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签名、有冯国璋的堂号……
旧王朝瓦解了，襁褓中的民国十分的脆弱，大大小小的军队将校、官僚政客、有些实力的土匪纷纷粉墨登场，大展拳脚，他们占地盘，抽捐税，搜刮财富，到处置产业。即使在战场上败了，只要躲进租界，他们一样可以过上钟鸣鼎食的奢华日子。光是从他们在北京开设的银行、银号，我们就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样子。
冯国璋是袁世凯手下“龙、虎、狗”三杰中的“狗”，多年雄居南京，看守南大门，先后当过副总统、代总统、总统，他开的银行至少有两家，一叫华充银行、一叫华通银行。做过多年江苏督军的李纯，民国初年就开了义兴银行，到1928年才在政治变局中倒闭。官至热察绥巡阅使的王怀庆开了华懋银行，做过山西民政长的李盛铎等开了商业银行。居有陇海路铁路督办肥缺的施肇基开有新亨银行。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伙同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开了大新银行，魏联芳另开有一家同德银号。臭名远扬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开了一家祥盛银号，还有祥顺兴、祥顺益。做过山东督办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有多少个小老婆都算不过来，他开的是元成银号。当过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开的是信富银号，湖北督军王占元开的是曰亨银号，直隶善后督办李景林开了成城银号，西北军一个叫刘仲五的师长也开有义聚银行。横行西北的马鸿逵开的两家银号叫敦泰、永昌，一直到1931年才关门。
他们除了自己开银行、银号，还入股其他银行，我们看看中华汇业银行1919年到1927年历届股东大会的签到簿，其中有“北洋三杰”之“虎”、几次组阁、还做过执政的段祺瑞之子段宏业的名字，有冯国璋的堂号“冯大树堂”，也有王克敏、叶恭绰、陆宗舆、章宗祥等许多官僚政客的大名。
这仅仅是北京，并不包括他们在上海以及在各自地盘上开的银行、银号，当然比起张作霖的庞大产业链，他们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幼嫩的民国能经得起他们的蚕食和鲸吞吗？
民国年间那人这事 第三部分
奉系军阀集团的财产
张作霖的产业有土地，有银行，有投资的企业，有房产等等，奉系集团中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也都是广有资产，投资各种实业。
19岁就开始为张作霖家管账的栾贵田，是张的恩师杨景镇的女婿，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离开张家，对张家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他回忆，张家的产业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土地，二是投资的企业，三是银行。先说土地，在通辽县钱家店有大约50余方，每方45亩；在高山子熟地500天，每天10亩，是从民间购买的；营口大高坎130天，每天10亩。再说企业，在沈阳有个三畲粮栈，资本5万元；在营口大高坎有个三畲当，资本5万元，4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范围从粮食、榨油到典当、放债，还发行钞票，曾印出钱票100万元；在辽源有个郑家屯庆畲祥，资本5万元，有30多个经营人员，经营粮食与典当；黑山姜家屯三畲当，资本5万元，有40多个经营人员，也是经营粮食与典当；还有两家煤矿、一家纱厂（中兴煤矿、八道壕煤矿与恒源纺织厂）。银行有边业银行，资本达500万元。
这些仅仅是栾贵田多年后凭印象记得的，实际上，张作霖的资产不止这些，张家所拥有的土地更为辽阔，在北镇县有一千多垧土地、黑山县有500多垧、连山湾有一大片，另外还有至少15万垧的土地，在沈阳、大连都有大宅子，总资产不下于5000万银圆。除了上述经营的企业、银行，张在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政记轮船公司、奉天纺纱厂、东北银行等都有投资，而且是大股东。东三省那些官商合办的主要企业中，也多有投资。即使年轻的张学良也有自己的房产、土地、森林，以及在银行、实业方面不小的投资。
不光是主宰东三省命运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总参议杨宇霆在土地、房屋、森林这些产业之外，还拥有大量银行和实业的投资，比如在东北银行的投资就有50万，在奉天实业银行、大同储蓄会、东三省实业银行，在大亨铁工厂、大冶铁工厂、西安煤矿公司、奉海铁路、奉天纺纱厂、金城泉军衣庄等都有大小不等的投资，而且还独自经营复州石板矿区、法库门电灯厂。此外，不要说做过督军、省长的吴俊升、常荫槐、张作相、张焕相、王树翰、刘尚清等人，就是东北兵工厂总办臧士毅、参议韩麟春、奉天清乡总办齐恩铭、东北陆军粮秣厂总办保康、交涉署长高清和、奉天教育厅长祁彦树、警备处长陈奉璋、奉天纺织厂总理孙祖昌、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彭贤、电务处长周大文等人也都是广有资产，在各种实业中有投资。
