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害怕。因此造成加拿大人口下降，要靠移民来维持人口数量。现在很多加拿大人
年轻时不要孩子，老了想收养孩子，喜欢收养中国孩子。实际上就像收养个宠物。
加拿大每年7 月有个“同性恋狂欢节”，要轰轰烈烈地折腾两天，那些俊男靓
女，穿上西服，如果不是在那个场合出现，你会觉得都是很不错的一些人。当你知
道他们是同性恋时，心里会感到不舒服。同性恋使美国、加拿大的艾滋病患者的队
伍不断壮大。
加拿大的节日特别多。有传统的节日，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节日，圣诞节、
复活节、感恩节等；也有国家色彩的节日，如劳工节、国庆节、战争纪念日等；还
有秘书节。蔡世新就怕秘书节，到了那天，秘书们都自动走掉了，没有秘书就很
多事情办不成。加拿大也是五天工作日，但是常有一个星期放三天假的时候，
让人感觉老是放假。节假日你要是想找个人加班，没门儿，你连人都找不着！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
下一篇 回目录
湖畔人家
1997年初，蔡世新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畔的格兰港大厦买了一套新居。那里是多
伦多的富人区。到目前为止，那幢大楼里大约只有几户华人。格兰港大厦一共20层，
每层只有5 户人家。共有100 户。每户人家的面积不等。蔡世新家是1400多英尺，
约140 平方米。
140 平方米的房子在加拿大不是很大，但是设施非常好，犹如北京的五星级酒
店。一共有10项公用设施：游泳池，桑那浴，暹逻浴，台球，壁球，图书馆，电视
房，电影房，健身房，英式花园。虽然是公用的，经常没人用。跟私人的差不多。
从大厦出门不远就是安大略湖的格兰港。加拿大有很多人有私家游艇。每年到
了5 月份，天气渐渐热了，很多人家白天就生活在船上，在船上烧烤，晒太阳，晚
上再回家。
安大略湖是通海的，可以从格兰港坐船到美国的纽约去。有些人整个夏天都在
船上生活。
加拿大各个有华人的城市都有“ChinaTown ”，译成中文，有的叫“唐人街”，
有的叫“中国城”。也就是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加拿大的华
人都是住在唐人街上的。所以有人问蔡世新住的地方，一听说是湖边高级公寓，都
很羡慕。
就连他们的邻居，那对六十年代从香港去加拿大留学的老夫妇，老以为他们是
国内的高干子女。香港老夫妇是奋斗了一辈子才住进这个豪华公寓的。而蔡世新夫
妇这么年轻，能和他们同住在这里，他们不理解，不相信这对年轻人是靠自己的努
力，白手起家。
香港老夫人问蔡世新的夫人小曾：“你们是不是在国内有了不得的背景？是不
是共产党的高官，或是别的什么？”
小曾向她解释：“不是的。我父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他父母都是工人。”
有时香港老夫人几日不见蔡世新，就问小曾：“凯文呢？”
“他现在北京。”
“啊，又是去见高官去了。”他老是这种思维。国内也确实有这种情况。
“不是的。”小曾说。可是人家根本不相信。
住在富人区，开着宝马车。这是许多华人的梦想。许多人一辈子也达不到的目
标，他们那么年轻就实现了，确实不能不让人生疑。
蔡世新觉得这些很正常，作为律师，居住条件和代步工具代表着一种身份和地
位。生活水平本身也标志着一个人的工作水平。
1997年7 月，学中文出身的小曾为庆贺乔迁，仿楚风汉格作了一首《格兰港厦
赋》，颇有几分古韵。本来我要把它录在这里的，后来因为小曾不想在写她丈夫的
书中“抛头露面”，坚决要求删去，我只好“忍痛割爱”。
在没有到加拿大之前，小曾把加拿大想象成一个发达的、文明的、前卫的国家，
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并不尽然。
在加拿大，同性恋是合法的，离婚结婚很频繁，未婚妈妈有孩子，政府会帮助
抚养。这些看起来都属于很“开放”的范畴。但这个国家同时又非常保守。有一些
人完全过着绅士的生活，周末一定要去教堂，吃饭时怎么讲话，怎么举止，都有严
格的规定和模式，一生都生活这种氛围当中。
有些方面还很落后，比如对待妇女的态度，小曾开始很不习惯。在中国，妇女
能顶“半边天”，男女同工同酬。到了加拿大，她发现，不但男女同工不同酬，而
且把妇女呆在家里视为“本份”。在家里做个好媳妇、好母亲，才是妇女的“天职”。
这种妇女，被称赞，被鼓励，被认为是一种幸福的妇女。
小曾从小树立起来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观念，在加拿大受到巨大冲击。加
拿大的女人结婚以后，工作就是副业了。那里做学问的妇女大部分是东方人，当地
