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地理因素的角度来解释，分封制下，两种势力对国君独裁的制约，也是减少农民起义的重要因素。
分封制的第五个好处，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劳役奔波。
在分封制时代，一个人出远门——譬如服兵役，最多是跑到本诸侯国的边境上，足迹不出一个省。而现在统一成一个大帝国了，出远门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说刘邦往中央送犯人，就要一路从苏北走到陕西去。交公粮也是如此。农民们交公粮，要在地方官的组织下，雇车运输到中央去。以当时落后的交通手段，向中央运输公粮和木材皮革等物资，动辄一两千里，势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运输价值一钱的物资给中央，需要耗费几十个钱的人工和路费。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间受其毒苦已深。这些送公粮和物资的农民走在路上，衣服和口粮都得自我解决，走不到半道，新衣服就已经破旧了，其他费用也一样高昂。所以人们受不了，干脆纷纷逃亡，有的则怀念起分封制时的美好，喜欢有个本地的诸侯王，可以让自己服兵役或者交公粮什么的，足不出“省”——这大约也确实是分封制的一个好处吧。确实，以当时相对落后的技术手段，庞大的中国硬要从分封制统一成一个大帝国来运转，成本一定会提高，效率却未必提高。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秦王朝偏偏特别喜欢这种“宇宙流”的大调动，用汉朝人的话说，秦喜欢“转海濒之粟，致于西河”，也就是把东海之滨的粟，转运到陕西去，这不是故意折腾老百姓吗？
人们饱受秦王朝的毒苦，所以离开家门的时候愁眉苦脸。后来汉朝人贾谊提议在距离中央较远地区（譬如淮南）增设一些诸侯国，从而让人们就近建设本诸侯国，减少人们的长途奔波。汉文帝接受了这个提议。
所以，对于一个脆弱的新建王朝来讲（说它脆弱，是指它是从两千年的分封历史习惯上转折建立起来的），适当分封诸王子出去，以浓于水的血亲关系作为保障皇族势强二世、三世不断传下去的有力措施，确实如淳于越所言，能够起到中央的枝辅的作用。
总之，对于一个刚刚建国十几年就由于急于事功闹得风雨飘摇、民怨并起的秦王朝，从医得眼前疮、安定当前局面的角度看，搞一点分封制（不是全盘的分封制，而只是把一些王子封到边远齐楚地区去，是部分的分封制，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分封制中的积极因素），不失是一种短期救弊的急药，大有裨益。淳于越的这一“分封王子去远方”的建议，即便在最慎重和挑剔的人来看，也是应该被采纳的！
可惜，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宁愿要百分之百的纯郡县制！
后代的王朝借鉴了秦亡的教训，在分封制的历史惯性还很大的专制时代前半期，多数是改行“郡县、分封双轨制”而不是秦的“单纯郡县制”，譬如汉就是这样，从而大大提高了王朝的成活系数。
不过，光讲分封制的五大好处也不算“讲理”，分封制的坏处似乎并不比它的好处少。那些被封出去的浓于水的“血”（皇族子弟），随着世代的传延间隔，终于会淡得比水还淡。他们翻眼不认人，势力坐大，从开国之初的枝辅作用，慢慢变成了威胁中央的割据反叛势力。这就是为什么汉朝后来出现七王之反，晋朝有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战，而春秋战国的诸侯王们更是混战不休，把老周天子根本不当正经对待。总之，一句话，分封的诸王在开国初期的枝辅积极作用随后又会变成离心的反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就是看到了分封制会带来割据混战、天下苦于战斗、相攻击如仇的恶果，所以终于一棒子把淳于越的“部分地区分封制”的合理化建议给打下去了，秦王朝从此走向了一维郡县制的不归路。
淳于越踉踉跄跄走出朝堂，他感到岁月悠长，但是所余单薄。
秦人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对于自己搞出的郡县制、兴事功、专赏罚等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新政”，非常自矜。
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身上传统的包袱少，所以向来蔑视传统。分封制就是一种传统，是历代帝王治国之术的根本。但是秦人不以为然。分封制原本在秦国根基就不深，又被商鞅革命给狠狠地革了，如今，他们要把职业官僚郡县制广泛地推广到全国。
这当然不是坏事情，但是他们也许忘了，商鞅在革命的时候，自己落得被五马分尸的下场，现在向全国输出对分封制和相应的贵族政治的革命，自己又会落得怎样呢？
反抗的力量已经被感受到了，端倪就是淳于越的发言。