吴佩孚：“岂止能望见长白山”
吴佩孚军中传唱《满江红·登蓬莱阁》，一次，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
1917年，在段祺瑞召集的一次会上，当时还只是个旅长的吴佩孚，不知因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话，段大怒，问发言的是什么人，曹锟回答是他的部下，段说：“小小官职，竟敢在此大会上发言。”早在1908年春天，吴佩孚在东北，只是一个小小的管带时，就敢于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书，提出边防事务方面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不平凡的举动，曾受到徐的嘉许。
自比关羽、岳飞的吴佩孚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他本人不嫖、不赌、不抽大烟，这在同时的军阀中无疑是罕见的，所以他容不得部下抽大烟、贩大烟，一经发现必严肃查处，轻则撤职，重则枪毙。他也容不得部下嫖妓，有一炮兵团长在战场丧生，他竟然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原来这个团长不久前曾去嫖妓。当然，部下为他的这种冷酷很伤心。
1922年秋天，已如日中天的吴佩孚常驻洛阳，曹锟在保定的军中因欠饷激发兵变，实际上是学生出身和行伍出身的新旧派矛盾引发的冲突。曹锟急召他前去解决。他召集全体官兵做了一次“英雄并立”的讲话，意思是学生出身的是“英”，行伍出身的是“雄”，必须能文又能武才是英雄，希望他们相互学习，好好团结。虽然他说话有点口吃，而且一口山东蓬莱土话，不太好懂，但一场兵变还是被他轻轻几句话化解了，关键是这些不同出身的官兵都对他怀有敬意，他本人既是秀才也是兵。吴佩孚军中传唱他自己的词《满江红·登蓬莱阁》，日本人听了都不舒服，有一个日本记者到洛阳采访，当面质疑：“登蓬莱阁能够望见长白山吗？”他回答：“我心眼通灵，岂止能望见长白山，还能望见你们富士山呢！”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
卢沟桥事变后，吴佩孚在沦陷的北平给日本天皇写信，力言中日不可用兵。天皇没有理睬他，日本特务和下水的汉奸却纷纷来劝他出山，他的条件是要他出山可以，但日本必须退兵。那时他最喜欢画梅花，就是以凌寒而开的梅花自况。他终于命丧日医之手，一位佩服他气节的日本东京帝大教授曾送来这样一副挽联：
“败师不入外租界，
正谊羞登傀儡场。”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吴佩孚的诗词
“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这是吴佩孚为“九一八”写的诗。
吴佩孚以秀才而军阀，上马吟诗，下马读书写字画画，熟读《易经》、《春秋》，在军阀中很特别。“八方风雨会中州”，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军中传唱的军歌是他自己填的一阕《满江红·登蓬莱阁》：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涛大作。想当年，吉黑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如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他的饮食起居都很简单，吃的是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或绍兴酒，早睡早起。他平时练兵、打仗之余，喜欢读书，不爱钱，不怕死，不向外国人低头。1924年败军之际，有人建议他逃入天津租界，他厉声斥之：“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到了汉口，有日本政要给汉口领事来电，探询他有无东游日本的意思，他的回答是“我连租界都不住，哪能去日本！”1925年，英、美等国银行表示愿给他信用借款，不须抵押，支持他东山再起，被他断然拒绝。此前当他雄居洛阳时，苏联要扶植他为中国之主，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对于别人称他为军阀，他并不介意，还赋诗自我解嘲：“敢云色相曾参透，却信军阀力无边。”但最后他也未能免于兵败的命运。1927年他大败于武昌城下，黯然入川，在白帝城写下的诗中已有“望月空余落花句”这样凄凉的句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写诗一首：“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他以诗批评张学良：“棋枰未定输全局，宇宙犹存待罪身。醇酒妇人终短气，千秋谁谅信陵君。”诗中的“醇酒妇人”，是指当时道路传言“九一八”前夜，张学良正与电影明星胡蝶翩翩起舞，其实并无此事。他一生嗜诗，1929年在四川过生日，赠给来宾的就是一本《蓬莱诗草》。只是“花开上苑春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的时光已不再。
