特丹城对一艘货柜式货船进行突袭搜查中查获了六十公斤的可卡因，这是第一次有迹象表明实际存在着一个会制造各种各样麻烦的庞大的国际走私组织。在调查过程中暴露了一个情况：形形色色的国际制药工厂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