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评传- 第39部分

　　张之洞“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近代战争规律的。他采取的种种提高官兵素质的措施，也都收到明显功效。无论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方面衡量，湖北新军都堪称全国一流。湖北新军的这些优势不仅使他们在历次秋操会练中名列前茅，享誉全国，而且也令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一点，正是湖北新军大不同于“北洋六镇”的特异之处。
　　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同为清季首先编练而成的近代精锐之师。但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铸成封建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便决定了它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成为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较为松弛，张之洞虽也注意防范革命势力在军队中蔓延，但为了避免朝廷指责、干预，他对于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一般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往往是除名了之，不予深究，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力量，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张之洞的的“身心性命之学”，归根结底是通过编练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近代军事力量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不致急速崩塌。但是，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这恰如时人所论之”种豆得瓜”，而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53页。
　　②《全集》，卷一百，公牍十五。
　　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④《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③《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①《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的奉折》。
　　③许编《年谱》卷七。
　　④《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十分被动的的情势之下展开。张之洞在其政坛生涯中，虽未曾以外交为专务，但在疆吏职守内每每涉及外事，于此多有主见，同时他对朝廷外交战略亦屡屡建策，颇富创意，在外侮频仍、御外乏术的晚清堪称难能。

　
第一节　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但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早在“清流”时期，张之洞即高张维护主权的旗帜。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大片土地，赔款五百万卢布。张之洞于为此上《熟权俄约利害折》，《评筹边计折》，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虽“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但“不改此议不可为国”，显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凛然正气。出任封疆后，张之洞面对“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态势，更深切地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和艰难，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他认为：
　　中国与各国交谊，本无歧视，然办理内政自有主权，办理外交须有成案，外人断不能凭空强为干预。……中国毫无主权，任人干涉，其将何以为国！①虽然张之洞未能对列强侵华的经济—政治动因作出深入分析，但他清醒认识到这种侵略损害中华民族利权的严重性。他认为，西方列强有如“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②在近代世界强列政治中，“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③万不可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唯有在增加国力的基础之上，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④张继煦概括张之洞所主持的对外交涉的特点是，“光明磊落，推诚布公，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毋逆诈以资口实，毋通融以贻后患。”“与外人周旋，遇无理之要求，国体所关，及人民利益之宜保障者，开始即严加拒绝，虽百端恫喝，不为所撼。”⑤揆诸史实，确为的论。
　　对于李鸿章主持朝廷妥协外交，割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主权以苛安一时，张之洞一再表示强烈的不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比较各国外交时论道：“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①他认为“政府一定宗旨”当是“所有自有权利，无论系何地，皆不愿专让他人。无论何国，无论在何处，亦不应占我各项权利。”②为此，他与李鸿章之间多生扞格，以致军机处不得不出面调解，一方面称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一方面责备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③李鸿章主持贫弱虚空之老大帝国的外交事务，“身处其难，原多委曲”，固非空言；张之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发言太易”，亦属实情。李鸿章因此而有意引张入枢府，让他分尝当事人之苦头，但却为之洞所拒。不过，张之洞于地方疆吏职守之内，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民众权益方面，确是毫不含糊，尽责尽力，口碑流传民间，实绩载于史册。