对于他最后的归结，这副自撰对联基本上是准确的：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自比“关岳”的军阀
吴佩孚声援“五四“学生的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吴佩孚喜欢舞文弄墨，在军阀丛中如同鹤立，他骄傲，他目空当世，他曾跟上时代的节拍，他又落伍于时代的脚步，他复杂得让人难以琢磨，他又简单得如一汪清水。
1937年6月，卢沟桥的枪声即将响起，报人张慧剑在北平采访了早已过气的大军阀吴佩孚，写了一篇采访记：“他说他笺注春秋左传，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一，他大骂杜注，他夸奖着这部书在军人教育上的作用，我知道他是自比关岳的，我听他批评左传的许多幼稚的见解，不免惊奇，然而同时却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安慰，以如此理解支持着自己的人生的吴佩孚，总不会屈膝事虏的吧？……吴氏给我的友谊的款待，颇使我流连而不忍去。以后我是静听吴氏发挥其三教同源的新学说，至于四十分钟之久。我压制着我的感情，不再说一句刺激吴氏的话。”
此时，张慧剑看到的已不是一个叱咤自喜、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但比起硝烟中那个吴佩孚还要真实，有血肉，一个古老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乱世中投笔从戎、曾经高处不胜寒的成功者，一个被滚滚潮流抛弃的老人。遥想“五四”当年，我们还是要记起吴佩孚领衔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的通电，时在1919年6月9日，吴佩孚只是陆军第三师的师长，远在打内战的前线，但是他知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即天心也”、“士气即民气也”。他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自古以来，学生干预时政，从东汉到宋代的太学生，“载在史册，后世传为美谈”。他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因此他要大声疾呼：“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
这篇传世的文言电文中透着一点豪情，一点正气，甚至一点书卷气，正是这个吴佩孚，拒绝了苏联扶植他为中国统治者的提议，拒绝了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向他伸出的橄榄枝，最后拒绝了日本请他“出山”做傀儡的要求。
不做“猪仔”的议员
曹锟贿选总统，五千银圆一票，多数议员成为“猪仔”，但也有例外，来自浙江淳安县的众议院议员邵瑞彭，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揭发，而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控诉。当他返回故乡，当地民众开大会欢迎，引以为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下一句沉痛的话：“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这一年，手握兵权的曹锟做够了军阀，想到新华门的宝座上坐坐。他以重金收买议员，送给每人五千银圆的支票一张（有个别是一万元的支票），一切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包办。10月5日，曹锟花费了四百万元巨款，顺利当选为民国大总统。那五百几十个接受贿赂、投了选票的国会议员从此被称为“猪仔”，成为永远的笑柄。
曹锟贿选其实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18年他就贿选过副总统，不过那次他出价太低，只是要给每个议员送五百银圆，而且不是现付，而是许诺，不足以让那些善于计算的议员动心，所以他的副总统没有当成。或许接受了这次教训，五年后，他才会出手如此阔绰。后世有史家说，曹锟既然如此的不要脸，可以直截了当地坐到总统的椅子上去，何必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手续，用许多的金钱，买许多的“猪仔”，投什么选举票呢？但曹锟不这么想，他要“合法”地拥有那张椅子，绝不运用武力去夺取。
“猪仔”议员们为了给自己的卖身找一块遮羞布，十来年争执不休、总是难产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