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前期文化教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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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前期文化教育史-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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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中叶已经出现学校,到公元前2000年,学校已纷纷涌现;有些学者 

则认为公元前2000年以后才有学校。 

     1902年至1903年,考古学家发掘的叔拉帕克城,出土了许多泥版 

书,学者们认为似学生的练习作业,约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遗物。这 

个时候正是巴比伦逐渐成为两河流域南部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之时。因 

此,有人推测学校可能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本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拉在两河上游的马里城发掘出一所 

学校的遗址,被认为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学校。马里城在幼发拉 

底河岸,离古巴比伦城不远。前苏联教育史学者沙巴耶娃推断马里学校 

是公元前3500年的建筑,是人类最先出现的学校。如果这样,这所学校 

要比埃及于公元前2500年产生的宫廷学校早1000年。当然,这还有待 

于证实。这所学校不在神庙附近,而在政府衙门与宫殿之间,包括一条 

甬道和两间房舍,大间长44英尺,宽25英尺;小间的面积为大间的三 

分之一。大间排列着4条石凳,可容纳45人;小间有3条石凳,可容纳 

23人。这种设计和规格很象学校的教室。以上两个房舍均无讲台和讲桌, 

却放着许多学生的作业泥板。两个房间均四壁无窗,从房顶射入光线; 

墙壁四周的底部安放着装有泥土的浅水槽,附近还摆着一个椭园形陶 

盆,可能是用来盛水和泥制作泥板的器皿,或是放置书写用具的。地上 

还散落着一些贝壳,可能是供学生计数用的,可以说是早期的教具。因 

此,有人推断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学校。 

     考古学家还于1899年在尼波尔发掘出20块泥版书。当时还认不出 

它是一篇文章,因为当时没有人认识苏美尔文字。许多国家的学者经过 

整整5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49年把它全文译出。这一泥版书说到 

帝王曾振兴教育,并因此而自豪。有人说:“我从幼年起就进了学校, 

利用苏美尔文的泥版书,来学习文士的艺术。”许多苏美尔文献提及约 

在公元前2000年之初的学校。在许多出土文物中,有家长给教师和教师 

给学生的信,信中明确提到学校,称学校为“泥板书舍”;形容学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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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市街,有学生出入的大门,还有供帝王对学生进行问询和考试用的房 

舍。有的文献对学校的作用进行了论述:“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 

走出来,解决之道在于学校。”美国教授卢卡士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平原的文士学校》中说:“现在发现的古代学校教科书和其他考古发现 

的文物,都说明至迟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约当公元前2000年左右), 

两河流域就诞生了学校;而且很可能比这早数世纪已有学校存在于该 

地。毫无疑问,约当公元前18世纪中叶,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培养文士 

的学校已盛行于全境,即从现在的巴格达向东南方向伸展,直到沙特阿 

拉伯为止,学校都出现了。” 

