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宗教史- 第7部分

但是刑罚本身却不是意识形态，法必须与一种精神或理想的道德秩序相结　

合，才能够在社会化的同时内在化，才能够真正地实现统一并维护统一。　

　　　　　阿育王是在战争挫折中意识到这一点的，公元前261年，他在征伐羯陵　

迦　（今奥里萨）时遇到顽强抵抗，双方死伤惨重，使他怀疑武力的效果并开　

始有意识运用宗教维护统治的作用，提出“达磨的征服乃真正之征服”，“依　

法胜，是最胜”，而达磨的实质乃是“除邪恶、多善良、发慈悲、乐施舍、　

重诚实、贵纯洁”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正是为了达到“心治”的目的，阿　

育王每年向佛教僧侣施舍大量金钱，广建佛塔，提高佛教的社会地位并促进　

其发展。　

　　　　　在阿育王时代，佛教借强大的国威沿东南与西北方向顺利传播，如今日　

的克什米尔、白沙瓦、斯里兰卡、海得拉巴，马来半岛、尼泊尔、乃至埃及　

和希腊，“王使所到之处，皆归顺王所宣示之法；王使未到之处，闻王如法　

之教敕及其教法，皆依法行之，可将来当行之”。　

　　　　　约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佛教传入有许多希腊移民和马其顿移民、有　

一些希腊化城市且由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即巴克特里亚）。然而大夏的国力　

强盛的状况转瞬即逝，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大夏已被大月氏取而代之；如　

同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样，作为征服者的大月氏被为其征服的大夏文化所征　

服，佛教作为大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地被大月氏继承。公元前　1　

世纪，大月氏人不仅已经信奉佛教，而且开始向外传教，据史载，公元前2　

年大月氏王使伊存曾口授《浮屠经》给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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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西北方向的传播并未以大夏为终点，而是继续向西北传播，先传　

　　至安息　（即帕提亚），又从安息传到康居（咸海与巴勒喀什湖之间）。安息　

　　的疆域在公元前1世纪时西部已达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东部已占　

　　据印度的西北部，由于缺少文献，很难描述佛教在安息究竟具有怎样的地位。　

　　但是公元148年游学洛阳的安世高是安息国的太子，这表明该国王室与佛教　

　　关系密切，其次，安世高在洛阳首开汉译佛经之风，其所介绍的禅慧并重的　

　　　“禅数”之学，属于上座系说一切有部。　

　　　　　　　佛教向东南方向的传播，自阿育王时代起，就以斯里兰卡为南传佛教的　

　　　“主要基地”，并通过海路继续向东南方向传播，远及爪哇，但速度缓慢且　

　　史料不多。上座部得到斯里兰卡国王的支持与保护具有较大势力，然而大众　

　　部的案达罗派在斯里兰卡也有一定影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变，斯里兰卡　

　　佛教形成了大寺、无畏山和祗陀林三大派别。　

　　　　　　　总之，从阿育王到前1世纪，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僧侣的足迹已　

　　达到西亚、中亚、东南亚和南亚的许多地区，佛教开始成为世界性宗教。佛　

　　教与以后产生的世界宗教不同，它没有发动过宗教战争，它的传播主要靠和　

　　平的方式。它揭示人的诸种痛苦，并提出解脱的方案，容易拨动人们某些普　

　　遍存在的心绪；它提出的善恶报应，最受统治阶级的欢迎；它有很大的包容　

　　量，允许吸收各种异说，可以适应古代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条件，并满足他们　

　　　　　　　　　　　　　　　　　　　　　①　

　　的原先或缺的需要　。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自然会受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某种变化，在诸　

　　多变化中必须提及的是公元前1世纪斯里兰卡的佛典流传已由口诵改为文字　

　　记载。尽管到5世纪时才正式形成律经论三藏和藏外四部分的编纂方法，但　

　　将口头传承的佛典用僧伽罗文音译后刻写在铜片或贝叶上，确是一种创造和　

　　飞跃。　

　　　　　　　（2）大乘之兴　

　　　　　　　佛教就其早期形态而言，是主张出世的宗教；然而它的供养者、特别是　

　　它的扶持者，却是世俗人和世俗界的帝王，并借助了阿育王的政治力量才得　

　　以迅速地向恒河流域之外传播开来且与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合。在这种张力中　

　　佛教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分化，公元前1世纪印度佛教进入部派时期，从上座　

　　部和大众部先后分裂出来的教派已达18部或20部；说一切有部、经量部、　

　　法藏部、化地部、饮光部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北地区；正量部、犊子部、法上　

　　部、贤胄部、六城部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南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大众部、一说　

