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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一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了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①何启，胡礼垣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②。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务，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般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意义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以固有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为主，这似乎无可指责，而提出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更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开通的文化观，相对于那种视一切异域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欲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观念，是一种进步。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近代思想家鼓吹“中体西用”者其用意和侧重点并非同一。由于政治分野和学脉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实质性文化主张也大异其趣，这既表现在对“西学”采纳的深度广度各不相同上，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学”的理解角度与强调层面的差别上。
“中学”，或曰“旧学”，本身是一个定义域十分宽泛的概念。作为文化民族性的特殊表征符号，它可以而且应该涵盖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一切理论结晶，以之与异域文化相区别。这时，“中学”的时代阶段性特征便被抽象掉了。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派、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中体西用”论者，才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中体西用”才得以成为“时代流行语”。一旦思维的运作与语义的辨析深入到“中学”的具体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含义，“中体西用”论者的分歧便立即显现出来。
十九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思想界的改良派新学家们所主张发扬的“中学”，其侧重点有别于洋务派。洋务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罩到张之洞，都以“名教”捍卫者自居，他们所力倡的“中学”，侧重点在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的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其纲领便是“三纲”。而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新学家，在阐扬中学时，共同特点却是菲薄“近古”之学（秦汉以降的专制主义文化），崇尚“远古”之学（尧舜—三代文化）。他们都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维路向，所提倡的“中学”更多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如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藉助于西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作佐证。向“文化原本”复归，从中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并以之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相比照，成为近代新学家普遍采用的运思路线和论证方法，这也是他们对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的“中学观”的超越之处。
冯桂芬申述官制改革，引述《尚书·尧典》的“师者众”说、《论语》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说、《孟子》的“国人曰贤然后用之”说。他将这些概括为“三代上固有善取众论之法”①。
王韬在倡言君主立宪时，特别指出英国时下正在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古意相通：“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独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
梁启超论证“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②，其“中体西用”之意甚明。但他提出的“中体”改革的依本，则在于“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③他的《古议院考》论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为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全国’，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正是秦汉以降宗法一专制制度的理论概括，而与先秦的文化原典精神相去甚远。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中指出，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一再申述的“三纲”之说，出于《礼纬》，《白虎通》引之，董仲舒论证之，朱熹发挥之，都是后儒之作，而并非儒学原教，所谓”三纲之说非孔孟之言也”。这种剖析，对张之洞以“三纲”说为核心的中学观，以及整个“中体西用”论，无异是釜底抽薪。
张之洞中学观的特点在于，有意抹煞远古（先秦）至近古（秦汉以降）中学性质的变迂。他宣称：“我圣教行中上，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师，汉唐及明，崇尚儒术，以教为政”①。请特别注意，张之洞在这里有意在“五帝三王”与“汉唐及明”之间，略去在中华文化史上虽然短暂但却有极端重要意义的“秦”一段，大而化之地将“政教相维，古今之常经”认作“中学”古已有之的文化精髓，从而掩饰他以“近古”（秦汉以降）的政治专制、文化一统作为“中学”实质与重心的用意。在张之洞看来，“中学”或曰“旧学”的根本价值，绝非三代的远古民主遗风和百家争鸣学术空气，而在秦汉以后千年不绝的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家文化一统格局。“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不过虚文，“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②才是枢纽所在。这便是张之洞与冯桂芬、王韬、粱启超等人“中学”观的分水岭。也正是由于这道分水岭，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才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和守旧文人的喝采，同时又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人士的抨击和唾弃。
就政治分野来观照，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显然比梁启超等人的“中体西用”更现出历史的惰性，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在清代的现实面目。在张之洞生活的年代，现实生活里的“中学”，不折不扣就是秦汉以降建立在君主专制、文化一统基地上的观念形态，而远古民主遗凤及”和而不同”的生动活泼的文化气息，早已退隐衰微。梁启超等人走“返本开新”、”托古改制”的曲径意在否定秦汉以至明清的专制制度和文化大一统，争取一种近代性的跃进，其思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倡导古希腊文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张之洞的中学观相比较，梁启超的中学观代表着新的时代方向。
从哲学思想而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意旨出自《周易》关于易道包含“变易”与“不易”两义。张之洞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①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不可变易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便是”中学为体”的理论依据；法制、器械、工艺是可以变易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这一层面可以“以夷变夏”，故尔应当“西学为用”。这种从“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出发的“中体西用”说，依据的是不彻底的发展变易观，触及到文化内核部分，便陷入僵化静止。
②《过渡时代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第5页。三联书店1960年版。
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②《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序》。
③④《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7页。
②《〈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格致新报馆印。
①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公黜徙》，光绪十年江西刊本。
①王韬：《彛拔穆纪獗唷肪硪弧�
②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1册。
③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同上。
①《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②《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第六节“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曾经流行过半个多世纪。就像一个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作用总是受到具体时代条件变迁的制约一样，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文化观念的客观意义，也会因其所处具体时代条件的变迁而发生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转折。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用武力撬开封闭的中华帝国大门。几百年相对停滞带来的落后这一严酷现实，将中国人逼上探寻“富国强兵”之途的艰难历程。在痛苦地承认失败之后，一小批开明的士人明智地选择了打败自己的敌人作为”老师”，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中华民族那根十分敏感的“夷夏之大防”的神经。为缓解一般社会舆论对于学习西方的抵触乃至仇视情绪，同时也因为开明士人自身认识所及深度的限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无可争辩地体现出它开通、明智的一面。从认识水平看，它是思想进步的一大突破：从社会效用看，它又是缓解矛盾，排除障碍，使“西学”得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身立足的“安全岛”、“保护层”。可以说，在戊戌以前，“中体西用”说自有它产生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因而较多地体现出历史作用的积极的一面。作为“过渡时代”的一种“过渡型”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证实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