     根据一些学者对两河流域发掘出的许多远古学校遗址的研究,学校 

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似乎是寺庙设立的,如在沙杜蓬发掘的词典和 

文学课本,就埋在寺庙的地下;第二类似乎是宫廷或政府衙门设立的, 

如在拉沙 (即今桑卡拉)和马里城所发掘的学校都邻近皇宫,在乌鲁克 

发掘的大量泥版书亦在皇宫的废墟中;第三类似乎是文士私立的,如在 

克什挖到的校舍,紧邻文士住区,在尼波尔发掘的许多学校用的泥板(包 

括学生练习作业、文学作品和参考书等),就是从文士所住的山上出土 

的。还在乌尔发掘出一所房舍,内藏约2000片小型的学校课本泥版书, 

还有教材纲目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这三类学校很可能是并存的,特 

别是巴比伦古王国时期。 

     考古文献还说到当时两河流域学校的规模和组织。学校中有校长、 

教师和学生,他们互称“同事”,自称“学校的成员”。校长受到普遍 

尊重,被称为“学校之父”,是受师生敬仰的领袖,人们称颂校长是“塑 

造人性的上帝”,“真是我敬爱的神”,“你将我这不懂事的孩子培养 

成有人性的人”。当校长走访学生家庭时,总是被安排在最荣誉的位置 

上,因为人们崇慕他是伟大智慧和知识的化身,博学多才,是“富有卓 

识的文士”。教师就是泥板书舍的书写者。有的文献写道:“他指导我 

的手在泥板上书写,教导我怎样好好行事和谈论好的意见,教导我注视 

那些指示人们取得成就的规范。”当时的教师已分科任教,至少在某些 

较大规模的学校中是这样。据文献所载,已有“教授计算的教师”、“教 

授测量的教师”、“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等等。 

在教师之下,还设有辅助教师,或称导生,由年长而准备充当教师者充 

任,在教师指导下,从事教学的辅助性工作,如给学生布置作业、书写 

范字、改正错误、听学生背诵等等。除校长、教师、辅导教师和学生以 

外,学校还设有监督,直译就是“泥板书舍的管理人”,主要职责是维 

护校规校纪。此外,还没有图书馆员、学生出席检查人员、鞭责学生人 

员、校门看守人员等等。 

     从上述所述可以推断,有些学校的规模已经不小,可能由僧侣主持 

的学校规模最大,最为兴旺。根据发掘的资料,当时已有不少图书馆和 

观象台;当时已有收藏二、三万件泥版书的图书馆;图书馆把历代资料 

收集后,还要作整理和翻译工作。这些图书馆和观象台都附设在寺庙学 

校之中,由僧侣所操纵。由僧侣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既是客观需要,也更 

为便利。除寺庙学校之外,还有书写家私设的学校。这些书写家往往在 

家中收徒教学,进行师徒传习。书写家私设的学校和寺庙学校比较起来, 

寺庙学校水平高深,以培植高级幕僚为任务;书写家学校的教学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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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仅培植一般文书工作者,主要传授关于行政和司法方面的一般知 

识,如信函格式、书写技术,以及数字计算、如何订立契约等。所以, 

寺庙学校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3。文士和文士教育 



     古代两河流域的各种社会生活,都受寺庙的支配和影响。寺庙不仅 

是宗教生活的园地,而且是经济体制中的中心环节。当时把知识当作神 

赐之物,非僧侣莫敢享有,学习知识乃是僧侣的特权。到了巴比伦第六 

王汉谟拉比时期,各种规定都立有条文,执行起来需要大批官员和知书 

识字的人。那时知书识字的人被称为文士,文士必须是僧侣。直到公元 

前2000年代末,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需要大批文士加强管理,才不 

要求文士必须是僧侣。这时,除了僧侣文士外,还出现了不是僧侣的文 

士。由于僧侣,特别是高级僧侣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寺庙又拥有较多的 

图书资料和各种学习设备,在需要培养文士的时候,寺庙自然成为文士 

教育的主持者。 

     当时需要大量的文士,不但政府需要大量知书善写的文士,而且寺 

庙中的任务僧侣也不能全部承担过来,还需由非僧侣文士来承担。高级 

文士主要是充任官员,撰拟帝王圣旨,制定军政法令,修订外交文书等。 

多数文士则充当公证人、掌印员、登记员、记录员、雕刻员等等。另外, 

还有受私人雇用或服务于商业的文士,如缮写员、计算员、文书等。一 

般想出人头地的人,包括权贵子弟,都竭力接受这种文士教育,以谋求 

权势和地位。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卢卡士在《古代美索不达 

米亚的文士学校》中说:“文士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怎样描述,也是不易过分的。”在这里发掘的文献记载了当时文士 

的情况。有些文士自傲地说:“你们无法和我相比,我是苏美尔文士!” 

文人相轻也有了表现,有的文士说:“我是名符其实的文士,你不配称 

为文士。”家长也训勉子孙学为文士。在发掘的文物中有父亲训子的记 

录,说别人叫子弟从事体力劳动,“我却叫你用手执笔而不作耕田、掘 

地的辛苦工作”。这表明,“学为文士”在巴比伦和亚述已成为人们追 

求体面职业的途径。 

     学校产生以后主要进行文士教育。就是说当时的学校并不造就一般 

人才,主要是培养文士。最初文士教育还面向广大民众,后来阶级和等 

级日趋明显和森严,社会地位高者的子弟才有入学机会。学校的文士教 

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普通教育,以传授基础知识为主,如学 

习算术、几何、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出土文物大都反映这一阶段的教育。 

受完初级阶段教育的青年,遂取得初级文士的资格。第二阶段是对学生 

进行神学、法学、医学和音乐等方面的定向的较高水平的培养,方法主 

要是通过师生传承的艺徒制或导师制。 

     初级阶段的教学以学习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为主。教师教学生书写 

和阅读古典的苏美尔文和通用的阿卡德文写成的书,练习两种文字的互 

译。在实际教学中书写重于阅读,并且更重视古文。对书写有严格预定 

的要求。一般说来,教师或导生写出范字,学生立即仿照书写。仿照书 

写时,把土加水和成泥,摊成略带凸形的园形平板,直径为二、三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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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泥板。通常是范字写在泥板的一边,抄字在另一边;教师订正后, 