　　部、说出世部、鸡胤部　（牛家部）分布在从中印度到西北印度一带；制多山　

　　部及从它分裂出来的东山部、西山部等南方大众部分布在南印度地区被统称　

　　为案达罗派；在南印度和斯里兰卡还有方等派和大空派。　

　　　　　　　各部派在教义、仪规方面的分歧很多，但根本的分歧在于保守传统祖训，　

　　还是顺时应变。有相当的僧侣“愈益走向人世间。他们使自身的生活世俗化，　

　　并接受在俗　（在家）的男女为信徒，同时积极参与或干预社会现实生活，力　

　　图使所有的人都接受他们的观点”。这种思潮从公元前1世纪到3世纪，在　

　　南方的案达罗王朝、北方的贵霜帝国、以及恒河平原的吠舍离等地同时涌现，　

　　说明这是社会发展作用下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大乘学说的形成过程中，位于南印度且具有较多机会与海外思想文化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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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的案达罗地区是诸多中心之一。在这里活动的大众部制多山派对“制多”　

　　的崇拜，向民间推动了建塔和供养塔的群众性信仰，该派神化佛陀，贬低阿　

　　罗汉，推崇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的菩萨。这一派僧侣思想活跃，在其内部分化　

　　出东山部和西山部之后，又分化出王山部与义成部。正是在这种具有争鸣氛　

　　围的文化土壤中，孕育出龙树这样的一代宗师。　

　　　　　　　公元前43年，斯里兰卡发生战乱，著名的大寺毁坏荒芜。公元前29年　

　　阿巴耶王恢复执政后为感谢摩诃帝沙长老的帮助，摧毁了耆那教寺庙在废墟　

　　上为之建造了无畏山寺。传统的上座部大寺僧侣谴责摩诃帝沙“时常往来于　

　　俗人家中，违犯戒条”，将他“摈出僧伽”，为之辩护的僧侣也被褫夺僧籍。　

　　无畏山寺主张随顺世法、深入一切众生度脱他们、上座部坚持传统戒律，反　

　　对比丘亲近帝王权贵、出入世俗人家；无畏山寺吸收犊子部的“补特伽罗”　

　　教义，以“常我”存在反对上座部的“无我”之说。当时有相当数量的比丘　

　　聚集于无畏山寺，形成与上座部对立、孕育大乘学说的一个中心。　

　　　　　　　自阿姆河流域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一直是东西方民族与文化交流　

　　融合的一个“熔炉”，来自希腊、波斯、印度、中国（公元前139年张骞曾　

　　出使大月氏和大夏，公元前60年西汉政权设西域都护府，辖50国）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西部于阗等地及内地的包括巫术在内的传统　

　　宗教观念的影响，都作用于传播到此地的佛教，使之在宗教仪规和“法事”　

　　方面有所变化，在处世态度上也更为开放和灵活。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佛教　

　　在中亚的嬗变概括为“巫术化”：　

　　　　　　　　“不但袄教对日和火的崇拜，已经渗入佛教行列，民间巫术的渗透更加　

　　严重而且普遍。……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包括安世高、支娄迦谶、以至佛　

　　图澄、昙无谶，都同时以巫术见长。现存有多种失译的杂咒佛经，大都出现　

　　在2、3世纪，也反映了西域佛教的这一趋势。从总体上看，佛教的巫术化是　

　　佛教向大乘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大乘日益向多神主义发展，也是由这里开　

　　始的。”①　

　　　　　　　大乘佛教在这一地域的发展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而且也是形象艺术　

　　的。由于希腊文化在这里有较深广的影响，神化佛陀、宣扬佛本生、表现菩　

　　萨诸行的宗教需要很自然地借助于希腊艺术的表现形式，形成对佛教艺术（特　

　　别是雕塑艺术）影响甚大的健陀罗艺术。　

　　　　　　　（3）大乘的基本特征　

　　　　　　　任何新学派或新思潮的崛起都以某种观点为基础，大乘佛教在其产生的　

　　初期，除了许多僧侣投身于普渡众生、以通俗的艺术形式宏扬佛法外，还有　

　　许多像马鸣、龙树、提婆这样的僧侣，致身于新观点的阐发与系统化。　

　　　　　　　佛教教义的系统化和精致化并非大乘独创，在一部分僧侣积极入世的同　

　　时，另一些僧侣则将佛陀开创的简单明了的人生学说，朝着“探讨人生本原　

　　和世界本原的方向”、即本体论的方向拓展。这中间，原属于上座部的僧侣　

　　以《阿毗昙心论》、《大国婆沙论》和《品类足论》为代表，围绕法相、有、　

　　无、因缘、五位六十七法等问题形成了所谓的“说一切有部”。杜继文先生　

　　主编《佛教史》在概述其理论价值时指出：　

　　　　　　　　“有部哲学的直接目的，是为早期佛教的业报学说提供理论说明。那些　

　　相互分离的、僵死的、永恒存在的自性，为什么会在“因缘”等到条件下，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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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聚成活生生的具体事物？有部归结为是“业”与“惑”的作用。“业”与　

