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虽有所借用，但归根到底仍视之为异已。《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第一款载明“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所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便是为加害刘永福及黑旗军埋下的伏笔。法国还以黑旗军的撤退、解散作为交还澎湖的条件。之洞对此了然于心。“法恶刘、总督恶刘、北洋恶刘、岑师恶刘。法恶之而甚畏之，故约以此为首。”③他的态度是，应从维护民族利益、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刘永福黑旗军，“推诚相待，善为拊循，勿以节殉为词而遽罢其兵，勿以部众细事而苛绳不已，庶几平日无嫌，缓急有用，则所以厉海内忠臣猛士之气，即所以绝敌国妄生窥测之心，于海防大势不无裨益。”④为此，他为如何安置黑旗军颇费心思。“留越法不许，屯滇岑不许，处粤边必生衅，处腹地必累刘，洞皆不敢允。”⑤考虑再三，“该提督惟有依鄙人左右为便，有军务时既便于任用，兼可娴习礼节，与官场各衙门熟习联络，为东将居东地，此久计也。”①他于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龙泉冈为其修筑营房以为驻扎之区。在《刘永福到粤折》中，之洞称刘“为人沈静骁鸷，知恩畏法，勇而有谋，深明洋战窾要，又肯讲求，后门枪炮是其所长；特生长边鄙，质地甚朴，听言易受人欺，吝惜财物，不忘人过，是其所短。至于不识文字，性情间有暴急之处，乃武将常情，无足为异。其治军纪律在越则甚疏，入关则甚整，是本有治众之才，但视其加意与否。”②当然，张之洞竭力护持刘永福黑旗军，也包含着用纲常伦理改造它，使其服务于清廷统治的深一层用心，但这样做毕竟保存了抗敌有功的良将名师，有益于国家民族。
和约签订以后，“越全属法，边患无已”，“款局虽定，边防难撤”。之洞为加强两广边防，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防军布署。之洞认为，广西与越南接壤处，山崖纷歧，路路可通。边境重镇龙州，“视全桂腹地，东省上游。据有建领之势，实为两粤利害所关”。之洞将广西提督驻所由柳州移往龙州，以利控辖全局。又“镇南一关尤为中外铃辖，……关中之后，关之左右各路均须择要设防，而后气势不形单薄，不致有腹背受敌，时腋乘虚之虑”。以十二营专防镇南关中路，四营防东路，六营防西路，“路宽者筑台安炮，路窄者设卡开濠”③。
加强通讯联络。派员勘设龙州至镇南关电线。又与云贵总督岑毓英会商，开通广西南宁至云南马白一线的电讯，沟通京、粤、桂、滇，以备战时之需。之洞表示：“此费云贵必不愿出，政府如果锐意防越，洞当筹之。”筹款购炮筑台。之洞奏请朝廷增加拨款，为镇南关、龙州、廉州、琼州前线防军购炮、筑台，并募专营驻守，以固边墙。勘立滇桂边界。为了防务的需要，之洞令部属对中越边界重加履勘，编考旧闻，“覆加研核，益得其详”①。得知法国“勘界多系武职，意在考究形势，审探路径，用意甚深”，之洞亦选派总兵侯勉忠等十一员随往勘界，”令其周历险要，审度筑台设戍处所，考究车行出入道路，藉资阅历，以备他日有事之用。”②①《全集》，卷十八，奏议十八，《辨认钦州老界绘图列证请旨饬办折》。
②《全集》，卷十三，奏议十三，《派员随勘滇桂边界折》。
①《中法兵事本末》。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48页。
②《全集》，卷七十四，电奏二。
③《光绪朝东华录》十一年二月。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牍三。
②胡传剑：《盾墨留芬》卷八。
③《中法战争》第四册，第504页。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犊三。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电犊七，致东舆邓钦差李道台、王道台。
③《全集》，卷一百二十四，电犊三。
④《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刘永福到粤折》。
⑤《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犊四，《致龙州李护抚台。苏督办唐主政》。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南宁陈倅文垿刘提督永福》。
②《全集》，奏议十四。
③《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筹议广西边防折》。
第四节 洋务事业“小试其端”
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启示，又因晋省百业凋敝，振刷维艰的刺激，已经迈出了向洋务派转化的第一步。此后不久，他奉调离晋，所筹划的各种事业，未及付诸实施。到广东后，下船伊始，“即逢海警。内防外援，应接不暇，兵食兼筹，无一不难。”③待到战争结束，方才静下心来，着手治粤的各项举措。中法战争使张之洞直接接触到外部世界，战争的曲折艰难和令人愤懑的结局，更加速了他转向洋务派的进程。战争期间，之洞筹款购械，饱受捉襟见时、仰人鼻息之苦。他说：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两，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①查水陆各军，需用枪炮，概系购自外洋，不但耗蚀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
实践是修正认识的准绳。抚晋督粤的政务洗礼、兵燹磨难，逐渐褪去了之洞身上那清流党人动辄“援引经旨，侃侃谔谔”，放言高论，不免空疏的气味，而步曾、左、李之后尘，走上“求强”、“求富”的“洋务”之途。“天下事每惮于劳费而创始。故臣愿以粤省创之。”③张之洞决心在两广任上，一展宏图。对于之洞这一思想转变的枢纽，跟随之洞二十余年的幕僚辜鸿铭，揭示得明白：
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为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保名教。张之洞在粤兴办洋务，要在以下数端：
（一）建造军舰，筹治水师
张之洞首先着手开办与国防、军事相关的事业。他认为：
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夫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详，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②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镇南关战役刚刚结束，之洞即令修复黄浦船坞，制造浅水兵轮。一年后竣工四艘，命名日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分别为七十八马力，六十五马力。后又建造小型铁甲舰广已、广玉、广金，均为七百吨位，置炮八门。