泥板随而揉搓成泥团,以备下次再用。随着学生学力的增长,泥板的直 

径扩大到五、六英寸。现今发掘出来的泥板作业中,多是一边写着字体 

美观、语法正确的范字;另一边是不甚正确、不甚美观的抄字。凡能照 

教师口授而无漏无误地在泥板上抄写者,被视为优秀生。古代两河流域 

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能够随着口述而用笔抄写的文士,才是名符其实 

的文士”;“文士而不能抄写,恰似歌唱家不能用喉头唱歌”;“一个 

不懂得苏美尔文的人,算得上什么书吏呢?” 

     有些寺庙设有专门训练写字的学校,学生在这里要用几年时间来学 

习楔形文字。他们首先学习用粘土做泥板,并在上边画平行线,然后再 

学习书写和阅读。学习方法很简单,只限于学生问,老师答,用一种语 

言解释另一种语言,做各种文字练习和机械背诵。 

     数学是文士学习的重要内容。乘法、倒数、系数、账目核算、分配 

物资和计算体积之类,都是文士学习的项目。在 《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 

的争执》中就有这样的话:“你去划分田地,却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因 

为你不会运用测量工具,不会钉立田地的界桩,也讲不清如何划分的道 

理。” 

     音乐也是文士必学的知识。《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谈了学 

习音乐的问题:“即使他有了乐器,他也不会学唱,他是同辈同学中最 

蠢笨的,他不能发出优美的声音,不能唱歌,不能开口。”这反映出学 

生学不好音乐是受讥笑的。 

     文士还要学习司法知识。文士虽不同于律师,但为着执行各项职务, 

却须学习司法知识,娴熟法典和司法用语。考古发掘出的学校中,发现 

有法令汇编和法庭判例之类的泥版书。过去的法令和《汉谟拉比法典》, 

学校似乎都教授。学校还举行关于审判杀人犯案例的讨论。擅长法学知 

识的文士被派任法庭官员,称为司法文士。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取师徒传授的方式,没有多少教学理论和教 

材教法研究。教数学、医学与训练冶金术和纺织术,其方式方法是一样 

的,学生观察教师的操作,然后在教师的指点下自己动手,做错了,教 

师随时纠正。 

     在文士教育中已有教科书。现存的古书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历 

书、医学等,可能是当时寺庙学校的著作,或者是他们所用的教科书。 

在这些教科书中,附有各种图表,类似我们今天的乘法表,是计算用的 

工具。那时的教科书并不包括一般的原理、方法等等,更无系统可言。 

如数学教科书只是详细解答各种问题的实例,往往由一连串的实例组 

成,没有提到理论高度。医学教科书也是如此,只是对一些病例的扼要 

说明,然后附上一个药方。这些教科书,只能算作对口授的补充。 

     在第二阶段的教育中,学生要到政府部门学习和实习。这一点已被 

出土文物所证实,但详情尚难确认。这一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修毕文士教 

育的青年进一步修习高深学科。然而,两河流域的学校不同于希腊的学 

校,所谓高深知识也只是着重应用,并不像希腊那样去探索高深理论。 

学生作业负担很重,学习楔形文字很不容易,还要兼学古老的苏美尔文 

和实用的阿卡德文,而且侧重古文的抄写,更增加了难度。另外,不但 

要求写得正确和美观,还要求彻底理解。教师给学生留的作业大大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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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负担能力。这是强制性的要求,达不到要求者要受到严重体罚。 

有人是这样追述其学生生活的:“我一定不能迟到,否则教师就用木棒 

打我。教师查看我的作业和指出错误后,随而用木棒打我。” 《恩奇曼 

西和吉尔尼沙的争执》生动地描绘了恩奇曼西和年长的吉尔尼沙在教室 

中互相攻讦、争吵不休、课堂鼎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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