妇女从事的都是辅助性的职业。蔡世新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女律师，其他女
职员都是秘书和助理。但是偶尔也有“例外”，那就是加拿大国会里也有女议员。
小曾不得不入乡随俗，她与蔡世新结婚后，便把自己的“半边天”出让给了丈
夫。平时蔡世新忙的时候，她也帮他做一些工作。特别是蔡世新不在多伦多期间，
他的秘书不懂中文，中文处理全靠小曾。随着加拿大与中国的交往越来越多，找她
看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她还是另外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兼职顾问，主要是去给
他们作翻译，处理一些文件。属于半天工作，比较清闲。
小曾平时喜欢布置房间。《红楼梦》里贾政带客人参观大观园，在介绍探春的
时候，说她喜欢“阔览”——什么都喜欢大的。小曾也喜欢“阔览”。喜欢大家具，
大窗子，大阳台，大画。她去过一些人家，发现他们东西堆得满满的。她决定删繁
就简，客厅里的东西就几样，效果很好。沙发是意大利的皮革，餐桌是中国的红木。
中西方的朋友看了，都能接受。
安大略湖畔，格兰港大厦里的这对中国夫妻，正在融入加拿大的主流社会。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
下一篇 回目录
“学而劣则仕”
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学而优则仕”是理所当然
的事情。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是通过文化考试选拔人才的。如果碰巧考个“状元”、
“秀才”什么的，最直接的实惠就是弄个三品五品的官员干干。若是衡量一个人有
没有出息，也要看他官当的有多大。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当官看得比什么
都重。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是因为书读好了将来可以当官。
当官有什么好处呢？自然好处多多。如果分门别类把当官的好处用故事的形式
罗列出来，那足可以再写一本厚厚的书了。这里仅举几个流行词句，便可窥见一斑。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百姓话语：“官大一级，理大一分”，
“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
一旦某个人从官位上下来了，也有许多相应的词汇等在那里，描绘官场失意者
的心态，什么“人走茶凉”啦，什么昔日“门庭若市”，今日“门可罗雀”啦，等
等。
在加拿大，情形恰恰与中国相反，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劣则仕”。
学习好的人是不屑于在官场上混的。加拿大的有钱人并不是官员，而是私营业者。
也不存在“官大一级，理大一分”的现象。如果那个官员干了什么不符合民意的事
情，老百姓就会马上把他赶下台！
据说，加拿大不少政府官员，都是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到政府里
去混日子。而加拿大的精英分子，较少会去政府当官员，因为官员工资不高。
蔡世新认识一个人，法学院毕业以后，考不上律师牌，就跑到加拿大驻外大使
馆去做签证官了。这个活儿不需要律师牌。
在加拿大考外交官是很容易的事。寄一份简历给有关部门，如果他们对你感兴
趣，就会约你去面试；如果面试觉得可以，就会通过你原来工作过的单位了解一下
你的情况；如果没有劣迹，口碑也不错，那么你就可以被任命为某个外交部门的工
作人员了。什么商务参赞啦，什么文化参赞啦，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儿。不像中
国的外交官，是终身的“官员”，还分什么处级局级，要一级级地往上熬。级别熬
上去了，待遇也上去了，而且永远待遇不变。加拿大的外交官都是“合同工”。合
同到期，如果需要，而且你也愿意继续干，可以续签合同。如果不需要，对不起，
请走人。加拿大的官场上也没那么多“关口”和“台阶”，今天你是个“白丁”，
明天你就可能是部长。后天不让你干了，你仍然还是个“白丁”。
因为加拿大的外交官好当，蔡世新曾一度想去当外交官的。不管怎么说，外交
官是个很风光的职业。但是后来他发现，在加拿大，外交官这个工作只是名儿好听，
太不实惠。
1985年，在安徽大学的那个汉语短训班上，有一个加籍华人姑娘。蔡世新曾教
过她汉语。她是学会计专业的，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就进了加拿大外交