针对淳于越分封意见的发言，李斯作了反驳性的发言，李斯说：“现在地面上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势头，就是一些人整天借着古代政令思想非议时政。他们挖苦当局，惑乱人心。每当朝廷下达政令，他们就都拿一些古书上的教条，对政令议论纷纷，引经据典，以古非今，抨击造谤。”
李斯的话说得含糊其辞，那些人议论抨击的是什么呢？李斯没有说明，我私下估计，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是类似淳于越这种有“齐独”思想的人，和中央唱着反调，要回复分封或者部分分封的政治结构；第二类是针对秦王朝急于事功、轻用民力的，这个东西把大家折腾得很凶，自然有人会提意见，出来抨击。
李斯接着说：“这帮提意见的人呢，他们入则心非（在肚子里否定），出则巷议（在街上‘大鸣大放’）。他们如果结成党，君主的势力和政治主张就要滑落了。所以对他们应该打击。我建议，把这帮人所引经据典使用的那些古书都烧了，看他们还怎么议论。《诗经》、《尚书》一定要烧，他们主要就是根据这两本书上的古代教条思想，来非议和诽谤今天的时政的。诸子百家之语，也要烧，因为它们也会教人胡乱议论。”
当然官府里的这类藏书李斯没有说要烧。为什么不烧呢？我估计因为统治集团的人还是要研究和借用这些书中的治国之术的，虽然是对它们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要烧只烧民间的——这不但可以减少民间借之以抨击时政，在法理上也符合法家、儒家、道家在先秦一贯提出的“弱民”思想。
“我们把民间的思想书都烧光了，”李斯说，“让民间的黔首们没有书看，变成了榆木脑袋，也就啥都不懂，再不能造谤议论了。”——这些书籍，现在我们当文学书看，当时是政治书，饱含了种种与新时代皇权专制时代所不能相容的政治观念、价值观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控制这些书籍，确实是会影响皇权专制社会。
所以，焚书，并不是秦政府要和文化作对，实是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需要。
“他们想学点东西的话，就学政府法令，这样就对我们新时代的政治思想，扎根吃透了！”
秦始皇对李斯这个主意大加赞赏，于是焚书运动就开始了。
李斯命令：“如果谁在烧书命令颁布三十天内不烧，相关责任人就脸上刺字，派做城旦。”
李斯的做法，好比鲧的治水，用堵和压的方法，而不是疏导。当然他也疏导了，他让人们看含有现时代新的政治思想（皇权专制取代分封）的书籍。
但是，光用疏导是不行的。你可以组织大家学习新时代的文件精神，谁不同意，就给他不停地学。谁受不了了，表示完全接受新时代的文件精神了，算是过关。这样，开它两年的学习班，思想就扭转过来了。或者开科取试，谁接受我们新时代的政治观念，还论述得特别好，我就录取你进入富贵行列。这些都是好的疏导的办法。
有这样的疏导，干吗烧书啊！
但是，不行，烧书似乎还是必要的。这跟当时的士人民众脖子比较硬有关。这些人习惯了从前分封制下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恐怕一般的学习班是改造不了他的。闹不好，他倒把学习班上的老师给辩倒了。所以李斯针对这种人，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除了烧书，李斯还说：“谁敢聚众研讨《诗经》、《尚书》这些古东西，就杀头！（因为研讨透了，就有可能借着书中观点来非议时政）。而其他形式敢于直接以古非今、诽谤朝政的，就灭族！”
看得出来，焚书只是手段，禁止提意见、禁止非议新时代政治、统一大家思想才是根本目的。
于是，秦始皇第九年的时候，书就开始烧起来了，郡县农贸市场空地上燃烧着竹板儿。统一思想的工作用这种方式开始了，这是两千多年先秦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居然有人要统一大家的思想。是啊，时代变了，可以有多元思想并存的分封时代已经翻为美好的从前，现在是皇权专制时代了——火焰吞吃着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单烧掉是不可以的，还要建立。只不过秦王朝因为寿命太短，没来得及建立。在下一个汉这个皇权专制时代，属于皇权专制时代的思想被建立起来了——那就是董仲舒修改了先秦百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作为皇权专制时代代表思想的“新儒家”。两千多年的分封历史这才真正被翻为一去不复返的从前。
向传统的旧时代思想开战的气味儿是那么的强，无疑也影响到了在沛县当警察的刘邦。刘邦看到政府在烧传统文化的书，在反从前分封制下的旧思想，刘邦也许不懂得其中奥妙，但他不免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不爱读书的人。不过，刘邦脑子里其实也全是传统文化思想，比如他特崇拜从前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一副仗义江湖的豪迈。这其实在皇权专制之下，也是需要被禁止的思想。在皇帝这个一元的统治者驾下，只有忠君这一条出路，养门客和养士，本身就是分封时代的特征，也是应该在焚烧的行列。