　　　“惑”也就是决定人及其周围一切现实事物的“因缘”。所谓三界五道，穷　

　　富夭寿，就是由于“惑业”不同而感召的法体自性在积聚复合上的差别。为　

　　了求得福果避免恶报，甚至从生死达到涅槃，就必须改变“业”的性质，从　

　　而在根本上改变法体自性的复合结构。这就是宗教修习和道德实践的任务。”　

　　①　



　　　　　　　与此同时，活跃在南亚与中亚地区的大乘理论家们，也以《金刚般若经》、　

　　　《小品般若》、《摩维诘经》和《阿弥陀经》为代表，提出“凡所有相，皆　

　　是虚妄”，“因缘合会”，“方便”，“善巧”，“极乐世界”和“不二法　

　　门”等重要概念，阐明一切世俗活动与菩萨行的关系。后经龙树《中论》、　

　　　《十二门论》和《百论》的理论概括，特别是他的中观思想与二谛说，不仅　

　　为大乘学派继承发扬，而且为上座部大多数学派所接受。　

　　　　　　　学者们认为，大乘佛教虽然与上座部佛教具有不同的教义和处世之道，　

　　但其宽容的胸怀使之对早期佛教的维护者们不仅不反对，反而尊以“声闻”　

　　和“缘觉”。然而大乘之所以自命为大乘，是因为他们认为早期佛教只是佛　

　　陀对根浅下愚者权变之说、乃是“小乘”，而本宗派的主张才是阐扬佛陀的　

　　　“究竟”之言，是为“大乘”。大乘佛教与上座部佛教相比，更加注重强化　

　　佛的崇拜和构造佛的本生，更加弘扬菩萨和强调菩萨行的重要性，特别是将　

　　早期佛教所坚持的“戒、定、慧”三学发展为包括布施、忍辱和精进在内的　

　　　“六度”。除此之外，大乘佛教还吸收“外道”思想与土著宗教观念，使其　

　　经典沿着《法华经》类、“净土”类和秘密类（如巫咒等）三大线索发展。　

　　　　　　　（4）佛教传入中国　

　　　　　　　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佛教作为一种文化，　

　　除了它自身主动传教的动力之外，还会随着各民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往，　

　　特别是借着民间交往的社会潜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区传播。　

　　　　　　　中国民间社会接受佛教究竟从何时开始已难以考证，迄今所知佛教传入　

　　中国士阶层并被记载于史的最早时间，是公元前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致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裴松之　

　　注所引鱼豢《魏书·西戎传》）。随后不久，佛教传入王室贵族，《后汉书》　

　　记载汉明帝的异母兄弟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经》为代表　

　　的早期汉译佛经也开始在中国社会流传，其形式为概要式的，辑录了上座部　

　　佛教基本经典　《阿含经》的主旨，体现了早期佛教的禁欲主义。在佛教界，　

　　则有汉明帝夜梦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马寺的说法。这些历史记载表明至迟　

　　在公元前后，佛教已传入中国。　

　　　　　　　汉代时期佛教在中国南北迅速传播，远及交州（今河内）。汉末士燮（137　

　　—226年）任交趾太守并领有广州，在郡40余年。当时中原战乱，交州相对　

　　安宁，南来避乱学士数以百计，不仅荟萃学术，而且佛教、道教的“异人”　

　　也集中不少，如与士燮同为苍梧人的牟子，就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佛教代表人　

　　物。牟子的《理惑论》反对将佛教与儒学礼教对立起来，认为佛教“捐家财、　

　　弃妻子”，剃头毁容，只是权变小节，“修道德”、“崇仁义”，“父母兄　

　　弟皆得度世”，才是其“大孝大仁”。佛教与儒学礼教的区别在于出世和入　

　　世，“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　



①　杜继文主编：《佛教史》，第70—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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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的战乱使社会各个阶层皆陷入深重的苦难和心理危机之中，这　

　　为佛教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生根开花，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人们对佛　

　　教日益感兴趣的社会表现之一，是大量汉译佛经的涌现。从汉桓帝到汉献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