　　张之洞直接经办涉外事务，始于两广总督任内。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主权问题，绝无退让余地。他在给广东臬台的电报中强调：“粤省洋务，不宜迁就，凡仆所坚持者，皆万不可许。”①当时广东全省常税为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控揽，之洞认为此万不妥，应力争收回税权。他一再陈说利害：“赫德揽收全粤常税，力挤监督”，其心“狡而毒，意在全纲中国利权”，“既夺全粤之税，必笼全粤之厘……将来不尽夺各省海口长江之利权不止”②，“今以洋员全夺地方官之权，挠我内政，以后粤省虎门以外纵横数百里耳目所习，将不复知有华官法度，非特利权有损，并干事权有妨”。之洞进一步说明：“广东为中华海疆第一道门户，粤防驰则沿海皆为兵冲，粤力尽则南洋更无可恃，此事关涉重要，臣等属与司道以下各官筹议，无不同切隐忧。”他表白此议绝非为广东一省争利，而在争国家主权，申明自己“断不至为粤省地方官与税司争权，况无损粤饷，更何必为粤省司局与税司争利，特以中外大防所系”，故不得不“痛陈管蠡，上达宸聪”③。对于列强势力以种种形式渗入粤省各地，之洞保持高度警惕。光绪十三年（1887年），琼州道报告，有洋医冶善基在那大地方设局行医。之洞立即电示：“此事万不可行，洋人用意甚深谲，每藉行善事购地起屋，影射侵占，招引族类愈推愈广，遂成世业，为害无穷。”命琼州道将其驱逐，“勿任久踞滋弊。”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人出国佣工、经商者日众。广东为出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华裔桥民在欧美、东南亚及澳洲各地辛勤劳作，为繁荣当地经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澳大利亚先后通过“排华法案”，形成迫害、驱逐华侨的逆浪。在这种情形下，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便成为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一大德政。他得悉旧金山等地华侨被杀害，商店、住房被烧毁的确实情况后，立即约请美国公使田贝来广州会谈，严正警告美方，如不立即停止迫害华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驱逐在粤的的美国侨民。他还电请总理衙门，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方惩处凶犯，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专奏《会筹保护侨商事宜折》，提出政府应派员常驻华侨聚居地，与驻在国方面妥为协商，保护华侨利益，体现国家尊严。在他的推荐下，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盐运使余�二人出使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与各地当局恰商华侨事宜，所到之处，“华民欢呼爱戴，望派领事极殷”①。后来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张之洞又托他赠送中华文化典籍与侨胞，以期“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②西方基督教自唐代即传入中国，但长期未得广泛流传。明末清初大批传教士东来，基督教始于皇室及上流社会内传播，但不久亦遭康熙、雍正二帝的禁绝。鸦片战争以后，教禁渐开。《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来至中国，一体保护”。《中美望厦条约》也载明：“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从此，西方教会势力迅速渗透中国各地。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教宗旨迥异，文化冲突势所难免，加上部份传教士及教民依仗列强侵略势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以六十年代以后，各地教案迭兴。张之洞抚晋、督粤，移节湖广，都经手处理了一批教案。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设立教案局片》中论及山西各地教民冲突的起因时说：“缘奸民持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详核新旧各案，皆悉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①。为了保护人民正当权益，惩处刁顽教徒，他专设教案局，于发生教案后，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对逞刁之教民，将其驱逐，对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中法战争期间，法领事法兰亭称开战以后，广东全省教堂损失共值三十余万元，要求赔偿。张之洞“正言力拒”，驳其“荒谬实堪发指”，“此事万无许理，分文不能偿给”②。在处理九十年代湖北武穴、宜昌、长乐、利川等地教案时，张之洞一方面固然视民为“匪”，严加弹压，另一方面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对列强的无理蛮横要求以有力抵制。英国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张之洞驳曰：“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③，并拒绝“一一拿办”旁观者的无理要求。对于宜昌教案，之洞认为“愚民集众滋闹，固属不应，而该堂之不遵告诫，启嫌误事，亦不能辞其咎。”④在《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饬黄州教士回汉文》中，张之洞诘问道：
　　今如教士到境，民情既不愿其来，而教士又坚持而不肯去，不自责其传教之无方，而责人以保护之不力。西教之道，果如是乎？在教士有冒险之虑，在地方官有掣肘之患。教士游历，并无定在，岂能处处皆以兵力弹压，此非入内地传教也，特入内地生事耳。①对于法国领事要求派兵保护教堂并严办襄阳各案，之洞据理相争：中国军队驻扎何地，“有关机宜，惟当局者能知其扼要，岂外人所得搀预议论。”如果法国教士身家不保。自为该领事分内应办之事，若教民身亡，自有地方官申愬，不惟教士不应干预，即该领事亦不得越俎，应听地方官自行审办，此乃有关中国主权之事，不可含浑。”该领事将教民相提并论，亦属不合。”②总之，张之洞处理教案，“以保主权，守条约，卫人民为主旨”，不卑不亢，不像有些疆吏一味妥协，”惧酿重大交涉”，“多杀无辜，以谢外人”③，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
　　租界，是两方列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肌体上滋生的赘疣。张之洞对于通商口岸租界之开辟深以为虑。他认为“上海旧日各租界，名为中国境内，实已与各国土地无异”④，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对于各国急欲扩大租界地面，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今日急务则莫如限制洋人于租界外占地一事为最重”，否则，“流弊无穷，不堪设想”。他针对各国占地，先筑马路，继则设捕房、挂路灯、编门牌的“蚕食”伎俩，决定“凡租界外洋人马路已到之处，即于其地接造马路一段，迎头拦截，彼自不能轶出范围”。同时严禁华人私卖土地与洋人，如有违者，严治其罪，并将该地充公，地价追缴入官，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口法领事要求拓展租界至芦汉铁路所经之地面，张之洞坚决拒绝，“铁路所经，乃两旁之地，必须全归中国管理，断断不容旁落。距铁路六十里之界，断断不能逾。法领事终不能再有所要挟。”②这些举措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侵略势力的扩张，维护了国家权益。在对外交涉中，张之洞每每挺身维护中国民众权益，毫不退让，即便挂冠而去也在所不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美最时洋行驻汉口分行欲在汉江安设趸船。张之洞认为其选中之地紧靠龙王庙码头，有碍官商民船渡江，夏秋涨水之际，趸船锚链必然对往来船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坚持不许。德方通过外务部压之洞就范，”耸以危词，意在必得”。之洞义正辞严予以驳斥：“德使只知保护美最时一家利益，不知华民权利亦须存留，华人性命尤须保护。”“若美最时趸船果设，吾不能见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