不管怎么样，刘邦感到一种无名的高兴，好像阿Q看见了革命时的那种心情，奶奶的，我也要去革那些老时代家伙们的命。于是，每当他见到一个传统旧时代思想观念比较多的人——儒生，都要笑嘻嘻地把对方的儒冠抢下来，问道：“它漏不漏？”人家说不漏。于是他就把儒冠放在地上，往里边撒尿。
受烧书影响，刘邦也就没学什么文化——这里我必须插说一句，由于秦王朝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新时代的全套的思想体系，所以它的民众就没什么可学的，等汉朝建立了“新儒家”，人们就有东西学了，所以我相信秦王朝的人没什么文化可学，是个短暂的阶段，如果它寿数足够长，建立起那些供老百姓学的东西（譬如“新儒家”）以后，它们会让老百姓有“文化”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汉初几十年，在“新儒家”出台以前，政府照样是延续执行了秦朝的禁止挟书令，这实在不是秦始皇好坏的问题，实在是皇权专制时代的历史要求。不过还要指出的是，在法家、儒家、道家这种都强调“弱民”、“愚民”的统治技术的学说指导下，即便有了“新儒家”可学，可以让民众有“文化”了以后，大约也是限于部分人，多数人还是没有必要让他学的——后来，刘邦同志当了皇帝以后，对自己没文化的历史非常懊悔，常以此警戒教育儿子辈要多读书。史料记载，刘邦常自叹道：“秦始皇不许挟书，唉！都是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哼哼，这个习惯现代人也有，明明是自己不努力，却常把责任推给别人！
其实，秦始皇焚书的时候，刘邦都四十多岁了，早就过了启蒙学习阶段了，你写文章差，能怪得着人家吗？
刘邦接着对儿子们说：“由于秦始皇耽误了我，导致我写文章很差。可是，我看你们写的东西，还不如我呐！我认为啊，你们可得努力了，不要老找人代写啊！”——看来这是一家子两代人都不爱读书写文章，不论老的和小的，这是基因有问题，怪不到秦始皇了。
新旧时代，确实有很多思想上的不同。譬如说，忠君这个观念，分封时代下也是讲忠君的，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君主对待臣子要符合礼仪和道义，所以伍子胥敢于鞭打楚平王的尸体，但是没有人非议他是不忠。但是，在皇权专制下，忠君是无条件的，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仅仅这么一条变化，于是，虽然有了焚书，但作用仍是有限。
事实上，思想意识形态向皇权专制转化，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直到唐宋才慢慢有了进入皇权时代的感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秦汉时代的人仍然有很多骨气，还没有像附会皇帝、放弃自我意识的宋明清人那样的原因。
所以，这就是鄙人说的，中国人有两个祖先。秦汉时代，正是这两个祖先的嬗变过渡时代。
并且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结论，人性不是主动的，是由社会结构强烈影响的。社会结构是专制还是民主还是什么，这个形势大于人，形势改变和影响人的品性和价值观，包括因此形成的社会风气。
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完成分封社会向皇权专制政治思想观念的过渡，以及推行帝国新政，巩固统一，阻遏“以古非今”的逆流，焚书作为一种见效速度快的政策，在短时期内使用，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焚书事业要商量”——意思是不能把“焚书”之事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
但是焚书的负作用也非常明显，出现了一个“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
《史记》中说，当时“天下畏罪，莫敢尽忠”、“群臣恐谀”。意思是，大臣们不敢讲真话，不敢从忠于职业的角度来提意见。因为你讲你真的思想的话，一旦与当前要求的意识形态不符，你就是“以古非今”、“诽谤时政”，就有一家子掉脑袋的危险。李斯说，“以古非今者族！”
但是请不要把这种悲哀的局面仅仅想象成是秦时代的灾难，其实，所有皇权专制时代都是这样的。后面之所以被族被坑的事情比较少，不是因为后代的皇帝们心软了，仅仅是人们已经学乖了，适应了，不再像秦朝时候的人刚刚从分封制过来，还那么耿介有个性呢。
不管怎么样，“人们不敢讲真话”的局面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