马尾、台湾战事，使之洞明瞭大治水师的重要意义。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之洞上《筹议大治水师事宜折》，提出建立北洋、南洋（浙江）、闽洋、粤洋四支舰队，以改变李鸿章办理海军多年，“仅就一隅创建，未合全局通筹”的状况。他意欲自掌粤洋水师，五年而大备，“自足以隐慑强敌，靖我环瀛”。这个宏大的计划终未实现，但到八十年代未，广东水师已拥有大小兵轮三十余艘，防卫内河的能力大为增强。
（二）编练广胜军
之洞在山西时，己萌生编练不同于绿营、勇营的新式武装力量之念，到广东后方见诸实行。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令记名总兵李先义募兵二千五百人，编成广胜军，摒弃旧式冷兵器，配置德制克虏伯行军炮及后膛快炮，采用新式训练方法，“一练卧枪，一练过山炮，一练掘造地营，一练安放火雷，一练修筑炮台，一练临敌散队，一练洋式火箭，一练安设行军电线，一练疾步逾壕越岭，一练夜战，一练坚守地营及浚濠筑墙一切工程”①。之洞十分重视这支武装，每月亲往校阅。他设想“总以近日实验为师，不以旧式之虚文为美，期于专备洋战，避短用长，务成劲旅，俟一军练有成效，再当推行诸营，以期次第改观。”①后来之洞在苏、鄂等地编练自强军和湖北新军，不少骨干，即来自广胜军。
（三）创办军火工
业光绪十二年（1887年），之洞于广州城北石井墟创设枪弹厂，厂区占地三十余亩，从上海泰来洋行购得机器，可造毛瑟、梯尼、士乃得、云者士得等四种炮弹，日产八千粒。后来，品种发展到六种，日产也提高到两万粒。之洞对此并不满足，认为因”经费所限，故仅得小试其端。”②次年七月，之洞又筹建枪炮厂。他致电驻德公使洪钧，询问制造新式连珠炮及克虏伯炮的机器价格。洪钧建议，“沪厂即能造小炮，似不值再设厂。”之洞复电：“沪造小炮未精，仍拟粤自设厂。”③他选定广州西北四十里的石门地方作为厂址，建厂费用，则向官弁绅商募集捐款八十余万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初六，之洞正式具奏，报告筹建枪炮厂情形。但是五天以后，清廷上谕，调之洞任湖广总督。向德订购的机器后移运至鄂，建成湖北枪炮厂。
（四）开设水陆师学堂
为培养不同于旧式将弁的新式军官和军工科技人才，之洞于光绪十三年于广州城南四十里长州地方，利用原“博学馆”舍址，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仿北洋水师堂和福州船政学堂章程，聘请外国教习，传授各门课程。水师学堂聘英人任教，分管轮、驾驶两堂，前者学轮机制造运用，后者学舰船驾驶攻战。陆师学堂聘德人任教，分马步、枪炮、营造三堂。水陆师学堂学生均分内学生、外学生和营学生三类。内学生从原博学馆学生通晓外语、算术者中选拔；外学生招收年十六以上，三十以下的文理初通者；营学生则选拔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进修近代军事知识。学习三年为期，期满后，对毕业生择优选派出国留学。为便于学生营演操练，学堂设有操场、帅台、演武厅、机器厂、铸铁厂。又调广东水师广甲兵轮一艘，专作水师学堂学生训练实习之用。之洞要求各堂学生每日清晨诵读”四书五经”，“以端其本”，然后再习各门专业课程。强调“中学为本”，注重专业实践能力，是张之洞办学的两大特征，广东水陆师学堂即开其端。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又于水陆师学堂内增设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专科，每科招生三十名，延聘英人赫尔伯特等分任教习，培养洋务人才。
（五）开办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两大目的。“求富”的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民用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以“与洋货相颉颃”。广东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远较其他地区为甚。八十年代以前，这里没有一台新式织机，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传统棉纺织业日形萎缩。张之洞目睹于此，决心发展民族机器纺织业，他指出：“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①他派员调查广东中场洋布销售行情，得知原色扣布等六种最为畅销，便将布样及国产棉花样本寄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在英试织，并订购机器。
前此，李鸿章于光绪八年（1882年）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①取得纺织专利权。为避免纠纷，之洞致电李鸿章，申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②李复电称：“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织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嗣因法事，郑观应经理不实，现甫从新整顿，集股无多，尚难大办。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③表示对广东纺织业的宽容。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所订英国织机运抵广东，此时之洞已移任湖广总督，经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约1888）商议，将织机转运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官局。
钢铁工业是近代产业的基础。为解决军工和民用对钢铁的需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之洞奏请于广东建设炼铁厂。其奏折云：
窃以为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两广地方产铁素多，而广东铁质尤良。前因洋铁充斥，有碍土铁。经臣迭次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复奏免炉饷，请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多方以图，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他致电驻英公使，请与英国谐塞德公司谈判订购高炉设备。英方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之洞虽有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良好愿望，亦不乏“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②的坚定决心，但却不具备起码的专业知识，又不肯屈尊下问，竟然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作复。英方哭笑不得，便也不与之计较，“照英国所用酸法配成大炼钢炉（即贝色麻炉）两座，……另以碱法制小马丁炉媵之。”③这些设备后转运湖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