部。因为她会讲一点点汉语，外交部就把她派到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任二等秘书兼
签证官。1994年11月，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率领加拿大政府和贸易代表团到中国访
问，蔡世新作为多伦多地区的华人律师代表参加了代表团。在北京，他很意外地见
到了她。
“你怎么在这里？”蔡世新问。
“我在这里当签证官啊！”她也奇怪蔡世新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场合。
蔡世新说：“我现在是加拿大律师。”
女签证官对蔡世新充满了羡慕。
通过她，蔡世新了解到，签证官的工资太低，年薪只有4 万多加币。他1988年
做见习律师的时候就拿4 万加币了，现在他的年薪早已超过六位数。他觉得放着挣
大钱的工作不干，去挣那种小钱，太亏。而且一般情况下一干就是三年，这三年对
他来讲非常宝贵。
那个跟着姜昆说相声、经常在中国电视里露面的加拿大留学生大山，毕业后曾
在加拿大驻中国使馆里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就离开了。他跟蔡世新的太太小曾很熟，
他说，在大使馆里工作太闷了，没有意思。
也许是政府官员们的工资太低吧，他们对收入高的人在税收方面特别严厉──
收入越高的人税率越高。
加拿大人称这种税收政策是“杀富济贫”，年薪超过六万以上的，要收将近百
分之五十的所得税。国家用这些钱来发展医院和学校，救济穷人，以及公共设施建
设。加拿大高薪的人都反对政府这种“愚蠢的做法”。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合
理”，实际上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因为这样一来，越是能干的人越是要被“杀富
济贫”。加拿大的很多名人已经开始离开加拿大，跑到美国去了，比如《泰坦尼克
号》的导演卡麦隆，他是加拿大人。还有那个著名女歌手塞林迪翁，也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法律规定，加拿大公民在国外居住半年以上，就可以不必按加拿大税法
规定的税率交税。所以很多有钱的加拿大人都往低税的美国跑，往没有税的英属处
女岛（BVI ）跑，往香港跑。
海登非常反对政府的高税率政策。蔡世新也属于加拿大的高收入阶层，在这个
问题上与海登很有“切肤之痛”的“共同语言”。
九十年代初，加拿大总理是玛尔尼。海登和玛尔尼曾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
校友。加拿大有的人恨玛尔尼，说他是个天生的职业政客，能说会道，讲假话比讲
真话还动听。
有一次，蔡世新问海登：“皮特，听说你和玛尔尼总理是法学院的校友，你跟
他又是同一个保守党，你应该跟他搞好关系，弄些政府的法律案子做做。”
“唉，舔他屁股的人太多了，我不想凑那个热闹。”海登不屑地说。
“听说玛尔尼总理在法学院读书时，有两项考试都不及格，考律师牌一次也没
通过，他怎么能做总理？你们这些皇家御用大律师，怎么没有一人当总理？你哈佛
大学的美国同学为什么不竞选总统？”蔡世新是有意激他。
“做总理？有什么做头？还不是四年到期滚下来。他滚下来，弄不好还没有工
作可做。做总统也好，做总理也好，年薪不过25万美金，还不如我们这些私人开业
的律师。你要知道，这是资本主义，很多精英分子都去忙着赚钱了，而且活得安静。
一旦当了政客，你家祖宗三代被人骂个底朝天，家里永远不得安宁。我太太和孩子
都不会支持我从政的。玛尔尼和咱不一样，他法学院考试不及格，没人要他做律师。
但他天生是一个讲大话的人，适合做政客。他也不怕别人骂他。”
由此可见，西方人对当官并不很热心。而且也没有中国人对官员的那种“崇拜
心理”。官员，也就是国家公务员，不过是一个人所谋得的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而
已。
海登做过很多案子，阅历广泛，似乎对什么事都不以为然。一次，蔡世新问他
：“你的御用大律师头衔，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很了不起的。”
“哼，这有啥，你做20年律师，写些专著或法律文件，再跟政府那些家伙拉好
关系，就能拿到。什么御用的皇家的，我才不给女王做什么律师。给她做，肯定没
钱。没钱的事，我是不做的！”海登的祖先是苏格兰人，十九世纪中叶，因为不满
英国女皇的统治，才移民到加拿大来的。蔡世新相信他说的是心里话。
在海登他们这些人的眼中，最优秀的人才是创造高科技产品及领导大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